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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三 从争论到妥协：会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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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座谈会”经过筹备，于1956年4月25日、26日在大理召开。参加会议的人数由原定的78人减为仅28人，其中“白族18人，汉族5人，地专机关5人”。但从代表分布看，仍符合了原来对于代表性的要求，而且，多数代表在赴会之前在本地召开了座谈会，收集了意见，没有到会的代表也有人发来了书面意见。代表们的发言详细地记录在大理专员公署的一份文件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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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自觉地以1949年为分水岭，强调民族政策使过去不敢承认和不被承认的“民家族”，成为一个平等的少数民族。主持会议的大理地区专员Y发言说：“在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民家族连自己是少数民族都不敢承认。”洱源县M代表说：“解放初期登记填表都报汉族，不敢认民家，这是地主阶级压迫造成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敢承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平等地位的连带条件却是承认落后并愿意在汉族的帮助下赶上汉族。如Y专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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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建立自治州闹独立王国是不对的，也有的怕自治州建立了，党和汉族不帮助怎么办，是的，如果光靠民家族自己的力量来自治是有困难，实行自治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继续求得党和政府的领导扶持，汉族人民、汉族干部的大力帮助。有人说在过去汉族压迫我们，我们实行自治就不要汉族人民和汉族干部，这种看法是极错误的。以汉族来说，应该是积极地、满腔热情地来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先进民族帮助落后民族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若认为自治州建立自己没有地位了，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自治州建立后，汉族和民家族有责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发展，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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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专员的话显然旨在打消当时很多人的“顾虑”，所以强调汉族、“民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互相帮助的义务。这当然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其前提也显然是“解放”、“平等”和“落后”的共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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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天所说的“民族身份”很不相同的是，代表们普遍认为，确定族称和成立自治州是一种赶上汉族的特殊手段，自治州是暂时的，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实现跟汉族地区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大理县Zh代表认为：“我们少数民族要彻底翻身，只有团结起来，实现社会主义才可能，建立自治州是加速社会主义实现。”M代表说：“成立自治州，它的重要是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问题，自治州成立各民族团结起来发展生产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有的代表说：“建立自治州不是孤立的，而是为了完成五年计划和四十条的规划。”“自治州要成立，生产任务要完成。”“自治州成立我们地方也要变成昆明一样的。”在大理成立少数民族自治州，被普遍理解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少数民族同汉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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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惯了的民家”要改掉呢？Y专员表述了官方的意见：首先，“民家”是他称，“白族自称‘白子’”。“民家”是相对“官家”/“军家”使用的，“有侮辱的意思和被压迫的含义”。所以应该用“白”或者古代的“僰”。多数人认为“民家”在他们的地区都有贬义，同意废除。但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大理一代表认为“民家”尽人皆知，并非贬义，“白子”才是侮辱性的。这也合乎费子智的观察，[27]更表明至少在1956年以前，同一族称在语用学（pragmatics）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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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使用“白”还是“僰”。主张使用“僰”的代表认为，僰“是砍柴，代表劳动人民，劳动创造世界，应用僰字，僰字头上有两人肩，把民族装束代表出来是最生动，最有意义，所以用僰好”；“僰字是劳动人民的象征……用这个‘僰’字为宜，这对今天提倡劳动发展生产也是正确的”。僰字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它“有历史根据”，是“祖先创造的”。历史上有很多证据表明，过去白族称为“僰人”。主张使用“白”字的代表认为，白族崇尚白色，历史上有“白王”和“白子国”的传说，“白”代表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几个代表都认为“僰”字“晓不得”，“看见也认不得”，白字容易让农民接受。大理地区的回族同样崇尚白色，所以“用白字有利于民族团结”。大理县Zh代表是地方硕儒，他认为“僰字是说古人在荆棘树下生活，现在用是侮辱祖先……万万不能用”。他建议使用文献上的“昆弥”，即使不用“昆弥”，也要使用“白”字，因为“汉武帝以后，大理有白子国，而且大理是佛教之地，爱素净洁白，不喜欢染上颜色，所以用白字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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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白”字同样遭到质疑。一位宾川县代表说，虽然过去有白王，但他自称为“僰”。有几个代表同时指出，“白”与“红”格格不入，“有五六个老先生说，共产党红旗当政，用白字与红字有冲犯”。但很快就有代表提出，“白”字在民家话里并没有汉语中的贬义。一个代表还指出，即使用“白”字“还是汉字”。相比之下，反对“白”字的意见较少。几个起初主张“僰”字的代表到了第二天，纷纷改变了立场，支持使用“白”字，但改变的原因则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自己已经意识到“僰”字难写，有人说听别人发言才发现“僰”有贬义。最关键的意见在于“僰”字会与傣族混淆，因为当时也有意见认为傣族祖先与“僰”有关。H代表说，自己认识到用“僰”字缺乏“敌情”意识，“应该从民族化、大众化考虑。用‘僰’字与傣族混淆，给敌人有空可钻。我们看到有空（子），不能留下空子给敌（人）钻。所以我放弃原来的意见，非常同意用白色的‘白’字，白就是光明磊落、纯洁、诚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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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与傣族混淆”会是“缺乏敌情意识”，在于“冷战”初期涉及中国和泰国关系的一个著名的学术公案。泰国和欧美学术界在当时普遍认为泰族曾是中国的主人，并建立了南诏，后来在当代中国人祖先成立的中原政权压力下，一路南下，建立泰国。这一看法成为泰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石。[28]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尤其是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学界反复撰文，强调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29]因此，如果使用“僰”字，将会跟认同僰人为自己祖先的、与泰族同源的傣族混淆，给“帝国主义分子”留下分裂中国的口实。当这个问题摆明后，弃“僰”用“白”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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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没有进行投票，而是由Y专员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宣布大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即不用“民家”而用“白”字，并通知将把结论“报省和中央”。“白族”这个名称就这样在1956年4月26日这天，成为民家族的共识和新的名称。“民族座谈会”召开12天后，大理地委将会议情况写成报告上报，很快获得省委和中央的批准。同年11月17日，大理白族自治州正式成立，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中央、云南省及四川、贵州两省，都派代表出席成立大会或发来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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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四 制造共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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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座谈会”的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两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协商过程和代表意见所遵循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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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议筹备到最终形成一致意见，对于是否需要归并族称，以及是否需要将族称标准化，并没有产生疑问。尽管此前对“民家族”是否成为独立民族的问题存在疑议，但在这次会议前后，这个问题不再成立。换言之，对于民家来说，民族识别已经完成，剩下的问题是族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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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族称问题来说，协商的重点并不是就一个未知的问题得出结论——政府文件中显然对“白族”有倾向性，协商重点在于形成大家都接受的共识。我们看到，即使争论激烈，但协商并非一个多数意见压倒少数意见的过程，而是一个全部成员接受同一意见的过程。会议记录显示，很多代表最终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同意“白族”这一族称。考虑到地委择选代表时反复强调的代表性，这种共识将确保该决定最大限度地影响民众。这恐怕是召开这个会议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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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精英在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自觉地使用有关“解放”和“落后”的话语，从未质疑两者之间在今天比较明显的内在矛盾，即平等和不平等的逻辑共同存在于民族身份中：一方面，得到解放的是长期受到封建反动势力压迫的少数民族，解放的目的是取得与汉族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等方面低于汉族，在处于平等地位的同时，又处于落后地位。这被表述为政治平等和经济文化落后。但这种差异，也同样体现在政治上，这也是有人质疑建立白族自治州的原因：是否在闹独立王国？是否不再得到汉族帮助？是否会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但是，质疑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只是“少数人”，只是“对当前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认识不足，理解不够，产生了某些不必要的顾虑和不正确的想法”，[30]多数人是拥护建立自治州的。这应该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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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多数人拥护包括归并族称在内的建州活动？为什么在会上没有人提出“平等”与“落后”并行不悖这一内在矛盾？我认为关键在于，与会代表和政府官员有着共同的历史观，即一个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感，一个共同命运。这就是为何多数代表和大理地区专员都将协商族称和建立自治州的活动，与完成五年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的潜台词，是认可一种相对短暂的建设时期，即民族代表和官员都倾向于认为大家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一个“阈限”（liminal）阶段。少数民族的“落后”与“差异”只是暂时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很快消除这种落后，民族差别甚至可以很快消失。可以说，今天公众普遍接受的“民族差异长期存在”的说法，在当时并非主流。在时间观上，地方精英与政府官员明确无误地处于共谋（complicity）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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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解放”和“落后”这两个价值概念外，在协商族称的过程中，代表们特别强调历史根据。可以说，“民家”“白族”“僰族”（以及Zh代表提出的“昆弥”），都是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叙述中存在的。这些历史叙述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包括了历史文献、碑刻、传说，甚至老人的回忆，即一种对过去的大众知识。大家有一种共识，“现在”不仅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未来”有关，同样也跟地方精英相对熟悉的“过去”有关。这是另一种时间感，一种关于未来的过去，被墨磊宁称为“未来史”（a history of future）[31]。另外两个价值取向是避免歧视，以及要符合共产党的红色符号。支持和反对“民家”的意见就是围绕该词是否有歧视展开的。“僰”字出局的理由之一也是它具有贬义。对“白”字的主要质疑，则在于它“冲犯”了共产党的红色。放弃“僰”字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它会跟傣族混淆，给敌人“钻空子”的机会。此外，一种普遍重视的价值观很有趣，即“白”字易为普通民族成员接受，容易写。多数代表都接受了这种价值观，也成为“白”字最终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这说明，族称的标准化不仅是要创造一个可以被国家“读懂”的概念，代表们还很重视这个概念能否被普通民族成员“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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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起作用的价值观中，没有任何人提及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个标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即使是少数质疑白族为独立民族地位的人，也是出于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或对少数民族是否会得到汉族帮助的担忧而提出的，并没有从斯大林的定义出发。白族在西南地区可谓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精英中有很多不凡的知识分子，如大理的Zh代表，就是一位留学日本的地方文人，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很难想象他们都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毫不知情，但他们却并没有考虑这一概念的愿望，也没有面临考虑这一概念的压力。学界通常强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在国家层面得到改动，在学者层面受到质疑。[32]这个案例则告诉我们，斯大林民族概念虽然在国家政治和学术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地方社会的具体操作中，在地方精英的知识体系中，它几乎被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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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座谈会上发挥作用的价值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原则：即将获得正式名称的人群应该与党和国家共享一个共同的命运。首先，认同“解放”和“落后”，就强化了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所以新的族名不应“冲犯”红色符号。其次，不能具有歧视含义，也是为了配合民族的解放地位，拥抱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憧憬社会主义制度。再次，具有历史依据，除了与中国地方社会特别的历史感有关，[33]更体现了对一个内部均一、外部差异的共同体的想象。通过认可共同的起源和祖先，建立起一个通向未来的、被识别人口的谱系，使其一体性清晰化。最后，新的名称不仅要被国家“读懂”，更要被民族成员“读懂”。这个价值更是在于让尽量多的普通民众——该民族成员和其他民族成员——认可这一通向美好明天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坐实”民族主体。“白族”族称的确定，使一个原本名称交织、地域不同、歧义众多的“族称丛”转变成了单一的（singular）、可辨识的（identifiable）、可触摸的（tangible）、可通约的（denominational）、可动员的（mobilisable）群体，成为整个国家政治架构中的行政单位、整个社会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与国家有着共同命运的人群。这个案例说明，族称的确定过程，是一个制造共同命运的过程，“民族”知识是关于国家未来的知识，关于共同命运的知识。与国家共享时间感的地方精英，起到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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