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57722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西南研究中传统分类之否定
1702257723
1702257724
在夷夏之别中，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分类性描述始终是贯穿中国古代边地汉文献的主轴，这方面的文献虽说不上汗牛充栋，也称得上是种类浩繁。夷夏的分别多以“感性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的文化习俗为主，因此在文献表述中有生计方式、服饰、发型、“秉性”、物产、婚姻、政治制度、信仰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长期被奉为古代西南民族志的经典文献，自民国以降，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在著述中，无一不加以引述。[3]按照著名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的解读：
1702257725
1702257726
《史记·西南夷列传》区别西南民族为三类：夜郎、滇、邛都诸族为“耕田”民族；巂、昆明为“随畜”民族；筰都、冉駹为半耕半猎民族。耕田之民有邑聚，有君长，其俗魋结。随畜之民无常处，无君长，其俗编发。其分类以经济、政治、与习俗为标准，简言之，以文化为标准。精辟独到之处，汉以后学者不能及也。[4]
1702257727
1702257728
1702257729
1702257730
马长寿认为，自司马迁以后，对西南民族的分类，或简或繁，可谓“江河日下”。晋代范晔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以地名分类，分七系：武陵蛮、南郡蛮、江夏蛮、板楯蛮、南方蛮、益州蛮、西南夷。明末的《滇略》，分僰与爨。清代李宗昉以《黔苗图说》分82种，比如，黑罗罗、白罗罗、花苗、白苗，林林总总，不胜枚举。[5]
1702257731
1702257732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有志于构建中国人类学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们，如岑家梧、杨成志、马长寿等，在其文本叙述风格上，大多都是将汉文献有关西南民族的典籍作为其著述开篇的引言，继之以“非科学”的名义加以贬斥。[6]在马长寿先生看来，除了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尚值得称道外，
1702257733
1702257734
宋元以还，中国官吏与内地人士客居西南者踵接背望。往往以好奇心理，于奇风异俗，多所采撷。归而撰写为笔录，咏为诗歌者，其数不下百十种。然作者之心理，上焉者，多系撰荒经，作传奇，结果仅足资谈荟而已。其急于功利者，暴露西南之物产殷富，与夫土著之横恶顽憨状态，以求取悦朝廷，挑唆挞伐。故其所述者，为鸟兽草木之名，僭号称王之事，而于种族之分类，文化之分析，不顾也。[7]
1702257735
1702257736
1702257737
1702257738
“闭门造车”“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古代西南民族文献更容易滋生对边民的成见。杨成志先生认为这都是传统的“尊夏攘夷”观念在作祟。杨先生颇有洞见地指出，这种华夏中心的观念，分为“言词”和“动作”两个方面：“一由于太过自尊，故视他人尽如兽类一般”，如称西南民族为“猡猡”“猺人”“狼人”“狆家”“阿猖”等，“视之为蛮族”；“一由于太过霸道，历史相沿，所谓‘征蛮’，‘平苗’，‘平猺’，‘讨回’，‘平黎’……毋不以战功为烈非使他们慑服为止”。“言词”上是“尊己抑人的表示”，“动作”上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8]这些“从前的记述，因时过境迁，只可拿来做一个历史上的参考，有许多方面已不适合乎现在的环境和科学的方法了”。[9]
1702257739
1702257740
于是，诸多的古代的民族志文献，无论从叙事风格、资料来源，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就这样被否定了。需要摒弃的是这些“过时的”、“闭门造车”和“捕风捉影”的、带“歧视性”的传统帝国民族志图示，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科学的、有“假定的结论”和实地考察精神的西方科学法则，然后以之对西南民族进行“种族”方面的量化研究，开展分类与归纳结合的语言学调查和实地的文化习俗记录。但是这些带“新学”色彩的有关西南民族的著述，据杨成志先生观察，在20世纪初的中国寥寥无几，且乏善可陈，而同时代西方出版的有关著作已达七十余部。[10]在外国对中国西南边疆的诸多著述中，罗常培先生述及：
1702257741
1702257742
把云南民族根据一种标准作科学的分类的，得要算英人戴维斯（H.R.Davies）创始的。他根据语言把云南的民族，除去汉人以外，分作猛吉蔑语系（Mon-Khmer Family），掸语系（Shan Family），藏缅语系（Tibeto-Burm an）三大类。[11]
1702257743
1702257744
1702257745
1702257746
1702257747
1702257748
1702257750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知识权力：戴维斯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分类
1702257751
1702257752
戴维斯少校（Major.H.R.Davies），英国情报官员，1894～1900年受英国政府派遣考察修建滇缅铁路的可行性，他先后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行程几千公里，考察了云南几乎所有重要的地区，而且一直深入到四川西南藏、彝地区，沿途不仅对山川地貌进行测量，对气候、物产、社会和风俗状况进行记录，也对所到之处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进行考察，并专门对云南的民族语言做了分类，将该分类以附录的形式收进他于1909年出版的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12]一书中。
1702257753
1702257754
该书写作的时候，正值法国兴办的滇越铁路修建之时，滇越铁路的修建直接威胁到英国在华的商业利益。戴维斯直言不讳地说道，英国筹划中的滇缅铁路，其最终目标是修成一条从印度，经缅甸、云南、四川，与已立项的汉口至成都线相接的铁路，打通从内陆通往上海的商道。这样，英国不仅可以从经济利益方面与法国在中国内陆省区抗衡，也可以在清末动荡的省区格局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当然，戴维斯在书中也注意到，在中国人高涨的“爱国热情”之下，已经出现收归路权、由中国人自己修铁路的呼声，英国在华铁路计划的实施不会一帆风顺。[13]
1702257755
1702257756
1894～1900年戴维斯在中国西南旅行的这段时间，正值北方义和团起事、西南反洋教的教案不断发生的时候。排外情绪已经从沿海通商口岸蔓延到中国腹地，从中国的精英阶层扩散到民间。戴维斯在其著述中数次提到他在考察云南过程中所经历的云南老百姓对“洋人”的敌视态度：一次旅行中，一位乡村老汉神情严肃地走过来，问他的翻译他们是不是来侵略中国的；在腾越厅，由于当地居民对刚签署的开放腾越为通商口岸的协定不满，戴维斯一行路过此地时遭到了他们的石块投掷；当他们考察经过滇东北的宣威时，一批当地人冲戴维斯一行大喊大叫“洋鬼子”，戴维斯怒不可遏，和同伴瓦兹·詹姆斯一起追上前去，抓住其中一人痛打一顿，好好地“教训”了这些“不把欧洲人当人而视为番鬼的支那人”。[14]
1702257757
1702257758
对“支那人”（China man）的“教训”当然不一定非得像这样染上暴力的色彩，知识优越性的显示往往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费约翰（John Fitzgerald）这样写道，“现代欧洲帝国的扩张中，知识的渴望所起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商业和影响的竞争因素”。[15]传统的帝国（希腊、罗马、波斯）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商业与学问的关系，故维系时间不算很长。而新兴的大英帝国除了商业扩张的兴趣外，还需要建立一个“理性的帝国”（an empire of reason），一个对统辖的殖民地和商业拓张区域的“社会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帝国。广泛而又准确的知识“对帝国的管理至为关键，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给土著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英国优越的基础在于知识本身”。[16]而对于“土著们”来说，在与这些知识（尤其是有关自己的知识）进行一种不平等的对话时，无疑就会陷入一种比附与抵触交融的矛盾境地。
1702257759
1702257760
比附是必要的，强势的西方现代科学符号是推倒中国旧学问的基础；而修正则是必需的，兴中国人自己的西南之学，谋求国家主权与知识主权，才是中国学人借鉴西方话语背后最深切的关怀。杨成志先生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学者中，其早期著述语言的个性化色彩最强，也最具鼓动性。在列举戴维斯等对中国西南的考察、肯定西方人科学的“高明”之处以后，杨先生话锋一转，开始强调中国学者与外来的西方学者相比所具有的获取知识的能力。在他看来，知识的权威性无疑是建构在学者与学术的本土性基础之上的，本土所滋养的“文化素质”（cultural dispositions）赋予了中国学者对境内西南民族特殊的经验性知识：
1702257761
1702257762
然而我以为这种考察“西南民族”的工作，与其让外国人的代庖，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干一干。为什么呢？因着历史的背景，社会的习惯和语言的关系，中国人在本国当然比外国人在中国减少许多隔膜。[17]
1702257763
1702257764
1702257765
1702257766
戴维斯对西南民族的研究，尽管在现时中国有关西南民族的学术著作中已很少提及，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是影响深远的。[18]20世纪初戴维斯的分类框架（“猛吉蔑语系”“掸语系”“藏缅语系”）出现后，不仅在民国时期中文的西南边疆研究文献的引用率远远高出其他同期的西方学术论著，而且在中国学界中，相继有著名学者丁文江（1935）、凌纯声（1936）、马长寿（1936）、李方桂（1937）、陶云逵（1938）、罗常培（1942）、芮逸夫（1943）、岑家梧（1944）等以此为“正式科学”的蓝本，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分类和研究，并对戴氏的分类法加以补充和修正。在大致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学者针对戴氏的分类也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模式。丁文江在《爨文丛刻》的自序中将云南民族分为：①掸人类；②藏缅类；③苗瑶类；④交趾类。凌纯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考察云南以后，分云南民族为：①蒲人类；②藏缅类；③掸人类。马长寿的《中国西南民族分类》一文，将分类范围从云南扩展到整个西南，分为：①苗瑶族系；②掸台族系；③藏缅族系，各系下分若干支。[19]
1702257767
1702257768
1702257769
1702257770
[
上一页 ]
[ :1.70225772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