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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族称与“国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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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名称标准化”的研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了“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这一经典看法，即中央政府通过命名，将地方社会转化为可以被国家“读懂”（legible）的结构，并据此管理和操控地方社会。但这经常导致地方知识［斯科特称之为“米特斯”（mētis）］的流失，造成整个计划失败。例如，在15世纪的托斯卡纳和英格兰，姓氏并非普遍现象，但国家为了清晰而简单地记录个人财产和纳税情况，强制人们将“复杂冗长”的名字简化为“名”与“姓”的组合。结果导致这些新名字失去了地方信息，使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家庭谱系不再与个人关联，引发地方社会动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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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的看法对于族称研究有一定启发，但存在明显的不足。民族识别的确是一个由国家推行的“清晰化”过程，其目的同样在于让国家“读懂”地方社会。云南族称从260个骤降到26个，的确也涉及地方知识的流失。但是，名称标准化并非像斯科特所说，一定单纯服务于国家的统治愿望和征税目的。20世纪50年代的族称标准化计划，目的无疑是为了赋予少数民族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正如王富文（Nicholas Tapp）指出的，“不论如何识别民族，（民族识别）本身的目的，都是将民族从封建的和半殖民地的压迫中解放出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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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参与过民族识别的学者，倾向于从“科学”的角度支持“解放”立场。林耀华和杜玉亭都认为民族识别是对马列主义民族学的发展。[6]李绍明进一步提出，民族识别的继续深化，必须依赖更为深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强调学者的作用。[7]英文世界近年的主流看法则旨在质疑“科学”和“解放”的立场，强调被识别民族内部的非连续性，并以此为未被官方认可的族称“正名”。[8]如路易莎（Louisa Schein）认为“民族”是彻头彻尾创造出来的，没有“本真性”可言，制造的只是“国家的臣民”。[9]但正如潘蛟指出的，这些看似“去东方学化”的论述，实质是一种“再东方学化”。[10]它们在中西之间使用双重标准，混淆世居民族和迁徙民族，骨子里是要坐实（reify）一个威权中国。[11]这一看法一方面指出了英文论述中普遍存在的盲目解构倾向，另一方面却也无意挽救老一代学者的科学主义立场。笔者据此建议，在当下的情境下，既不能因为认同多样而放弃族称，也不能以“科学”为由放弃对族称的反思，而是必须回到产生族称的具体情境中，考察这一过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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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Thomas Mullaney）在大量档案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云南民族识别的具体情境。他认为，民族学者的作用是关键的，而学者的知识则延续了民国时期已有的族称分类。其中，戴维斯上尉的《云南：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锁链》“成为中国民族学西南研究和1954年民族识别工程的基础，甚至成为今日云南民族分类的基础”。[12]墨磊宁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地方精英。戴维斯上尉的民族分类不大可能来自他本人，地方精英才有可能成为分类知识的来源。已有学者提出，地方精英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例如，郝瑞提出民族识别工程“不是一个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东西，施加在被动的当地人身上。从一开始，向地方领袖咨询就是整个过程的重要部分”。[13]王富文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必定要征询和听从地方精英成员的意见……最初的分类必定反映并照顾了地方精英的观点，我们在研究这些社会后来的情况时，应该认真考虑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14]杨斌针对云南地区的民族识别，指出每个民族的识别情形都必须具体分析，有的群体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精英，无法成为单一民族。是否有“人”，成为确定族别的重要因素，以至于识别的结果几乎延续了帝国时代的边疆治理知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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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费孝通和林耀华两位先生业已指出的，民族识别的研究仅处于民族识别决策的从属地位。民族识别的主体是民族成员本身。费孝通在一篇回顾民族识别的文章中指出，“根据民族平等政策，族别问题的解决不能由其他人包办代替，更不能有任何强迫或是勉强，必须最后取决于本民族的人民的意愿”。[16]林耀华更进一步阐明了“名从主人”原则的重要性：“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是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以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或归属。‘名从主人’就是说，族称要由各族人民自己来定，这是他们的权利”。[17]林耀华直接指导了云南的民族识别研究，我们可以设想，白族作为云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其地方精英的协商在确定族称上很可能起到了关键作用。结合斯科特有关名称标准化的论述，本文将着力分析地方精英如何在“国家的视角”和“地方知识”之间协商，采用了哪些策略和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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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族称会议背景和成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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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白族”在1956年前的官方文件中多被称为“民家”或“民家族”。但是，“民家”一词主要使用在大理盆地地区，对于偏远地区今天同样称为“白族”的人口来说，当时存在不少其他族称，文献记载有“白民”“阿白”“白儿子”“民家子”“那马”“勒墨”“勒毕”“僰子”“白人”等，这些他称有的也兼用作自称，此外还有“白尼”“白伙”“白子白女”等自称。方国瑜认为，“民家”之说始于明代，是户籍制度的产物。当时由土司管辖的人口属于“土户”，称为“土家”；由大理卫管理的中原流寓属于“军户”，称为“军家”；而由大理府管理的民户多为“原住居在当地的人民”，属“民户”，称为“民家”。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裁撤军户，民家逐渐失去了“蛮夷后代”的属性。他还特别指出，“以云南的语言习惯来说，如‘你家’、‘他家’的称呼，表示彼此客气、彼此尊重，‘军家’、‘民家’称呼的起源，应是如此。所以‘民家’是汉人称呼的，但没有恶意”。[18]同样，久居大理的澳大利亚学者费子智，也认为“民家”是一个中性的称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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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就通过《共同纲领》承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宪法基础。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不仅意在贯彻这一承诺，而且要为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代表比例。此时，“白族”一词虽然在使用，但尚未成为正式族称，仍沿用“民家族”的名称，政府也并未对流行于大理的其他类似族称进行归并。但是，大理地区已经成立了27个民族自治政府或民族联合民主政府，民族乡已经多达784个。从国家角度来说，面对如此众多的民族自治政权，族称的标准化势所必然。随着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逐步推行，成立大理民族自治州的问题于1954年底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已经调到国家民委的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前副主席周保中将军（1902～1964），于1955年在致云南省委关于《建立大理白族（民家族）自治州的意见》中，指出了建州要注意的问题。[20]周保中生长于大理盆地北部的农业地区，是土生土长的民家人。他使用“白族（民家族）”的格式提出建议，说明在族称问题上颇为谨慎。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建议，说明了拥有民族成员和党内高层双重身份的精英人物，在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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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云南省委对于族称问题同样很谨慎。根据当时的一份档案，中央和省委在批准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同时，明确指示：“对民族名称究竟用哪个‘白’字，意见尚未统一，考虑可在筹委会成立后再最后决定”。[21]此处的“哪个‘白’字”，指的是后来成为争议焦点的“白”或“僰”，“民家族”的说法已经倾向于废止。实际上，从周保中到省委和中央，都认为有必要“统一认识”，因为不仅族称问题悬而未决，就连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白族的少数民族身份和成立民族自治地方，都存在不同意见。根据大理白族自治州首任副州长杨永新的回忆，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白族只是汉族的一个支系，没有必要成为一个单一民族。[22]1963年完稿的《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也记录了当时某些人的“顾虑”：“白族与汉族差不多，实行不实行区域自治都可以”，“建立了白族自治州其他民族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的保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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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委统战部通过大理地委，决定在筹委会成立前召开“民族座谈会”，并提出代表资格的具体意见。根据这份建议，代表人选由“有关各县（市）委提出初步名单和代表的主要情况报地委审查决定”，即决定权在地级党委。代表的分配原则，特别强调了“代表性”，要“根据民族分布和人口比例，兼顾各族的上层人物，以白族为主，同时也包括境内的各个民族。大民族照顾小民族，并适当照顾民族支系，境内主要单一民族都有代表出席”。[24]此处使用的“支系”这一概念，不仅说明存在多个需要处理的民族名称，而且说明这些名称被认为可以归并为一个民族了。实际上，在这份文件和先前的一些文件中，已经多次使用“白族”，与周保中1955年使用“白族（民家族）”相比，官方已经有了更明确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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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规模定在78人，其中地委审定45人。根据名额分配，“白族16人（提名25人），占35.6%”。这个比例如何确定不得而知，很可能与195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属于丽江管辖的“白族聚居区”——鹤庆、剑川和兰坪——已经由上级决定划入新的自治州，所以又通过丽江地委分配了6个名额。换言之，名额的确定颇为复杂，甚至要克服行政障碍，却碰巧靠拢了斯大林的四个民族原则之一——共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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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符合“民族分布”、“人口比例”和“民族上层”这三个原则外，代表的“代表性”还要符合当时的革命观念。对于按人口和民族分配确定的代表，“要政治历史清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和模范人物，在本民族中有突出的代表性”，就是说，这些代表要有较高的革命性。对于“民族上层”，则要是“拥护或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本族人民有密切联系，在本民族中代表性较大的人物”，相比前者，对他们的革命性要求不高，但要求他们“代表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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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出，协商族称的“民族座谈会”，是根据上级（中央和云南省委）的指示而召开的。在召开之前，已经倾向于使用“白族”这个称呼，族称之间的“支系”关系也不是问题。新自治州的行政区划，更是根据这个确定的民族主体加以确定[25]。但是，这个会议仍然要在民族分布、人口比例、民族上层、政治资格四个方面，经过认真的提名和审查，尽最大可能实现代表性。在已有明确倾向并据此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为何仍倾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召开这个会议？我的解释是，会议目的并非在于就一个未知的问题寻找答案，而是为一个大致明确的答案寻找共识，一个有关共同体命运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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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从争论到妥协：会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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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座谈会”经过筹备，于1956年4月25日、26日在大理召开。参加会议的人数由原定的78人减为仅28人，其中“白族18人，汉族5人，地专机关5人”。但从代表分布看，仍符合了原来对于代表性的要求，而且，多数代表在赴会之前在本地召开了座谈会，收集了意见，没有到会的代表也有人发来了书面意见。代表们的发言详细地记录在大理专员公署的一份文件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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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自觉地以1949年为分水岭，强调民族政策使过去不敢承认和不被承认的“民家族”，成为一个平等的少数民族。主持会议的大理地区专员Y发言说：“在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民家族连自己是少数民族都不敢承认。”洱源县M代表说：“解放初期登记填表都报汉族，不敢认民家，这是地主阶级压迫造成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敢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等地位的连带条件却是承认落后并愿意在汉族的帮助下赶上汉族。如Y专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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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建立自治州闹独立王国是不对的，也有的怕自治州建立了，党和汉族不帮助怎么办，是的，如果光靠民家族自己的力量来自治是有困难，实行自治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继续求得党和政府的领导扶持，汉族人民、汉族干部的大力帮助。有人说在过去汉族压迫我们，我们实行自治就不要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这种看法是极错误的。以汉族来说，应该是积极地、满腔热情地来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若认为自治州建立自己没有地位了，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自治州建立后，汉族和民家族有责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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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专员的话显然旨在打消当时很多人的“顾虑”，所以强调汉族、“民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帮助的义务。这当然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其前提也显然是“解放”、“平等”和“落后”的共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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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所说的“民族身份”很不相同的是，代表们普遍认为，确定族称和成立自治州是一种赶上汉族的特殊手段，自治州是暂时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实现跟汉族地区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大理县Zh代表认为：“我们少数民族要彻底翻身，只有团结起来，实现社会主义才可能，建立自治州是加速社会主义实现。”M代表说：“成立自治州，它的重要是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问题，自治州成立各民族团结起来发展生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有的代表说：“建立自治州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和四十条的规划。”“自治州要成立，生产任务要完成。”“自治州成立我们地方也要变成昆明一样的。”在大理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州，被普遍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同汉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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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惯了的民家”要改掉呢？Y专员表述了官方的意见：首先，“民家”是他称，“白族自称‘白子’”。“民家”是相对“官家”/“军家”使用的，“有侮辱的意思和被压迫的含义”。所以应该用“白”或者古代的“僰”。多数人认为“民家”在他们的地区都有贬义，同意废除。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大理一代表认为“民家”尽人皆知，并非贬义，“白子”才是侮辱性的。这也合乎费子智的观察，[27]更表明至少在1956年以前，同一族称在语用学（pragmatics）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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