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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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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云南开展族别调查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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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民族识别的部分省区中，云南省虽不是最早，却是最多、最广泛、最具典型。1953年以后，在国家新确认的17个少数民族中，7个在云南省[27]，占40%强。我们在认识“民族识别”时，很难回避云南省，故本文以此地作为典型，认识“民族识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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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识别”与推选人民代表缺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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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开展“民族识别”和召开人大、确定代表名额缺乏联系，却与区域自治的建设构成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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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认为，民族识别工作与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有关，“普查结果使政府官员迅速警觉到自我分类的政策是无法运作的，政府决定，如果真的要将民族作为中国公民身份的轴心，政府就不能允许人民按自我意愿来决定其民族身份，必须事先一套官方认定的民族类别，供每个人从中选择。这些类别必须是互斥的、数量有限的、达到相当规模的，但也必须在当地具有充分的现实基础，能够得到较为普遍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启动了民族识别，求助于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从最复杂的云南入手解决这难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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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说法十分欠妥。我们认为，墨磊宁在阐述该问题时，跌入因民族识别政府“创造”或“认定”某些民族的“陷阱”。其有关的论证由此展开，没有说服力。还有，他只注意云南族别调查与全国人大召开的时间接近，便联想到民族的“识别”缘于人大代表的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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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全国开展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据说各地居民的自报族属，全国有400多个“民族”，其中以云南最多，达260余种。[29]在云南省这些“民族”中，除归入了已确认的38个少数民族外，余下的220余种“民族”，人数极少，个别者有数万人，剩下的90%以上“民族”，多者一两千，少者只有数人，最少者1人。[30]显然，他们难以列为“少数民族”，无须“识别”。其实，在人口普查时，居民自报民族成分的现象，在其他省区也不同程度存在。[31]只是当地政府已辨析族体，确认族类，归并其中，没有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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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各地政府筹建召开人代会，推选人民代表，从基层社会抓起，先召开基层人代会，再推选代表参加全国人大。1953年5月、8月，中共中央针对西南局、西北局关于少数民族的选举问题分别指示，要求“根据选举法第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条之规定，将辖区内各少数民族种类、人口情况进行排队，具体规定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如聚居境内的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须超过选举法第二章各节之规定时，应提经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32]就是说，少数民族的代表也要根据人口数量来确定，超过名额者，必须报请上级政府批准，不是想选就选的。即使是“少数民族”（未经国家确认者），该“族”人数较少，远远不够推举代表的话，也不行。再者，云南民族识别（时称“族别调查”）始于1954年7月，10月结束。第一届一次全国人大已于9月召开，各族的人民代表在数月前已推选出来，[33]该省开展的“民族识别”无此需要。因此，我们认为将两者联系起来认识缺乏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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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云南省的“族别调查”与何者关系最大？我们认为与民族区域自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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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按照《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的要求，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要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命名，等等。因而，确认族属、弄清某族人口数量及比例，对于建立建设民族自治区、机关“民族化”，[34]保障“自治”民族的当家做主权利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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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云南已建立西双版纳、德宏及红河三个自治州，峨山、澜沧、江城与孟连四个自治县，筹建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35]。显然，如此少量的自治区域与该省少数民族众多、广泛分布的状况不相符合，需要建立更多的自治地方。要建立民族自治地方，需要进一步确认现有的各少数民族，弄清“家底”，有必要对报送的260余种“民族”开展调查，认识族体，辨析族别，分门别类，明确族属。其间，政务院要求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的指示，促成了云南开展族别调查，进行识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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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民族语文推动了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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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叙，1951年2月，政务院会议决定给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遵照该指示，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教委）设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民语委），指导和组织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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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文教委的要求，1952年2月受云南省副省长张冲的邀请，语言学家傅懋等人再来云南，深入滇西及滇南民族地区，调查傣、傈僳、哈尼、拉祜、佤、景颇及阿昌等族的语言文字，归纳了音位系统，初步研究了语法规模，掌握了彝语的分布情况，搜集及研究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或方言情况，从语言识别的角度对尔后族别调查提供论证，得到云南省政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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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年初，罗常培、傅懋合作撰文[36]《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了全面梳理，认为“现有的民族语言可分4个语系、9个语族、19个语支”，阐述了各语系、语族的基本特征，以及民族文字的使用情况。该论文虽然介绍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语文概况，但其实旨在阐述语文是划分民族的重要依据。其间，傅懋还根据调查所得，提出“发现云南140种左右的民族名称中，有许多异名同实的现象。如专就有独立语言这一条件来看，这些民族名称可归并为25个左右”。[37]这样构想既是对前文阐述论点的印证，也为尔后云南开展“民别调查”提供了语言分类的“识别”依据，大致确定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类别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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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中央文教委民语委和中央民委联衔报告政务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求解决文字问题”。汇报通过调查，认识并总结出那些缺乏文字少数民族的语言存在七种不同的情况，建议以自愿自择为原则，深入研究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提出了若干工作构想。[38]5月，政务院批复了这份报告，责成中国科学院及中央民委审议讨论，拟出计划，制订方案，选择试点，总结经验，逐渐推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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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的指示启动了调查、改进或创制民族文字的工作，因各方面条件较具备，试点工作选在云南。当然，调查语文需要弄清民族成分，掌握语系、语族、语支及方言，清晰归属，确认类别，于是该工作掺入了民族识别，交融开展，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族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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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云南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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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了解各族的语文情况后，有关部门认识到云南省存在两大语系（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四大语族（壮侗、藏缅、苗瑶、孟高棉）、九个语支（壮傣、彝、景颇、藏、缅、苗、瑶、瓦崩、布朗），七十种以上的方言，基本弄清各民族及支系的分布及数量。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划分族别系统的原则：各族语言系属各族分布情况大体是北纬24°以北为彝族系的主要聚居区，北纬24°以南为壮傣及佧佤系的主要聚居区（包括北纬25°以南的东经99°以西和东经104°以东的部分地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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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北纬24°就成为云南各民族构成的“南北分界线”，以北区域是以彝语支为主的藏缅语族的少数民族，以南区域是壮侗语族，主要是壮、布依、哈尼、瓦崩和傣等壮傣语支的少数民族。依据这项原则，开展族别调查，认识相关的族体，其语文、习俗等相同或大致相同者，根据居住地的位置，归并彝族、壮族或哈尼族等中。反之，则开展民族识别，辨别确认。[41]再者，东经99°与东经104°为彝语支、壮傣语支各民族的“东西分界线”，线内各族及支系按其“南”与“北”的分布，经过调查，归入彝、壮或哈尼等族系中。线外的各族体依其历史记载、生活生产、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以他们的族群意识为主，依据语文，分析“识别”，确定族属。[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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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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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云南族别调查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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