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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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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了对民族识别工作意义的认识之后，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解决少数民族的族别问题，即我们在民族识别中应当注意遵循一些什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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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7]斯大林在这里讲的民族指的是现代民族，它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其特征也是指现代民族必须具备的四个特征。“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8]然而我们整个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奴役没有能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直到解放以前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国内各民族除少数几个民族已初步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之外，绝大多数还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能够发展成为现代的民族，也就不可能具备现代民族的四个要素。因之，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就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拘泥于斯大林讲的字句，用构成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去衡量被识别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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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民族的要素——语言、地域、文化共同性等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9]只是这些要素当时还是处在萌芽的状态中，至多也不过是将来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形成为民族的一种潜在因素。我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完全如斯大林所说。他们虽然还处于部族、部落或民族集团的不同阶段，但各自在语言、地域、经济联系、心理状态等方面，早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即现代民族特征的“萌芽状态”，而且这种共同性往往还是相当显著的、稳定的。所以，我们在进行民族识别时，绝不能抛开这些共同性（特征）来研究他们的族别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新中国建立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民族特征的某些变化。因为尽管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其稳定性和凝聚力，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会不断发展、变化，有的互相融合了，有的又发生了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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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识别工作中的具体做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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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调查研究，因为这是识别民族成分的客观的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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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们最主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没有共同语言的联系，很难成为一个共同体，所以一般说来，识别民族应从语言调查研究入手。我们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点，实行点面结合、重点调查与普查相结合的方法，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三千个以上的单词，数百句语法的文字记录和讲话、演唱的录音等。然后用这些资料与最接近的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做详细的比较研究，以确定其是独立的语言还是某一民族语言的方言。通过语言的调查，又可以大大丰富和印证其他社会历史的调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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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心理素质，或叫民族性格，它是这个民族所处的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历史条件的反映。它表现了一个民族共同的风尚、志趣、意识和性格。这种民族性格在每个民族的衣饰、饮食、居住、生产、婚姻、生育、待客、节日、丧葬、禁忌、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无不打上自己的烙印。我们只有对这一切都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认真地考察，对所获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找出最本质的特点，并与相近的民族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得出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特征的基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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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语言和心理素质两个特征进行调查的同时，我们也尽量注意对地域和经济生活这两个特征的调查研究。因为如果没有人们长期的和经常的来往，即没有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民族的形成和存在一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识别民族、考察上述四个特征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各地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将民族特征的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切忌孤立的、实用主义的手法。一个民族是否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不是靠个别特征，而是靠所有特征的总和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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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从主人，充分尊重本民族的意愿，并重视有关各民族的意见。民族的意愿是建立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之上的，是民族共同体自觉意识的具体表现。不同民族的自我意识又总是相应地反映着民族特征上的某些差异。更何况，一个民族成分的最后决定权还应该是取决于本民族的人民，不能由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的强迫和勉强。同时也要重视有关各民族的看法和意愿，以及形成这种看法和意愿的各种原因。总之，尊重本民族的意愿，照顾到该民族的发展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识别民族的又一项十分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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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千百年来民族压迫、歧视、奴役造成的恶劣影响，民族之间在心灵深处的某些隔阂、猜疑和创伤，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消除干净，所以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也会遇到有的少数民族人民还不愿充分地、真正地暴露自己的民族成分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民族特征掩藏了起来，把自己的意愿压抑在心里。一旦经过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消除了顾虑和隔阂之后，他们就会把内心蕴蓄多年的真诚愿望百感交集地倾诉出来。这也是我们在识别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和应当注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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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要完成民族识别任务，正确地解决民族成分问题，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的科学理论为指南，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扫除思想障碍，既要进行科学的识别调查、弄清民族特征，又要广泛征求本民族和有关各民族的看法和意愿，照顾到该民族发展的利益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以及一个民族内部不同支系之间的团结，实事求是地提出识别意见和有关建议，报请领导机关审议、决定。只有这样，认定的民族成分才是科学的、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的，也才能避免工作中犯主观主义、强加于人的错误，做到使各民族都满意，从而有利于加强民族的团结，调动各族人民实现“四化”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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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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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锡银（1936～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四川少数民族》（合著）、《羌族史》（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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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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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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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民族政策讲话》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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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1957年8月4日），载《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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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静仁：《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民族团结》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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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第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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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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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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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民族识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诺人识别50年的历史哲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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