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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余论：民族识别研究之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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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氏的研究是“断代”和局部的研究，这也符合他的立意。他说，完全依赖地理、人口流动和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研究方法，会忽略分类的作用。他认为，忽视分类体系作用的研究者同样会忽略“区分的历史”和“类分的历史”，即兼顾“分”与“合”。但是，他为了突出戴维斯分类体系的作用不惜矫枉过正、暗度陈仓，不自觉地引入索绪尔的“听觉中心主义”，把历史看作一个个横截面的堆砌，研究了一个横截面就了解了所有其他的横截面。这种把主体性赋予以听觉为中心的语言分类体系的做法，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忽视了地理、人口和历史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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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能不考虑南北互动的宏大历史，不能不考虑古代王朝的治边政策，不能不考虑苏联模式甚至德国模式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忽略墨氏所说的英国模式的影响（这是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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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more）的边疆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识别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夷夏互动”的大中国理论，克服华夏中心或者内亚中心的偏颇，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48]也就是说，不能把今日中国的形成简单看作“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融化’或‘融合’的过程”。[49]自元以降延续至清的土司制度、清代的盟旗制度、伯克制度等，都是对于过去“民族识别”[50]思路的继承和发展，也对后来的民族识别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的“新清史”认为清朝成功地运用了它与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对非汉地区和前明朝省份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术，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51]“五族共和”与清代的“五体清文鉴”存在隐喻关系，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变通，[52]如对内蒙古原有盟旗区划的保留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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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张治中治疆实行亲苏政策，以确保和平解决新疆问题。[53]此外还有“日本模式”“德国模式”，都对中国的民族识别产生了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日本早于中国“开放”，用汉字翻译了大量现代西方概念，其中“民族”“民族国家”“国民国家”“自由”“民主”等尤为突出；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发动“排满”革命，得到日本华侨的普遍支持；他先是对少数民族采取拒斥态度，后来转向支持战略性的“五族共和”国体。1906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凡3年；1911年游学德法，凡4年。[54]他回国后推行民族学教学，介绍进化和播化的理论，他在《说民族学》中提到德国播化学派人物拉采尔（F.Ratzel）和施密特（W.Schmidt）。[55]傅斯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创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深受德国历史语言学派影响，强调语言就是思想，民族的语言反映各民族的精神。“他拟议的历史语言所分组，却规划为历史与语言两个部分。历史部分是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族与比较艺术五组，语言是汉语、西南夷、中央亚细亚语与语言学四组。”[56]虽然傅斯年反对“民族识别”，但他对中国语系的三分，是放眼中国而非西南一隅的“大手笔”。民族识别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工程，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也不是所谓的“英国模式”，而是各个模式在中国实践中变通，“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成果——“中国模式”。在中国民族识别实践中，政治考量格外突出，学术要服从于政治大局。如张治中对新疆民族关系的正确判断：历史上的新疆变乱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民族问题，民族斗争是表面现象。[57]毛泽东也明确地说：“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58]民族识别就是这样一个让少数民族名正言顺地加入这个“大家庭”的过程，它远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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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包括民族学家在内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无论学者个人还是政府，主要目的不是进行学术建设，而在于稳定政权。[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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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任何人或团体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就要“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60]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方面满足了新中国建国定族的需要，另一方面照顾了绝大多数弱势族群的利益，总体上符合公平正义的政治原则，是多方政治协商、共生互补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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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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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日碧力戈（1957～ ），蒙古族，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著有《语言人类学》《姓名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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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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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rles Taylor，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 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1-218.如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指出，在132个现代国家中，只有12个（9.1%）可称为单一族群国家，有25个现代国家（18.9%）主体族群超过90%，另有25个现代国家的主体族群占总人口75%～89%，而在31个现代国家（23.5%）中主体族群占总人口的50%～74%，39个现代国家（29.5%）中的主体族群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参见Walker Connor.Ethnonationalism：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p.29-30，p.96.不过，至2011年7月，联合国已经拥有193个成员国。民族-族群的数量应当在2000～5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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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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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载《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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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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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转引自潘华、勾霄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社科纵横》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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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卫惠林：《论现阶段的边疆问题》，《边政公论》194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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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转引自潘华、勾霄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社科纵横》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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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转引自潘华、勾霄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族政策之比较》，《社科纵横》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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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编写组、《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辑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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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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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327页。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等因素形成的群体差异自古有之，并非凭空编造；同时，把这些古已有之的文化群体称为“民族”还是“族群”，属于“标签”问题，“标签”是否“恰当”并不影响文化差异存在的真实性。尽管“民族符号”有建构的可能，但文化群体的实际差异却是存在的。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尤其是他们的精英要求得到官方承认，确有他们的真实根据，如语言、服饰、宗教等，而不是受了“诱导”或者“被认同”（如后现代的民族建构论所“揭露”的那样）。举例来说，1911年外蒙古独立，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宣言”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内容以及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引起蒙古知识分子的向往”，他们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四条“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觉自治”，提出蒙古高度自治的诉求。参见纳日碧力戈《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梁聚五先生指出，各民族起来响应孙中山，是为了消灭民族不平等，“其相应的目的，不是打到甲民族的统治，而代以乙民族的统治。更不是某些民族应该平等；某些民族不应该平等。因为‘中华民国’，是要整个各民族共同支持的。所谓‘五族共和’，实不足以概括整个中国各民族。难道历史上光芒四射的苗族，还够不上一个单位吗？”参见张兆和、李廷贵主编《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上册，（香港）南研究中心，2010，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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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载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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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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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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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黄光学、施联珠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民族出版社，1995，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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