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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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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新中国民族识别与“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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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族识别曾参照“苏联模式”，首先涉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其次涉及苏联的民族经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3]他强调：“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24]此外，他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25]苏联对所有的民族（naitons）和部族（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ь）根据发展程度进行分类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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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要求得到“他们自己”邦国地位的人数比布尔什维克原来想象的多得多，一项“社会主义联邦制”的新发明诞生了——这是一种像俄罗斯木制套娃（matrushka，матрёшка）那样的族裔民族单位分层制。为了使这种策划后来合法，专门形成了关于族裔共同体不同类型发展层次的一套理论。较大（其成员在10万人以上）且较为现代的各群体被划归为“民族”（nation）；较小的划归为“部族”（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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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苏联即将终结的时候，它包括53个全国性的国家主体：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这些主体代表着128个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从数百人到几百万、几千万人不等，有些分布密集，有些则很分散。[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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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学界在苏联民族模式影响下，以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比照本土实际展开讨论，最初的焦点是汉民族形成问题，逯耀东根据翦伯赞的说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朵红花”之一。[27]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族自秦汉起已经成为民族。[28]苏联学者叶菲莫夫于1952年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做题为《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报告，认为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范畴，因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前期的中国属于部族，不属于民族。[29]逯耀东认为，斯大林所说的“部族”或“民族”是对全世界民族起源和形成的泛论，而中国特殊的历史很难完全吻合某个普遍原则或普遍理论；这场讨论所依据的理论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俄文著作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著作，而讨论者不能直接引用原文，只能依靠汉文翻译，不能顾及译文是否准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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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中国的汉民族如果不是民族，而是如斯大林所说的部族的话，这是中国人，或者说汉族所不能接受的，因为部族是一个落后的概念”。[31]李绍明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不会愿意当落后的“部族”“部落”或“氏族”，他们也要当“民族”；同时，把各族都叫“民族”也有利于体现“民族平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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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根据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涉及“民族”的希腊文、德文、俄文、英文和汉文的译名，对“民族”概念及其翻译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33]他把“民族”分为“民族1”“民族2”“民族3”“民族4”，认为民族1一词含义最广，和古代希腊语ethnos同义，俄语этнография一词由希腊语этнос和графия两字合成，意为“关于各民族的描述”，其中этнос等于德语Volk和VÖlker；苏联民族学家除了用этнос一词，也使用этниче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人们共同体），相当于民族1。马克思和恩格斯用VÖlker表示以农业为主的前资本主义人们共同体，也表示“分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列宁和斯大林用народность表示广义的人们共同体，例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нарноды），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нарноды）。”[34]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使用了“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нарноды）”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нарноды）”。[35]林耀华指出，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民族2Nation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与国家伴生，即“民族2Nation一词只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后的人们共同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语中存在两种“文明民族”，一是Zivilisierten Nationen，它与“新工业部门”一道出现，是现代民族；一是KulturvÖlker，指古代民族，“文明”Kultur一词是和“蒙昧、野蛮两词对称的，蒙昧、野蛮两期属原始社会，文明期即进入阶级社会”。也就是说，民族2Nation指两种“文明民族”，一是古代地域性共同体，一是现代统一性共同体。列宁认为，17世纪以前的“莫斯科皇朝时代”，地缘联系取代了氏族联系，“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国家分成各个“领地”，一部分是公国，有时还保存自己的军队和税关。[36]如果说民族2Nation有双重含义，那么，民族3，Nation就明确指向“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民族（наци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37]前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为民族3нация下了“四要素”定义。林耀华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一文中还认为，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语汇中，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称为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4）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来自народ，它强调人们共同体互相区分的总体特点和习俗，与德语的Völkerschaft同义，指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中所说的从原始部落（Haupstämme）“分裂发展出来的人们共同体”。[38]他们用народность即Völkerschaft指“较落后的民族，或是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或是非俄罗斯民族等等”。德语Nationalität和俄语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主要指民族性或民族特性，也指国籍或民族成分；它们的意义与民族2相同，指“阶级社会形成以后所有各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包括古代民族，也包括现代民族，如苏联当时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同时包括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从林耀华详尽的语义考证看，中国当时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即民族2有充分根据，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典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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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华先生对“民族”一词不同意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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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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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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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新中国民族识别与“英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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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博士于2011年出版《创建国族：现代中国的族群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批评郝瑞（Steven Harrell）等学者的“民族制造”论，“别开生面”地提出中国1949年以前就形成了所谓“民族分类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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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源头并不在于“苏联模式”，而是与英国的殖民地调查工作有着更密切的关联……他（指墨磊宁——引者注）发现，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已经拨开的帝国时代“滇省种人逾百”的迷雾，将云南的非汉族群数目范围缩减到20～30。这些学者的分类理论直接取自一位英国军官亨利·戴维斯（Henry Rodoph Davies，1865-1950）。他在《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1909）一书中建立起一套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法（ethno-taxonomy），将云南的非汉族群语言划分为三大语系：孟-高棉语系（Mon-Khmer）、掸台（Shan-Dai）和汉藏语系（Sino-Tibetan），并由此判断云南的民族数量应不超过30个。戴维斯分类法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以“语言”而非“外观”作为分类的标准，将重心从“视觉”转向“听觉”，相较于帝国时代“种人”“边裔”的分类标准而言，显得更加客观、精准和科学。在作者看来，戴维斯的著作具有“奠基石”的性质，它不仅设定了西南民族研究的框架，也奠定了民族识别工程的基础。[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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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墨氏作序，不无戏谑地说：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国的中国人类学家，响应时代呼唤，研究少数民族。他们喜欢研究云南，那是因为西藏太冷，新疆太“穆斯林”，而云南却是人类学家的伊甸园，充满浪漫和性感。[40]安德森这种说法虽然与史实不符，但他在调侃之余却引出一段有趣的逸闻：在1911年的喜马拉雅山拉达克（Ladakh）地区，英国殖民当局让本地人自我识别，结果出现了5934种群体，有种姓，有部落，有种族，另外还有28478个支系！于是，德里当局于1921年确定了54个类别，被识别者必须从中选择一个类别。[41]同样，根据季什科夫研究，1897年俄罗斯第一次组织人口普查登记了146种语言和方言；1926年苏联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现了190种不同族称，“最后学者们把苏联所有的民族（naitons）部落（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ь）（people）做了分类赋名，并创造了各族群的层级”。[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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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把戴维斯民族分类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民族分类体系看作“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这样的表述可谓意犹未尽，它隐喻了西方模式对东方模式的取代。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听觉中心主义”者，他把视觉（图像、文字、历史等）悬置起来，从语音研究获得二元对立的普适性。他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仆从或影像”。[43]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对像似（iconicity）的批评，莱辛（Lessing）对诗歌的推崇和对绘画的贬低，[44]都表现了“听觉中心主义”。汉字是仍被广泛使用的唯一留存下来的带有象形记忆的文字，它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有“视觉中心主义”倾向。与此相应，中国古人的“民族识别”多持“视觉中心主义”立场，如《山海经》里的“羽民国”“贯匈国”“三首国”，《史记》里的“椎结”“编发”“有邑聚”，《云南志》里的“乌蛮”“白蛮”“金齿蛮”“绣面蛮”，《百苗图》里的“短裙苗”“黑脚苗”“花苗”[45]等。不过，“视觉”和“听觉”的对立显然是想象出来的，任何“听觉”意义都要依赖“视觉”手段，“视觉”意义也离不开“听觉”的辅助。这个道理在皮尔士的三性（Thirdness）理论中得到深刻阐发：指号系统是一个互动互转的连续体，一端是征象（sign），中间是对象（object），另一端是释象（interpretant）；征象是物感、物觉，对象是征象的所指，释象是解释丛。这个连续体把“视觉”（也包括“味觉”“触觉”“感觉”之类的物感和物觉）和“听觉”连接起来，把具象和抽象连接起来。“视觉”和“听觉”在社会交流中是互补关系，不是互斥关系，不存在“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在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虚言，西学在“中国化”后已变得“不中不洋”；同样，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已“礼崩乐坏”，今非昔比，不存在二元对立，只存在“致中和”，即“由二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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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云南的民族识别完全归功于戴维斯分类体系并把它描述成“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会产生两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戴维斯分类体系是“为用”还是“为体”？答案是“为用”，它方便了国家的民族分类工程，属于工具，最终要服从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把国家利益置于学术优先、科学为本的理想之下。云南的普米人、摩梭人、羌人、克木人等族群的识别、不予识别或“待识别”，就是科学和学术要服从全局的例证。第二，云南的民族识别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北、内蒙古和西北的民族识别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孰轻孰重？也许正如安德森序言所说，“也许云南诸族不似新疆维吾尔族等在战略上举足轻重，因而也看不出民族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一言中的。通过“战略意义”不足的云南民族识别来通观全中国的民族识别，恐怕是本末倒置了。确实，墨氏书名颇有些“言过其实”的味道——其研究不出滇境，却要动用整个全中国民族识别的名义——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这或许是出版商的“市场设计”，但墨氏在导论第 3 页明确地说，他写书的目的是要透视中国56个民族的构建。[46]比较而言，老一代人类学家郝瑞（Steven Harrell）的书名却朴实无华：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of China（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47]需要强调，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能漏掉“五族共和”前后的历史，不能忽略游牧与农耕的长时段大规模互动，也不能忽略苏联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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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170225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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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余论：民族识别研究之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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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氏的研究是“断代”和局部的研究，这也符合他的立意。他说，完全依赖地理、人口流动和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研究方法，会忽略分类的作用。他认为，忽视分类体系作用的研究者同样会忽略“区分的历史”和“类分的历史”，即兼顾“分”与“合”。但是，他为了突出戴维斯分类体系的作用不惜矫枉过正、暗度陈仓，不自觉地引入索绪尔的“听觉中心主义”，把历史看作一个个横截面的堆砌，研究了一个横截面就了解了所有其他的横截面。这种把主体性赋予以听觉为中心的语言分类体系的做法，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忽视了地理、人口和历史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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