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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第六章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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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其流动性，这里说的不是阶层间的，而是社会关系的流动性。对个人而言，就是选择自由，或者说掌握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仍受制于个人所拥有的不同财富、知识、见识和生活态度，但与传统社会地位相当的人比，今天所有人在居住地、职业、配偶、社交圈和兴趣爱好上，都有着大得多的选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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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住在出生地，从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所决定的职业，处于家族、亲戚和邻居组成的社交网络中，被各种习俗和传统牢牢束缚着。可能打破这一状态的，往往是灾难性事件。一生中只有两三次像结婚这样的关口才有机会做选择，能经历一两次诸如科举考试之类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算得上幸运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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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贵族子弟和少数处于边缘地位的特殊职业者——行商贩夫、说唱艺人、游方术士、托钵僧人、刺客游侠——才有机会和能力四处旅行，突破被出身所赋予的那个社会网络而构建自己的社交圈，但即便是他们，也往往为身份所限，仍然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外，因而选择余地其实也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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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种选择即便存在，也是成套的，不是可以自由组合的。你选择在某个地方居住，就必须与那里的邻居交往，否则会被视为反社会者而陷于孤立；你与某人结婚，便须对其整个家族承担姻亲义务；你拜某人为师，便自动与一大群师兄师弟成为同门；如果你选择做工匠或开店，就只能住在城内指定区域，甚至被要求穿着特定款式的衣服以标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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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源自相互交织的多股力量。其中一股力量是经济活动的货币化，在缺乏货币化的时候，交易、合作和生产组织往往建立在各种依附关系之上，农民依附于庄园领主，工匠依附于贵族私人作坊，士兵是领主附庸，商人是贵族的贸易代理，歌舞家是贵族的奴婢，诗人是贵族的弄臣，各种管理者则是贵族的家臣，甚至提供宗教服务的僧侣和修道院也常依附于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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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是一种长期契约关系，通常终身不变乃至世代承袭，个人的绝大部分合作与交易对象被锁定于其中，无从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满足生活各方面需要的消费品和服务，通常以一揽子套餐的方式提供：庄园农民为其领主提供全套产品和服务，只有少数奢侈品花钱从市场购买，因而领地被称为食邑；领主也包揽了其家臣奴婢的全部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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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不便、贸易不发达、交易费用极高、社区之外充满危险的条件下，这种模式可以给人带来稳定和安全感，但显然也削弱了竞争和生产激励。相反，假如产出分配和劳动报酬简单地以货币支付，再用货币购买各自所需消费品，会更有效率，也更多选择自由。所以一旦社会变得更安全，贸易条件改善，货币就会代替依附关系和生存套餐而成为资源配置、生产组织和消费活动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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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流动性的另一股力量是城市化。城市最初在规模经济的驱动下得以扩张，因为密集人口可以支撑更多样化的消费、更精细的分工和更迂回的生产，但规模超出邓巴数[1]两三个数量级的大城市一旦出现，也会改变社交模式；在乡村熟人社会，社交关系是被出身和环境所给定的，而在城市，每个人活动半径内可能接触的人数，远远超出可能与之建立关系的人数，于是便有了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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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股力量是非血缘组织的兴起。传统社会高度依赖于血缘与亲属纽带，家族和经由通婚关系结成的家族联盟，是生产、战争、政治、贸易等各种活动赖以开展的组织基础。血缘能提供合作所需要的信任，但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弊端：家族分支裂变带来的离心力，亲缘与能力不匹配所导致的权力冲突和继承危机，亲亲伦理与专业价值观、职业伦理和商业道德的冲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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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经济繁荣起来，社会变得更复杂时，家族便难以满足日益多样的组织需要，教会、行会、学校、社团、公司、政党等非血缘组织逐渐在各种领域取代其地位。这些构成社会中间结构的组织，是个人在家族之外寻求保护、发展事业和诉求利益的媒介，也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要知道，在缺乏普遍司法保护的古代，孤立的个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存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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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股力量并不同步，各社会表现也很不同。在中国，货币化和依附关系的松动发生得更早，社会流动性也比较高，或许是因为强大的国家权力扫除了各种资源流动屏障；而在西欧，非血缘组织的发育则更早更充分，基督教（不像儒家）是反祖先崇拜的，其组织也是非家族的，西欧的封建制度也较少依赖血缘纽带。这一反差构成了中西社会面貌差异的重要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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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方面的变化，最终在宪政与法治的保障之下，在18、19世纪的西欧演变成了一场全面变革，不妨称之为现代化（或从经济学角度称为市场化）。传统结构全面松动，各种资源要素、社会关系、生产与消费活动，都从中解放出来，进入市场配置机制，经由非人格化交易而流通，个人也因此而获得前所未有的选择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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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商业关系中，合作与交易各方只需在生意上发生关系，别无牵扯；现代企业中，雇主与雇员只需在工作时间发生关系，报酬以货币工资一笔了断；在现代社区，邻居之间只需在公共事务上发生关系，亲戚关系也随感情和际遇而异，并无当然义务。总之，现代社会的所有关系都是有限的、非永久性的、可替换的，因而也是个人可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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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现代人不和他人建立紧密关系，而是说，他们在生活不同方面（家庭、教育、职业、宗教、爱好、政治、学术等）分别与不同圈子建立关系，圈子间彼此隔离，互不牵扯；由于这些关系可以单独解除或替换，任何方面的变故都不至于全面颠覆你的生活，因而你在做出选择时也就更为从容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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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也并非消灭了传统和习俗，而是解除了各种传统之间的紧密耦合关系，个人不再被迫在一整套全面笼罩生活各方面的传统体系中做要么全盘接纳要么彻底抛弃的艰难选择，而是可以在生活不同方面分别追随不同传统，认同不同的价值，习得不同的要素，从而构建起专属于自己的文化体系，拥有独特的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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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从同性恋纷争看文化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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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04，No.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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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吕丽萍在微博上以赞同姿态转发了一位牧师的反同性恋言论，随即掀起轩然大波，引来多位演艺界同行站队表态，无数粉丝跟着声讨欢呼对骂起哄。从对阵局势看，反对吕丽萍的声音占了上风，很高比例的网友宣称要抵制她的作品，金马奖评奖委员会也已取消了对她的颁奖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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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场纷争中，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这些年来文化宽容和多元化在中国社会所取得的长足进展。就在十年前，公开谈论这样的话题多半会引来异样的一片目光，人们对性取向之类的话题更多的是回避和躲闪，而同／双性恋人士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现在，无论哪一方，在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立场上，都显得更加坦荡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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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宽容是市场经济赐予现代社会的一份厚礼，但同时，它也为我们构造了全新的生活环境，个人需要一些适应和调整才能充分享受它带给我们的好处。在传统小社会中，所有人都相互熟识、知根知底，相互间的评价和交往是全方位的，生活的每个方面，从生产食物的方法、饮食禁忌、婚丧习俗、男女交往、家庭纠纷、哺育教养孩子的方式，等等一切，都被同一套伦理规范严密地包裹在一个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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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同一社区的社会成员之间，在习俗、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上趋于高度的同质化，个人在任何方面的违逆都可能使其成为反秩序和反社会者，从而遭受群体的排斥甚至惩罚；每个想融入社会的人都必须向这套规范袒露自己的每个侧面，接受其审视和约束，就像新党员入党时要向组织全面“交心”、并定期在组织生活会上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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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已高度宽容和多元化的美国社会，其实最初也是这样的。清教徒在北美建立的早期殖民社会是十分封闭而不宽容的，私人的生活和思想随时面临着邻居和牧师的监督和审查，礼拜日教堂里的忏悔活动往往就是社区成员接受再教育的组织生活会。这种禁锢和压抑的氛围，也是后来促使年轻人逃离乡村涌入城市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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