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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中国化的西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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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民国时期中国学人对戴维斯分类法的校正可分为这几个方面：①语言分类术语本土化；②文化习俗讨论华夏化；③人体测量力主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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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对戴维斯的分类框架提出质疑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教授。在1930年出版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杨成志教授在引述了有关云南民族的汉文古籍和戴维斯的分类报告以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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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戴维斯）这种分类虽比汉人所述的可靠些，但就我个人观察，还要加上一个“？”，尽管Davies做了一张“云南民族分布图”，其实有许多地方和许多民族弄错了去。那么，他的分析当然要经一番校勘和证误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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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哪些地方和民族被戴维斯弄错了，杨成志教授没有明确指出，只是说“这层工作亟待我们来完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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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家梧先生在1944年发表的《贵州民族研究述略》一文中，则明确指出一些西方学者，包括戴维斯的分类术语，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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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辈多以印度支那半岛土著之语系为标准。所谓台掸系，孟克系之名称，不适用于滇、黔、桂、粤各族。故应改为摆仲系，藏缅系及苗瑶系三大类。[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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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戴维斯的分类，“中国学者信疑参半”，丁文江、凌纯声和马长寿在各自的著述中，通过不同的步骤用本土术语取代了“孟吉蔑、孟克（孟高棉）”的提法。丁文江采取的是把“民家列入掸人类，苗猺自成一系统；又另列交趾类包括蒲人等。戴氏的蒙克语系，为丁氏三分取消”。[34]凌纯声虽然认可戴氏苗瑶属于“孟吉蔑语”分类，“仍愿保留戴维斯的三分法”，但是他在分组中，摒弃了“孟吉蔑”的提法，用“蒲人类”来代替，该组包括蒲僰、瓦崩和苗瑶。[35]马长寿虽然也认为苗瑶语属于“孟吉蔑语”，但他干脆以“苗瑶族系”（包括苗、瑶、瓦崩）直接取代戴维斯的“孟吉蔑语系”，形成了他的“苗瑶族系”“掸台族系”“藏缅族系”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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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的第一步，是“清源”，去掉与法属印度支那有关的“孟-高棉”语汇。但仅有这点，在岑家梧先生看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在分类上实行全面的划界，实现以中国国界为基础的本土分类，彻底清除西方殖民学术的中南半岛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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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暹罗更名为泰国。亲日的泰国皮蓬政府在日本唆使下，奉行“大泰族主义”，宣称中国西南的粤、桂、黔、滇为泰掸族的祖居地，鼓吹收复历史上失去的土地。根据这种情势，岑家梧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框架，即“摆仲系”“藏缅系”“苗瑶系”三大类，以中国经典民族志里所记载的“摆夷”“仲家”合并作为系属分类的标准，用“摆仲系”取代“泰（台）掸系”的提法。继之，在同年（1944年）发表的《西南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又将他的分类进一步修改为：①“苗瑶系”；②“摆黎系”；③“罗藏系”，以“罗藏系”取代“藏缅系”。这样，岑就对戴维斯的“猛吉蔑-掸-藏缅”三分框架完成了本土化的改造。岑先生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力图把西南民族分类话语拉回到中国的国境线这边来，以抵御一系列的“他者”，即老牌的印度支那英法殖民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入据缅甸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东南亚新兴的大泰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支配与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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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术语本土化进程并行的是，学者们在对西南民族体质进行讨论时，尽量往本土与中国化的方向靠拢，对其文化习俗的陈述也偏重于与华夏主体汉文化的“亲缘”关系。在叙述模式上“汉夷”之关系，能以体质证之则证之，否则，则以西南民族的“汉化”历史加以陈述。杨成志先生在《罗罗说略》（1930年）一文中，根据他在云南的考察经历，对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家哈登（A.C.Haddon）的“罗罗人种外来说”提出质疑。哈登认为，从肤色来讲，罗罗近似“南欧人”，而头型或为“黑亚细亚种”（Nesiots），或属于一种混合种。杨成志先生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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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罗罗的体态、血统、文化、语言、文字、和惯俗……终不能逃出蒙古种（Mongolian type）的范围，换句话说，可称为亚洲的，“原有的中国族系”（Original Sinitic Stock）罢。[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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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家梧先生在其著述中，认为有必要全面超越戴维斯的云南民族语言分类框架。他在提出自己的分类模式以后，辅以各支系的文化特征的简述。在叙述风格上，他结合中国古代方志与国外文献，并采用人类学的综合表述方式，其目的是实现他在《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37]一文中提出的西南民族研究的具体目标，即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各民族“体质上互相混血”，“文化的互相传播、同化”，以及历史上与“中原汉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比如，他在谈到苗族时，就涉及了苗族的自称，以及《黔苗图说》和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中根据苗族服饰颜色所做的分类，也谈到了苗族的地理分布、体质、经济状况、手工业、社会组织、宗教信仰、节日民俗、住所、服饰等。就体质而言，岑家梧先生认为，“苗族的体质完全具备蒙古人种的特征”，“和汉人极相近”，“苗族在历史上和汉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事实上已经发生过多次的通婚”。[38]但在谈到与汉人体质相比较为“特殊”的“罗罗”和“藏人”时，他的侧重点则放在这两个民族与汉族在文化和历史层面的密切关系上，淡化他们在“人种”上的差异。比如，他在谈到“罗罗”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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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和汉人的关系，历史颇为渊远。三国时的南蛮，似即此族。唐代的乌白蛮，据今人考定，即今之罗罗。元代置罗罗宣慰司治理之，内属已久。至今，罗罗多与汉人杂处，还有和汉人通婚，他们的衣饰风俗，多已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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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藏汉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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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与汉人体质上和文化上的混血，由来已久，唐代尤为显著。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以江夏王道宗的女儿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弃宗弄赞。《唐书》称弄赞执婿礼甚恭。后并遣诸豪弟子入唐留学。吐蕃的风习逐渐华化。元代以后，藏人和内地来往更多。今日西康各地，汉人已多与藏人通婚，近来当局历行汉文教育，识汉字的更多起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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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民族的讨论，如瑶、摆夷和黎，岑家梧先生或从体质，或从历史，或从现代汉语教学的推行等方面，力图求同，论证了其与汉族的关系，同时也为汉族为华夏之“先进”与主体提供了“历史依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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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五 学术分类与民族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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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西南民族研究，是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的。民国时期有关西南的人类学、民族学著述中，一个重大取向就是强调民族的边际与国家的边界重叠，西南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与中国的疆域相吻合。在这一思考模式下，西南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实质上演变成了中国境内和本土的民族研究。如果以现时学界流行的“本土化”去思考当时的学术走向的话，无疑民国时期的民族学或人类学在西南的“本土化”，是机制化了的（institutionalized）“民族国家学术”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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