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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饕餮经济学之肚皮收租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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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0，No.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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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看历史书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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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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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得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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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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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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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都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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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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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但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为他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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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第一定律：经济活动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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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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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们镇的居民最初有机会从电视上目睹西方生活时，常有人疑惑道：他们怎么吃那么少？可是30年后，我周围的许多人也吃得那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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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居民比过去吃得更少，几个明显的理由是：首先，机械化大幅减少了他们在体力劳动和家务中的能量消耗；其次，他们吃更多肉食或其他高能量密度的食品，因而从体积上看起来吃得更少了；最后，他们的食物中也包含了更多易消化的深加工食品，从而减少了消化过程本身的能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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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后两点构成了人类进化史上饮食变化的一条主线：为了供养高能耗的大脑，人类必须摄入更多能量，同时又要缩减消化系统的能量消耗，转向肉食、熟食和深加工食品是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与之配合的是对这些食物的嗜好，尽管农业时代的人口压力下，这些嗜好往往难以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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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人比现代人吃得多，还有个理由：饕餮是人类应对食物供给不稳定的一种策略，这在饥荒频仍的古代非常重要。一些饥荒风险很高的族群甚至出现了一些代谢机制上的特殊变化，在食物丰盛时及时囤积脂肪，以便在未来饥荒中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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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昨日之前的世界》里描绘了他所熟悉的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土著在接触现代文明、获得丰裕食物之后的饕餮风俗。最典型的是瑙鲁人，该岛的鸟粪磷酸盐矿让岛民在20世纪中叶一步踏入富裕社会，很快饕餮成风，结果1/3的20岁以上人口、2/3的55岁以上人口都患上了糖尿病，糖尿病也一度成为该岛岛民的头号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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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饕餮经济学之吸血蝙蝠和猎获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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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6，No.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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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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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之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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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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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物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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