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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猿而冠：文化如何塑造人性 市场与蚂蚁：创造复杂性的两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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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2，No.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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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篇里[6]，我从亲代投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些分析，从中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现在我们再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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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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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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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源自功能之分化与组合，用经济学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持久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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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得以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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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社会性是在有机体基础之上的又一次跃迁，它创建了巢群（colony）这一被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称为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的结构层次。在巢群中，个体按功能分化成了不同品级（caste），通过合作共同完成散播同一组基因的任务，其中的职虫（worker）就像个体的体细胞，它们的可育姐妹就像个体的性细胞，而后虫则是巢群的繁殖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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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企业、教会、国家等人类组织也是超乎个体之上的结构，这种组织若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足够清晰的边界，并且其结构是可以被仿效和复制的，那我们便可望从它们的结构、工作机制、兴衰周期中发现某些类似于超个体的特征；在人类组织中，家庭和企业，大概最接近于满足上述认定超个体的条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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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类超个体组织与真社会性巢群也有着极大差异，根本区别是：真社会性巢群中，职虫丧失或被压制了生殖能力，失去了其独立的遗传通道，因而也就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用会计行话说，在成本／收益账簿上，不再有它们的独立账户，它们只是巢群账户上的一些中间科目，因为它们已不再是独立民事主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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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人类组织中，无论组织目标多么有号召力，组织控制力多强，参与其中的个体仍保有其独立的成本收益账户，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生存能力，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仍保有独立的遗传通道，即，他们未被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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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差异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组织是一种松耦合系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性较低。通常他们并非因为丧失了其他可能性而组合在一起，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算计而发现这种组合对他们有利；个体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职能分工，是基于个体的比较优势，后者或许表现为某种程度的专业化，但并不是职虫那样的特化。一个铁匠改行种田效率或许会下降，但并无特别障碍，但一只兵蚁是无法变为工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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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超有机体本身，真社会性那样的紧耦合有很大好处。特化过程中，许多不必要的器官都可以退化抛弃，像储蜜蚁的大脑只需保留一点点就行了，附肢也无须保留，线粒体被真核细胞的祖先捕获收养之后，也已高度退化。无用器官的退化可以节省许多成本，而有用器官的大幅改造和强化，则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切断职虫的遗传通道，可防止其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打小算盘，生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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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整个种群乃至生态系统的复杂度和多样性来说，松耦合有着诸多奇妙的好处。近年来，软件产业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软件工程的潮流，已经历了一次从紧耦合向松耦合的转变，过去自顶向下的结构化模式已遭唾弃，而到处谈论的SOA/SaaS/UDDI/等概念，无不与松耦合潮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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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松耦合对于创造复杂性和多样性有这样一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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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紧耦合结构中，作为其组成元件的个体被高度特化，因而，当整体结构因环境适应性下降而灭绝时，元件类型随之而灭绝。相反，松耦合结构保持了元件物种的独立性，免于随上层结构而灭绝，从而为生态系统创造新结构保留了最大可能的且不断扩充的可用元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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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报业衰败时，造纸业尽管也受到冲击，但不会随报业一起灭亡，因为造纸企业同时服务于其他下游产业，并未对报业形成完全依赖，因而也未按报业的需要而完全特化（当然，某些产业链中会有高度特化的情况，但那是例外而非常态）。相反，市场中每个企业都直接面对选择压力，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随时在经受考验，而不像真社会性物种，面对选择压力的是巢群而非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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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紧耦合模式中，构造每种上层结构所用的元件库是相互隔绝的，即结构之间无法共享和交流元件，松耦合模式下则可以做到共享与交流，这指数级地提高了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使得创新涌现的速度被极大加快。同时，在解决具体适应性问题时，由于路径依赖性大为降低，选择空间将被更充分地遍历，优化速度因而得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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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创新企业家随时可以雇佣到各类工程师、会计、秘书、销售经理等专业人员，也很容易买到或学到新企业所需的各种工具、机器、工艺、管理方法，而无须自己动手从头培养和建立，这也是当代创新企业为何能在融资成功后短短几年内迅速膨胀为跨国巨头。因为借助要素市场，企业家可以很快搭建出所需要的资源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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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紧耦合模式中，当一种新结构开始被构造时，一切都将从零开始，即通往各种更上层结构的进化路径是树状分枝的，各分枝间不会有重叠部分。结果是，轮子总是被一遍遍地重新发明。比如，功能雷同的眼睛和翅膀就各自被发明了很多次；一个蚂蚁类元在通往真社会性的道路上，无从借用另一个类元已经发明的品级，它必须从头逐个创造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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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松耦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创新不必从零开始，即已存在的各种产业链都可经交易与合约安排而加以借用，所有成熟的环节都可以采购租赁进来，或外包出去，创新者只需专注于其独特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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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紧耦合模式中，几乎不存在“产业链”，即从原材料（初级资源）到最终产品（成熟子代）之间，所有生产环节都在结构内部自己完成[7]，这也意味着它需要承担生产过程所有环节上的风险。只能在结构内部分工，而无法与外部环境实现产业级的生产分工和风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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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生产的迂回程度便大为受限，因而也难以像我们在市场中所见到那样，在短时间内迅速涌现大量高度复杂的产品；当然，生物界也有些办法来突破这一限制，比如奴役（比如某些蚂蚁对蚜虫）、寄生／操纵，或互惠共生关系，但这些办法所增加的生产迂回性和产品复杂度，远不如在市场在价格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协调下所创造的漫长产业链和高度复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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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几条，或许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市场只用了几百年时间，便创造了堪与生物界媲美的高度复杂多样的文化，而自然花了数十亿年才让生物界拥有如此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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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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