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258004
一 研究的缘起
1702258005
1702258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问题是：首先，我国到底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其次，各民族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对那些长期以来受歧视和分布在边疆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过去的政府是很少过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贯彻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地区区域自治，帮助各族人民发展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这就需要对各民族的情况进行摸底和调查研究。从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自报登记下来的400多种民族名称中，1954年首批确认和识别了38个少数民族。1958年至1964年，中央组成16个调查组，分赴西南、西北、东北等各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展开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艺术、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1964年，中央公布了第二批得到确认的15个少数民族。截至1982年，55个少数民族已经得到确认，但有些人群原归入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后要求恢复少数民族成分或更改原来填报的少数民族成分。1982年以后要求恢复或更改的人数达500万人，其中260万人经过识别后已经得到恢复或更改其民族成分。目前还有一些少数群体要求继续识别其民族成分或更改民族成分。
1702258007
1702258008
我国开展的这项民族识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然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由中央政府组织进行的少数民族识别工作招致西方的抨击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无端指责。其实，西方学术界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初衷之一便是试图解构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并进而解构和颠覆现政权的合法性。
1702258009
1702258010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George V.H.Moseley、Teufel Dreyer等人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旨趣多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如何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事务。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也显示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ethnicity）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开始转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ethnic group identity）与族群性方面，主要集中在有关少数民族研究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叙事等诸多研究主题上。该领域代表性研究有以下几个。①美国学者杜磊（Dru C. Gladney）的中国回族认同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认为“回族”是一个被政治建构的分类体系，这一人群分类范畴包括了不同历史来源的人群，这一群体的人们除了拥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共同的宗教认同外，在文化、语言、生计方式、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之间并无多少共同之处。[2]②美国学者斯蒂文·郝瑞（Steven Harrell）[3]对彝族的族群关系、民族认同的研究也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国家在民族（彝族）身份的赋予和认同的塑造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民族识别不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理论与中国复杂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相协调而做出的意识形态上的创新与调整。
1702258011
1702258012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研究和针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学术解构与政治企图，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与族群性的田野研究的力度。同时，学者们由于各自对“民族”与“族群”概念的认识不同而引发较大的争议与讨论。上述的“民族”与“族群”的概念之争，掀起新一轮的学术争鸣，并引发对20世纪50～6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反思和讨论。在“建构”和“解构”等论调盛行的同时，大陆学界掀起了一轮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纷争。基于上述背景，笔者认为在当前有必要重新梳理和廓清西方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实质，深层阐述国内学术界对于民族问题研究的种种纷争及其实质，并对中国的民族识别进行深刻反思，以回应国际上对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质疑和误解，也深层次分析目前国内民族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种种分歧、争论之学术陷阱及其实质。
1702258013
1702258014
1702258015
1702258016
1702258018
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西方的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对“民族识别”的质疑与批评
1702258019
1702258020
（一）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研究与“建构论”
1702258021
1702258022
西方一些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浓厚兴趣在于：在相关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中，也把少数民族视为具有清晰的文化、语言、地理边界，历史上与汉族和中央王朝相对隔离的实体。少数民族的文化被实质化，少数民族的历史也被视为受到汉族与中央王朝的扩张威胁而逐渐丧失自己的认同而走向衰落乃至被同化的过程。如George V.H.Moseley、Teufel Dreyer[4]等人的著作就明确地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出于更有效地管理少数民族目的而制定的，再如莫斯利就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设立视为中央政府为了打击国民党在广西的残余势力、减轻广西等边远地区的治理难度而做出的决定。
1702258023
1702258024
杜磊的研究兴趣在于中国回族的族群性与中亚的民族问题。他的学术观点深受西方族群理论与近代建构论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回族是一个被中央政府政治“建构”的产物，当然，他的观点后来也有了较大改变，在其近期的研究中一改原来的工具论的立场，更多地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待中国的民族认同与族群性研究。在杜磊的近期研究中，也在修正其以前的观点的基础上，他更进一步强调指出，不能仅从工具论或原生性的单一视角看待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中国近现代的民族识别过程必须放到西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过程的冲击这一大的历史框架中加以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正是在西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才开始进行中国的民族建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通过与外来的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相对抗而达到汉民族的认同，还要通过与内部的各少数族群的相互比较来构建汉族的主体地位与同质性。[5]
1702258025
1702258026
此外，也有学者从族群性与文化、政治等相关话题进行中国少数民族的族群性研究，如悉妮·怀特（Sydney D.White）基于社会性别视野对中国西南的纳西族身份认同的研究。怀特把意识形态对中国民族政策的深层影响精辟地归纳为两种话语的交织作用，一种是强调现代化和技术进步的“民族等级话语”，在该话语中少数民族居于劣势地位；另一种是“文化真实性话语”，少数民族在其中被赋予传统价值和“族性”维护者的重要地位，这两种话语的错位造成少数民族在认同和日常生活中的张力和冲突。怀特在研究中将纳西族族群认同放到其所处的生活世界中去，把纳西族族群认同与城乡差别、教育、职业、政治身份等人群分类形式并置，突显出纳西族族群认同作为社会区隔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当地生活世界中具有的复杂性。她还运用“文化盗用”（culture appropriation）这一概念来说明纳西族对国家政策话语的利用和重新解释的行为。她认为，纳西族的族群精英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和重构过程实际上是在官方话语的引导下进行的，但改造的成果被用来对纳西族“族性”加以本土表述，使其更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最终达到维护和强化纳西族在当地的族群社会中所占有的文化、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目的。[6]
1702258027
1702258028
此外，路易莎·莎茵（Louisa Schein）对西南苗族的民间仪式展演及其现代性进行研究。她着重强调“族性”、性别政治与现代性话语三者在中国当代的文化政治中采取的策略和实践措施。莎茵认为，现代化话语将少数民族及其文化视为传统价值和民族本质的代表，从而在文化展示中赋予其保守、传统的女性意象，而将其与代表了现代化和进步发展的主流社会所具有的男性意象相对应。在这种文化策略的背后不仅暗示着社会对性别意义的塑造，还暗示着内部殖民化将少数民族作为他者而加以表述的“污名化认同”方式。[7]
1702258029
1702258030
（二）对“民族识别”的质疑与批评
1702258031
1702258032
郝瑞对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的研究以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视角切入彝族的族群认同及其民族分类，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不仅制约着特定族群认同的生成，也在规定着更大范围内认同的社会场景、性质与话语。他认为：
1702258033
1702258034
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按照每一个人群自己的认同来进行民族识别就没有必要了。[8]
1702258035
1702258036
1702258037
1702258038
郝瑞在其著作中对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民族识别怀有质疑，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参与界定族群的三类团体中，国家拥有特权地位，这种特权地位可能比其他大多数处于同样情形的国家所享有的特权地位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国家掌握着民族识别以及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中国把全国所有的人识别为56个民族，表面上是依照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四个特征理论，而官方界定民族时，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斯大林的理论，但依然声明依从了这四个特征。而且，官方的民族识别在政治经济特权与报偿方面有其衍生的作用。”[9]郝瑞强调，上述的这种特殊性尤其表现在识别过程中对文化特征的关注上，他在研究中也把注意力放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民族识别与族群建构的历史影响方面。当然，他也提及，由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民族识别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主体意识发展的结果，便是带来少数民族主体意识日益与原来关于民族的客位话语相融合，并且日益实践着作为客位话语组织部分的民族分类。“其结果，就像彝族这样的族别，原来是外来的他称，尔后经过把这一族称与那一个只出现在政府机构表格中的民族一致化，对于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以及社区中越来越多的居民来说，就变成了可操作性的族别。”[10]即在中国从相对静态的农业社会向人口相对流动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过渡中，原先族群的主位分类与国家民族识别的客位分类从两相分离的情形走向两者相融合；彝族本是被（国家）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一种新的彝族意识却是迟至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
1702258039
1702258040
针对郝瑞的上述观点，李绍明先生曾从族称、文字、地域、族源、文化形态等方面撰文质疑郝瑞的论述。[11]也有研究者通过对相关彝、汉文献的分析，结合田野资料，从主位的角度，考察了彝族的族类自称、族源、世系的自我认识、是否属同一群人的自我界定、族内婚意义上的联姻情况等，并指出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中，在较大范围内应当存在着族群意义上的认同。[12]
1702258041
1702258042
杜磊也认为，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政府经过民族识别并以回族这一标签将历史上曾经拥有共同伊斯兰信仰的人类群体加以制度化的分类和管理。尽管回族的识别是出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但是回族的精英和大众也在以“回族”这一官方认可的标签为纽带不断强化本群体的民族认同，以此为工具或砝码向政府要求更有利的地位和资源，双方从各自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互动、谈判进而达成妥协，这也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从而使得回族这一分类单位得以存在并保有自身长久的生命力。[13]
1702258043
1702258044
在谈到中国民族识别中的一些遗留问题时，郝瑞认为中国政府对民族的识别工作与西方民族学界定民族的理论是不相符合的。他指出，如四川、云南与西藏交界地的西番和居住在四川西北部的白马人，在民族识别中西番、白马人都被划归为藏族，但是这些群体至今没有认同对其民族识别的结论。郝瑞从另一个角度谈到他对中国民族识别的看法：“民族性不是建立在一个族群内部其文化的相似性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族群之间不同的文化特征基础上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德·利奇（Edmund Leach）[14]对靠近云南边界缅甸克钦人的文化异质的有关论证。可是，由于中国政府对民族识别的介入，由于其民族定义是完全建立在文化标准上的，这些标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展示出其生命力。我们的确发现把文化标准作为成员族属之实际根据的情况，至少是确定成员族属的第一条件。”[15]
1702258045
1702258046
美国学者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近年来致力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民族识别历史与过程的研究。他认为对中国西南民族的探索应超越单一民族的研究模式，走向民族史和民族学学科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向；对中国民族识别工程的认识也应具有历史的深度，在认识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族定义影响的同时，需进一步扩大到对20世纪初期西方的西南语言分类体系继承的探讨，而且应分析民族分类如何被自然化、成为公共常识的过程。[16]他的研究事实上是印证其对50年代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分类标准的质疑，隐含着中国政府通过民族识别而对本国境内众多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说的传统叙事。
1702258047
1702258048
目前，在学术界针对中国的民族识别的后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方强调少数民族因“民族识别”所享有的社会平等与互助、融洽的族际关系；另一方则强调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边缘地位。
1702258049
1702258050
1702258051
1702258052
[
上一页 ]
[ :1.70225800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