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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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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识别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已基本完成。个别遗留的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在80年代也已完成。这项工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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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建立初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为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广泛宣传贯彻，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开展，民族识别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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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0年起的3年内，中央政府先后向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派出中央访问团，深入各民族地区初步接触了民族识别问题。嗣后，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一些专家分赴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四百多个。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朝鲜、满等38个民族为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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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比较广泛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登记的183个不同的民族名称中，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经过调查研究和识别，又确定了15个少数民族，另将74个不同的民族名称归并到已确定的53个少数民族中。以云南省为例，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提出过的民族名称有260多个，经过识别归并为22个，同时还识别了大小人们共同体68个，有的确定了民族名称，有的解决了归属。至此，我国少数民族的族别成分问题基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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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到1986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为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因“文化大革命”，民族识别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被迫停止了十多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识别工作得到恢复。在这个阶段中，又确定了两个民族。这个阶段民族识别工作的重点是，对一些民族成分的恢复、更改和对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的归并工作。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以来恢复、更改民族成分人数较多的有居住在辽宁省和河北省承德地区的满族，湖南、湖北、四川、贵州四省边界地区的土家族，湖南、贵州省的苗族、侗族和云南、贵州省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恢复、更改民族成分工作，仍然坚持了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有关民族的实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慎重稳妥地逐步进行。在具体工作上着重以现实的特点为主，参照历史，结合民族诸要素来考察、识别、恢复、更改民族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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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民族识别的任务已经完成，更改民族成分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但是还要加强有关民族识别的理论研究，把各民族的注意力引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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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国民族》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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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光学，朝鲜族，原国家民委副主任，编有《中国的民族识别》（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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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工作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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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联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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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指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的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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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科学性、政策性很强而又相当复杂的重要基础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问题。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既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实际工作，又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涉及民族定义、识别标准等理论问题。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识别研究工作是成功的，它是以马列主义民族问题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解决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典范之一，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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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中国民族识别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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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之一。本文试从三方面论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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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下，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识别民族之众多，调查地区之广泛，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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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都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同创造祖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东方大国。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是我们伟大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同汉族人民一样都是刻苦耐劳、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但是，过去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却采取民族压迫政策，歧视少数民族，抹杀各个民族在缔造祖国历史文化中的贡献和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荒谬地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否认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阶级利益，巩固其统治，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极力鼓吹“国族论”，把少数民族视为“国族”（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大小宗支”。蒋介石在其《中国之命运》中，公然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国族”“宗族”或“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把那些历来被公认的许多少数民族也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就连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五族共和”也被抹杀，[2]甚至称回族为具有“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从而根本否认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其目的是压迫和强制同化国内的少数民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的：“国民党……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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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中国各个时期人们共同体变化的具体情况显得非常复杂，加之在旧中国统治者对国内各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否认态度，一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因而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是长期埋没无闻的，许多少数民族被迫隐瞒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另一方面又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研究，所以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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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加强了民族团结，出现了一个亲密团结的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因而许多长期被压迫、受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提出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要求成为多民族大家庭里光荣的一员。据不完全统计，到1953年止，全国各地汇总登记的民族一单位名称共有400多个，其中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解放前贵州省有100多个民族名称，解放初期上报的民族名称有80多个。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自觉的表现。只有在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国家里，少数民族才会有这种自觉的返本归原、恢复本来面貌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首先要搞清楚中国有哪些民族，以及他们的人口分布、各具什么特点等。因此，自1950年起，民族识别被提到了民族工作的日程上，由中央及有关地方的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了包括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民族工作的人员在内的科研队伍，对新提出民族名称的各个民族单位，深入实际，进行了民族识别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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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了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民族访问团，分赴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初步接触到民族识别问题。1953年国家民委派出畲民识别调查小组，分赴福建、浙江等省调查研究畲民族识别问题。同年，中央民族学院在国家民委领导下，也派出达斡尔族识别调查组，分赴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达斡尔族地区进行民族识别调查研究。1954年中央派出云南民族识别调查组，对该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提出的26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识别，归并为22个，除首先确定的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和瑶族外，还识别了68个大小族体，有的给予正名，有的划分了归属。1955年国家民委又派出广东疍民、畲民识别调查组。1956年又派出湖南土家族识别调查小组。此外，贵州、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湖北、广东、西藏等省、自治区也陆续派出许多民族识别调查组，深入到各个民族地区，做了大量的民族识别的调查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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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民族识别研究在对“民族”定义内涵上的认识和实践中应用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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