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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to-Kovo——布尔什维克的本我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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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由纳森•莱特斯写的一本小书《政治局操作法则》被美国谈判代表当作战术指南来使用。莱特斯的研究体现在部头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研究》一书中，这项研究是由美国空军规划部倡导的，这个部给予了莱特斯的首创性研究方法以强大支持（这个方法现在已被运用于法国政治研究），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工作作更详细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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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的研究开始于把“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界定为社会历史中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尝试。界定历史特征的尝试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这些天里我们多少被有关“指向内心的新教徒”形象弄得疲于奔命），莱特斯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选择了一套新颖的范畴，尤其是他的方法。不存在对行为的任何观察。像马克斯•韦伯从路德、加尔文、巴克斯特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引申出“新教伦理”一样，莱特斯审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从中引申出约束布尔什维克党的相似规范。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是对奥勃洛莫夫（Oblomovs）[62]的“反动”，奥勃洛莫夫以睡眠来虚度光阴；它是对拉丁斯（Rudins）的“反动”，拉丁斯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而绝不可能成为实干家；它也是对优柔寡断的、心灵残缺的和喜怒无常的学者们的“反动”。像波勒斯•毕勒涅克（Boris Pilnyak）[63]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反对我们俄罗斯悠久历史中古老的农民劣根性，反对它的无目的性，它的没有目的论的特征……反对托尔斯泰的得过且过的哲学”。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德训诫强调要抵制唯我论，反对“败坏知识界的名声”。契诃夫（Chekhov）曾经说过：“如果所有社会主义者都用霍乱来达到自身的目的，那么我将鄙视他们。”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而言，对不择手段的拒绝纯粹是软弱和愚蠢的一种表现；在布尔什维克学说中，最糟糕的唯我主义者恰恰是那些洁身自好的人。布尔什维克党追求人性，并且其“纯洁性”不在于个体对不道德行动的拒绝，而在于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献身。在这样的献身中，个体发现自己既抵制了唯我论，又抵制了人格的不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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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喜欢谈论终极事物和神圣价值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相比，布尔什维克对神圣事物保持着沉默。布尔什维克反对宣泄情感的罪恶，而颂扬节制的美德。他们反对抑郁的消极性格、内向、神经质的敏感和躁动不安的古老俄罗斯倾向，反对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持续追求，反对不断地去追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只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目的的确定性、对行动的承诺、敢于冒犯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上的“当机立断”。不愿过一种没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过一种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满足的生活，那种满足引起了焦虑和罪过，从而导致众所周知的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好奇。高尔基（Gorky）说，在其年轻时代，男孩们愿意一动不动地躺在铁轨上，任由火车从他们上方开过。与此相反，存在着工作和党的持久目标。死亡仅仅是一个人有用生活的终点。针对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自杀事件，列宁写道：“如果一个人不再为党工作，那么他必须能够直面真理且像拉法格之类的人那样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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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认为，从伦理和道德气氛因素中出现了政治“操作规则”（operation code）。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来说，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概括：即Kto-Kovo——按照其字面含义，就是“谁控制谁”的意思，但是在其最激进意义上，就是“谁杀死谁”的意思。政治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使用者和被使用者的关系，不可能存在任何中立者。如果政治学是关于Kto-Kovo的学问，那么，所有的政治策略都是受如下根本原则指导的：一个人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他不应为他人的挑衅所动，不过，一旦他准备停当，便应立即采取行动，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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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些粗浅观念陈述的箴言已经成了政治常识，这些箴言类似于军事战略家的一般箴言或马基雅维利的行为准则。莱特斯的分析之所以独到，就在于其对细节的考察：布尔什维克对谈判程序细节的利用；通常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人身攻击（维辛斯基［Vishinsky］在联合国大会上傲慢地称罗摩洛［Romulo］为“一个空桶”，然后，又给在罗摩洛家里开的招待会送玫瑰）；挑衅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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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把敌人描述成同样地冥顽不化居心叵测的人。正像布尔什维克看待自身一样，“大资本家”（big bourgeoisis）是需要小心对付精于心机的人，他们一边控制着权力，一边又服从着权力的“法则”。政治行动不是偶然的；反对统治阶级的任何行动都只能是那场持久战争中的一次敌对运动，那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另一方面，对小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者，布尔什维克只对其表现出了深刻的轻视；他们是感伤的、好幻想的、易为意识形态内容蒙蔽的、侈谈说教的，一言以蔽之，从根本上说，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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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与其50年前是否一样呢？在某些重要方面，它是一样的；莱特斯相信，存在着某些恒定不变的模式。在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还是一个面对着一个敌对的国家的小党；现在，在它看来，它面对着一个敌对的世界：其基本姿态至今仍然是相同的。在革命之前反对敌对政治组织的行为曾经在小咖啡馆和大会议厅里得到了表现；现在，其展示的地点是世界政治的大舞台：它重复着相同的行为。对程序问题的热衷——那些问题产生于这样的信念：一个细小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重大问题因而不能对此姑息迁就——在列宁1900年对《火星报》（Iskra）编辑委员会的组成中得到了证实（在当时他与敌对的社会民主党人“共存”），那种热衷在1921年的党内争论中得到了全盘复制，并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及外交部长会议的国际谈判中再一次得到了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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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的政治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政治是谁控制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活动，那么作为一种持久妥协的“并存”现象是不可能的。莱特斯直截了当地总结道：“根据西方人的观点，与外部团体达成的一个解决方案——一个明显地、无限期地削弱想要相互消灭对方的威胁的协议——是一个（纵使）令人不可理解但还是要作出的缓兵之计。那必定是一些双方一直在考虑的并且会一再地订立的协议。”[64]但是，党“仍然要充分意识到基本的冲突”，并在战略性时刻要做到当机立断。正像列宁说的那样，承诺就像馅饼的外壳，是“迟早要破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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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莱特斯对精神分析见解的运用，因为莱特斯著作的新颖性就在于此。如莱特斯那样，如果断定布尔什维克特征的来源在于对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极端心情的一个反动，就好比是在没有弗洛伊德帮助的情况下去撰写历史；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完全意识到他们是在颠覆俄罗斯特征的传统模式，是在克服卡拉特耶夫和奥勃洛莫夫。但是，当莱特斯把布尔什维克特征说成是对无意识的、势不可当的欲望的“反应模式”的时候，他研究的政治方法就是精神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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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莱特斯的观点，两个主要驱力阐释了俄罗斯人的思想特征：对死亡的着迷以及潜在的消极同性恋冲动。俄罗斯知识分子展示出来的对死亡的迷恋激起了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例如，托尔斯泰无法容忍有关死亡或性的观念。）布尔什维克反对那种迷恋，其抵御方法是通过工作来蔑视死亡，更重要的是，通过把自我融入于包容一切的、永垂不朽的党之中来体现个人的无所不能。因此，莱特斯写道：“以前俄罗斯人因人终有一死而看破红尘，如今则和布尔什维克一样，认为死亡是空洞的、微不足道的，死亡干扰不了生活。”[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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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纪律成为最重要的东西。它是抵御各种可怕感觉的基本防御方法。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曾经说过，在流放期间，列宁会几小时着迷于下国际象棋。“而他一回到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不再下棋了。他说：‘下棋占去了你太多的时间，且有碍工作……’”她继续说道：“从青少年时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66]就能够做到放弃妨碍其主要工作的任何活动。”在流放期间，许多政治犯经常去看电影，而另一些政治犯则嘲笑这种娱乐方式，更喜欢做一些散步之类的体育锻炼。克鲁普斯卡娅说，这个团体就分解成喜欢看电影的人和反对看电影的人，后者被戏称为“反闪米特人”（anti-Semites）。克鲁普斯卡娅在写给列宁母亲的信中说：“沃洛佳[67]是一个坚定的反对看电影的人，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散步者。”[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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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同性恋主题，一个深深扎根于精神分析奥秘中的主题，被看做俄罗斯心智欲望的一个既到处弥漫又遭受压抑的因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由通常的筋疲力尽的和一蹶不振的人物作出的最高情感流露就是进行相互拥抱和亲热。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拥抱的幻想是可憎的和可怕的。当列宁描述那些曾经与其有过亲密关系而现在已经投靠敌人的人时，他会说他们彼此“亲吻”和“拥抱”。（谢德曼分子（Scheidemannites）亲吻着拥抱着考茨基[69]；“伯恩斯坦的追随者们厚颜无耻地把飞吻抛给了［普列汉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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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莱特斯来说，一个更有意义的线索存在于以破裂告终的列宁的大量亲密友谊之中。这些人包括司徒卢威（Struve），19世纪90年代的一个亲密伙伴；波特列索夫（Potresev），一位早期《火星报》同事；普列汉诺夫，向孟什维克“投降”的让列宁“既爱又恨的敬爱的导师”；阿列金斯基（Alekinsky），或许在1905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列宁后来痛斥他是德国特务；还有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y），布尔什维克在国家杜马会议上抨击了他，列宁说他“不会是另一个阿列金斯基”，结果他后来成为一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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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说：“有人可能会推测——在此讨论的资料仅仅表明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所持有的你死我活的信念，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想要拥抱别人或为别人所拥抱的充满恐惧和罪恶感的渴望。这个假说与莱特斯研究中描述过的确实存在于布尔什维克中的某些倾向相吻合：害怕被动，害怕被人控制和被人利用，害怕臣服。一旦一个人通过肯定杀人渴望来否定接吻渴望，利用投射机械论，这将有利于增强某人对敌人正渴望着杀人的信念，或许布尔什维克大量地利用了这种机械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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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什么证据才能得出如此概括性的推理呢？纵使我们完全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但是在没有对布尔什维克领导者进行精神分析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这些判断成立呢？莱特斯的方法是检测臆想的幻念、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使用的独特的文学隐喻，以及在俄罗斯文学中布尔什维克给予认同的或攻击的虚构人物。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人对待它的态度似乎使得这种检测成为可能。几乎没有一种文化的虚构人物如此鲜明地规定了其民族类型，这些类型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系列人物——卡拉马佐夫兄弟、拉斯科尼科夫、梅什金、韦尔霍文斯基；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以及契诃夫笔下的各色人物。[71]俄罗斯人把所有这些人物都作为心理学面具来接受或拒绝。像莱特斯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其讲话和说教中频繁地引用了这些人物并且给予了强调（例如，“奥勃洛莫夫主义”是党必须避免的一种懒惰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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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特斯从这些文学渊源出发，他还吸收了弗洛伊德理论且着重强调了独特意象的潜在意义。例如，对软弱无能的恐惧，对被打败的恐惧（在1931年，斯大林在对苏维埃工业领域的管理人员的一次著名演讲中，仅在一个段落中，10多次提及了战胜别人的意象和被人打败的意象），有关“清除”出布尔什维克党的玩笑，对被作为“尾巴”来使用的恐惧等。因此，作为其理论的主要证据，莱特斯依赖于意象的集合，并且是数量庞大的意象集合。其结果是奇特的、迷惑人的、杂乱无章的引用，他用了大约3000条引文来说明不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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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方法立即引起了对“还原论”的指责，也就是说，所有观点都可以追溯到更原始的东西。因此，列宁对唯我论的猛烈抨击就被看做表现出了对虚无的痛苦，而他对“群众自发性”的抨击则被看做对于本能的、狂欢的欲望满足的抵御。有人会问，在什么意义上，隐藏在观念背后的原始本能比观念本身更加“真实”？每当人们进行精神分析的时候，这是一个他们经常遇到的难题。显然地，潜藏在观点背后的心理本能无法检测其真实性；对观念的真实性的检测只能在这个观念出现之后才能进行。然而，我们是不会无视这些潜藏的主要源泉的，因为，我们对这些观念的处理还比不上我们对这些观念之被掌握和被使用的方式的处理。莱特斯的论点是：像所有的共产主义观点一样，被人们顽固地、浮夸地和激烈地提出的任何一个观点，粗暴地拒绝所有的合理检测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会作出如下推断：它构成了对强烈的无意识渴望或恐惧的抵御，那些渴望或恐惧矛盾于那个观念。更进一步地，诸如去当兵这样一个明显男性化的职业不是把男人称作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他紧张地、粗暴地，并且超越理智地坚持其当兵时的姿态，那么“常识”允许我们去怀疑，他可能害怕自己缺少他喜欢表现出来的那种男子汉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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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精神分析方法在人格研究上的有效性得到了认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它是否可以被合法地扩展到政治分析领域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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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72]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纽约，1941年）一书中认为，施虐—受虐性格，这种德国中产阶级的典型性格，在纳粹党内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西奥多•阿多诺（T.W.Adorno）[73]及其合作者在他们撰写的《极权主义的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纽约，1950年）一书中指出，追求极权主义价值的是一些刻板而本能的个体。哈罗德•拉兹威尔（Harold Lasswell）在其早期的《精神病理学和政治学》（Sp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芝加哥，1930年）一书中试图证明，政治舞台起着展示个人需求的作用。（例如，因性冲动而产生罪恶感的青少年在强调兄弟般情谊的政治运动的被泛化的“爱”的召唤中找到了升华。）这些研究体现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如下特点：社会结构被看做基础性的，人格的构成要素被看做反应性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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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莱特斯的观点已经超越了这一点。他认为，人格特征确实决定着政治。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动力是行动，这个行动通过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格特征强加于其他人身上，改变了所有政治，并最终改变了社会结构本身。（比较一下有目的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和其他利益集团的政党，或中立的意识形态政党，就能看到这种差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可以被看做历史上少数几个成功的纯粹意志运动之一；在这方面，唯一能与之相匹敌的是某些宗教团体。因为，在现代生活中，观念（抽象的哲学的真理概念）已逐渐地转换成为意识形态（把信条当作真理来奉行），当莱特斯这样分析社会现实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也是令人深思的。因为意识形态其实是想把诸观念、行为和人格统一起来的尝试；它们需要强化承诺。共产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或以色列的集体农场主，或百分之一百的美利坚主义者）不仅应该确信某些事情，而且还应该去行动，去成就某件事情，并且在行动中去确定其人格特征。如果一个人是“虔诚的”，那么他就要“身体力行”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可以说预设了个体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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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再次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东西从根本上决定着人格？像前面已经给出的那样，罗伯特•欧文在《社会的新观点》（A New View of Society）或者爱德华•贝拉米在《回顾》（Looking Backward）中给出的自由主义的和乌托邦主义的回答是：环境培育了人格特征。例如，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本性形成了竞争的人格特征。（欧文在关于自由主义信仰的一段经典论述中说道：“只有摆脱了在人类特征中产生罪恶的这些环境，那么罪恶才不会产生。”在物质产品极其丰富的乌托邦社会里，将产生不同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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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东西决定着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呢？莱特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他的书的目的不在于此。他感兴趣的是描述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模式，以便发展出一个抵制共产主义的实践方法。他认为：无论他对这个操作法则的描述是否真实，都与布尔什维克本能的根源无关。从形式上看来，莱特斯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法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内在的一致性，依赖于使用同样资料的其他分析者的确认，最后，依赖于预测时的有用性。然而，从思想上看来，那个法则的渊源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它们的追溯，我们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社会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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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布尔什维克的人格特征的传统答案是，在革命前夕地下工作条件下的谋反性质——这种环境——造成了布尔什维克精英的独特结构以及独一无二的法则和纪律。但是，还存在着其他的政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革命者，他们也在同样的环境下展开工作。1903年，在列宁和马尔托夫（Martov）[75]之间开始了一场关于党员性质的意识形态争论，那场争论预示着“党的工作”的发展：马尔托夫认为，一个社会民主党成员就是一个基本上赞同党的纲领的人；而列宁则认为，只有一个职业革命家，只有一个足智多谋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党员。这样看来，这个模式在列宁的思想中就已经预先设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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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莱特斯将被迫主张：布尔什维克模式是一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这种纯粹意志取决于某些强烈的无意识驱力。更进一步地，如果莱特斯要想保持精神分析方法的连贯性，那么他将不得不主张如下观点：是列宁的人格特征，这位“鼻祖”缔造了这个党（他的追随者确实称自己为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党的组织和环境造就了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分子。就像在1917年4月和7月作出的一些关键性决定那样，正是列宁的个人意志改变了党的政治方向。布尔什维克党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其他政党都更加证明了意志的本质。布尔什维克运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历史上具有最高自我意识的运动之一。其早期领导人的著作不仅像基督教的《圣经》一样具有典范性，而且也是培养党的“坚强核心”（hard core）成员的“培训资料”（training documents）。个人可能出自各种动机入党，但是，所有人都必须用统一的铸模冲压定形，否则就将被驱逐出去。列宁曾经带着嘲讽的口气说过：“那么民粹党是更加团结的了……就他们而言，众多的小团体并不伴随着激烈的宗派……［不过］民粹党在政治上是软弱的……无力采取任何政治的群众行动……［虽然］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已分裂成无数宗派……但是他们却成功地展开了积极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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