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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春运人潮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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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30，No.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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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的春运又将来临，整个交通体系又将经历一次高压考验。多年来，总有人把春运洪流所带来的紧张、拥挤、劳顿、混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项痼疾，总在处心积虑寻找治愈它的良方；也不乏有人认为自己已找出治疗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是否真的可行，是大为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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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交通系统的规划者和交通业的运营商会考虑春运需求，有些长途客车运营商甚至把春运作为主要或头号目标市场，但整体上，交通体系不可能按春运峰值需求来调整产能和配置资源。这么做太不经济了，只有大规模政府补贴或强制性计划经济才可能实现，市场是不会达到这种状态的，所以从供给面看，春运的压力恐怕是不可能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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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从需求面呢？一种观点认为，构成春运洪流主力的是返乡民工，由于城市的种种排斥性和歧视性制度，他们很难在工作所在的城市安家落户，在文化上也缺乏归属感，所以仍把自己当家乡人。他们在家乡盖房买房、娶妻生子，与家族和家乡社区的纽带仍牢牢维系着，人生的重大环节和各种仪式性过程，也都在家乡履行，这样，过年回家的需求自然十分强烈，简言之，这是城市化不彻底的结果，农民进城打工但没有真正定居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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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察是准确的，问题是，这种状况的改变，是否会减轻春运压力？我看不会。假如打工者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与家乡的传统纽带会逐渐松弛，但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的家庭纽带却未必会随之而松弛，只要节日家庭团聚的习俗仍在，并且家庭成员异地居住的状况仍然普遍，那么春运人潮便不会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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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定居下来的新移民，或许过年不再返乡，但为了团聚，就需要邀请父母兄弟前来过节；或者，他们已经把年老的父母接来城市居住，因而在春节不再需要返乡，但既然他们的父母已经老得需要投靠儿女，他们自己的子女就很可能也已长大并在异地上学或工作。所以无论哪种情况，只要家庭成员异地居住并在春节团聚的普遍性依旧，春运人流量就不会改变，改变的将只是流动结构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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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结构变化对交通产业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典型的人口大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区之间方向明确的往返人潮，将被方向更随机的流动所替代，宏观上的方向性将趋于弱化，这是好消息，将让交通资源的负担分布变得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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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有坏消息，城市化将使得人们在节日前往团聚的那个“老家”——通常就是父母的居住地——的位置在地理层次结构上逐渐上移，这样，春运负担将更多地分布在交通网络的上层节点之间，也就是连接各大城市的干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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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些家庭会选择在子女家过年，但至少在目前，多半家庭仍会选择回父母所在的老家。因为过年不仅是家庭团聚，也是人们维系传统关系网络的重要机会，对于大部分人，父母的居住地也是他长大的地方，是他的亲戚、邻居、儿时伙伴、同学和老师们目前或曾经生活的地方，这些人即便已不在当地居住，在春节也很可能回到那里，因而这样的时间和地点构成了一个无须约定的最佳聚集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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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习俗在大量家庭转移到大城市之后可能会被削弱，因为在大城市，即便在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遇到你希望遇到的人的几率也远远低于乡村和城镇。不过这一削弱并不会降低人流量，只是改变了其方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深化，这些“老家”正随世代更替而逐渐从村移向镇，从镇移向县城、地级市，乃至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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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由于私人缺乏取得土地的途径，缺乏自我组织社区和自我治理的机会，农村空心化十分严重，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向中心都市集中的强烈倾向。随着农村老人的故去和投靠子女，正在发生的城市化下半场，将目睹大批乡村的全面凋零；相应的，交通人流也随之而大规模向上层转移，干线压力在今后会变得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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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将给春运带来更多压力的两个因素是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流动性增长。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选择远离父母和家乡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配置将变得更灵活多样，大跨度的再配置也会更常见——这一点从大公司雇员来源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中不难看出——这两点都会增加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度，因而扩大春节团聚的人流量和平均奔波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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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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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皮尤中心2008年的一份报告[1]，该年有12％的美国人更换了住所（这还是60多年来的最低值，40到60年代这个数字高达20％）；截至当年，63％的成年人至少更换过一次居住城市（即只有37％的人从未在家乡以外居住过），其中43％在两个或更多州居住过，23％出生于美国的人认为现在所住的地方不是他“心目中的家乡（hear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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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农业区流动性最低（54％更换过居住地），西部沿海最高（70％）；上过大学的，这个数字是77％。另一个数字则体现了流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关系：从未离乡的人，距离其住所一小时车程以内，平均有8位扩展家庭成员[2]，而对于离乡者，这个数字大约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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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很好地展示了一个城市化高峰已过去两代人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人口流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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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从名校生源看农村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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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8，No.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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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华大学几位学生做的一项调查经媒体披露后，引起了广泛关注。调查显示，2010年清华新生中来自农村的只有17％，而同期全国考生中的该比例为62％。同时，北京大学及一些独立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对此，许多人惊呼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名校成了贵族学校，高考这条曾经少有的为寒门子弟敞开的社会上升途径，如今也濒临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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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或许没有这么严重和悲观，且不论各方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以何种口径区分农村和城镇生源的，他们的关注焦点似乎过于集中于清华北大等个别名校了。从专业机构麦可思的2009年毕业生统计看，在全部重点大学（即211百校）范围内，其中农村毕业生比例接近60％，和全体考生中的农村比例只差两三个百分点，而不是清华报告的45个百分点。当然，这里有五年的时间差，但五年时间似乎不足以将差距拉到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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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只是整体上贫富差距、资源和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侧面。在以前，不仅大家都很穷，而且在改善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地位上，金钱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现在，随着中小学质量差距的拉大和择校机会的开放，财力和权力成为重要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高考作为社会上升的独木桥地位却下降了，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让农民子弟有了比以前广阔得多的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成本收益的这一变动趋势下，回避代价和风险高昂的名校独木桥争夺战，选择其他更有把握也更容易负担的道路，是穷人的理性选择。二三线高校的学费虽也不低，但挤进重点中学的代价则要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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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中农村孩子的减少，或许反映了过去二十年城乡变迁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城市化吸干了农村的绝大部分精英，导致了农村的严重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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