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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关于当前民族识别问题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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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锡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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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伟大祖国的大家庭内，除了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以外，截至目前，已被确认的还有蒙古、回、壮、维吾尔、苗、彝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成分十分复杂，是我国民族情况的基本特点之一。但是全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由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还没有完结，一些尚待识别的民族成分还未确定，所以，确切数字尚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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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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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的旧中国，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和镇压的反动政策，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更是荒谬地否认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否认我国有少数民族的存在，把公认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说成是汉族的分支——宗族，实行残酷的强迫同化政策，致使许多少数民族亡族灭种，或者被迫隐族埋名，长期湮没无闻。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民族压迫时代的结束和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合作的新时期的开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一些过去被压迫、被歧视的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了他们的民族成分或提出了自己的族名。这是少数民族自觉意识的一种表现。党和政府根据各民族的愿望，对数以百计的民族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和鉴别工作，即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全国已有五十多个过去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处于无权地位的少数民族，登上了国家的政治舞台，使祖国民族大家庭呈现出一派友爱合作、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我国民族工作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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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国的民族识别任务并没有完成，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有待识别；四川、云南、贵州、西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虽然经过调查，但尚未作出族别的结论；也还有个别民族过去虽然巳初步确定了族属，而当前又需要重新审定；等等。对于这些遗留问题，党和政府一直都在积极创造条件，一旦时机成熟便会予以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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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使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们根本否认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存在，否认民族差别和民族特点，实行反动的强迫同化政策，鼓吹把民族融合作为当前的任务，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是非。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重申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工作又全面恢复并发展了。一些至今民族成分待定和族属不清的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纷纷向政府提出申诉，要求早日确定他们的族别问题。民族识别工作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中断了十多年的识别调查和研究工作又重新开展了起来。云南省基诺人经过识别后已经确定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四川、甘肃毗连地区的“白马藏人”，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的“西番人”，四川与云南毗连地区的“蒙人”，以及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察隅县的僜人和自治区南部定结县及定日县的夏尔巴人等少数民族的识别工作亦正在进行。这里，仅就我们在识别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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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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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搞好民族识别，必须首先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族政策再教育（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再教育），提高干部、群众对民族识别工作意义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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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工作是党的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是为落实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而提供科学依据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民族研究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一项重要课题。不全面完成这项工作，就不能使国内每一个兄弟民族都能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也就谈不上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所以它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是，前些年，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马列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模糊了、淡漠了、是非不清了。反映在民族识别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还搞民族识别没有意义，是没事找事干；有的同志甚至担心再识别确认一个新的民族成分，会不会削弱甚至是分裂原有的某个民族，有损于现今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等等。这些思想认识问题若不解决，民族识别工作便很难进行，民族政策的落实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必须结合民族政策和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再教育，明确几个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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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民族”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表现在语言、社会经济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族的心理感情等方面的特征。这些民族特征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地理环境下形成的，它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凝聚力。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来尽管有反动统治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迫同化政策，许多民族仍然得以顽强地保存下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一旦被承认为一个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在他们聚居地区建立起自治地方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民族在解放了若干年以后，某些生活习惯已经改变，然而民族的自我意识还十分强烈，仍然迫切要求解决他们的民族成分的理由。显然，如果某个民族已经具有构成了单一民族的诸种因素，你无视它的存在是不科学的，这也是违反民族平等团结原则的；相反，如果它不是单一的民族，谁要是主观武断地想把它分裂出来。那也是分裂不了的，广大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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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和一切历史现象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由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发展壮大而构成的民族，经过社会主义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时期，最终达到各民族的融合。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同志说过：“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2]各民族的融合是要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以后才能实现的。尤为重要的是，民族的消亡过程，绝不是通过人为地否认民族的存在和差别、否认民族语言和文化特点来实现的。列宁指出：“正如人类只有在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彻底完全解放，即完全自由分立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不可避免的融合。”[3]可见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硬要在社会主义时期把实现民族融合作为实践纲领，妄图用强制的办法消灭民族差别”，这实质上就是推行反动的民族同化政策，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其结果只能增加民族隔阂和民族壁垒，[4]造成民族关系的极不正常。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只能按照客观发展的规律，如实地承认各民族的存在，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优秀素质和民族特性，最后才能达到各民族融合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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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应当是各民族充分发展和繁荣昌盛的时期。周恩来同志早在1957年就指出，我们的民族政策，就是繁荣各民族的政策，“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他还把少数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与社会改革特别是与祖国的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为各民族人民达到真正的繁荣幸福指明了正确的途径。他说，只有“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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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应当遵循党中央为实现“四化”而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向着各民族共同繁荣昌盛的目标实现历史性的大飞跃。“在这个大飞跃中，我们应该根据周恩来同志‘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的指示，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更加照顾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利益，把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同帮助少数民族繁荣、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6]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使各民族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得以发扬光大，落后的民族都将逐步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各民族的语言将逐步融合为一种共同的新的语言，最终才能够在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达到民族的融合。所以，我们必须把民族融合、民族消亡这个人类进化的远景同当前的实践纲领——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繁荣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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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正确的民族观，我们才能自觉地克服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坚持民族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观点。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做到承认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民族无论先进和落后一律平等；也才能扫清当前民族识别工作中存在的种种思想障碍，积极努力地搞好这一项工作，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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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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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了对民族识别工作意义的认识之后，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解决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即我们在民族识别中应当注意遵循一些什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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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民族指的是现代民族，它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其特征也是指现代民族必须具备的四个特征。“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8]然而我们整个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没有能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直到解放以前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国内各民族除少数几个民族已初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绝大多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能够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也就不可能具备现代民族的四个要素。因之，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就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拘泥于斯大林讲的字句，用构成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去衡量被识别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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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9]只是这些要素当时还是处在萌芽的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因素。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完全如斯大林所说。他们虽然还处于部族、部落或民族集团的不同阶段，但各自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心理状态等方面，早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即现代民族特征的“萌芽状态”，而且这种共同性往往还是相当显著的、稳定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绝不能抛开这些共同性（特征）来研究他们的族别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民族特征的某些变化。因为尽管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其稳定性和凝聚力，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会不断发展、变化，有的互相融合了，有的又发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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