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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一 白族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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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被称为“白族”的这一人群，其识别与确认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1956年，1980年代为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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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50～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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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是否为一单独的“非汉”民族，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19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曾到大理喜洲工作与调查，后来，他根据其对喜洲的调查，写作了著名的民族志作品《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Kinship，Personality，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在这本著作中，许烺光这样描述喜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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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洲，男女均身穿汉族服装，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均缠足裹脚，但人人都说民家话[4]。除此之外，多数男人和为数不多的妇女还可以说云南方言，但带有很重的喜洲口音。……当地人的种族起源仍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说来，喜洲，县府，以及邻近的村寨整个地区形成了云南境内一个“民家”地区。然而，所有的喜洲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他们中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祖先从中部的某个省份迁徙至云南的故事。……喜洲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喜洲人强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对未婚女子的贞操和已婚妇女的贤淑同样十分注重。喜洲人对祖先崇拜的程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实表明喜洲人不仅具有汉族文化习俗，而且试图表明，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民族更加汉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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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荫下》一书中，许先生以喜洲“民家”人为个案来分析中国文化与人格，民家人与民家人的文化被视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典型。实际上，民家是被许先生当作“汉人”来分析的。许氏大作初版于1948年，而仅仅8年之后的1956年，这一被许烺光视为汉人典型的“民家”就被识别为非汉的“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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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之前，“民家”是对今日洱海一带白族的通常称谓，1956年，经过民族识别，大理一带的“民家”，维西、兰坪一带的“那马”，碧江、泸水一带的“勒墨”[6]，洱源的“土家”[7]，被统一称为“白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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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杨永新[9]的回忆，1955年春，政府开始筹建大理民族自治州的工作，中共大理地委委托杨永新起草关于建立大理民族自治州的报告。“在自治州的筹建过程中，如何确定大理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称谓”是首要而棘手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棘手的是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即这一群体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是，那么，其族称是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主要是两种观点：①这一群体是一独立的民族，②这一群体是汉族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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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汉族说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当时的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森林学家、剑川人张福延（字海秋）先生，以及当时已经故去的大理剑川知名学者赵式铭先生。[10]民国时期，赵先生著有《白文考》一文，开白文研究之先河，收入《新纂云南通志》。[11]张先生著有《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一文。[12]二人皆从语言研究入手，皆主张白族乃是汉族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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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独立民族说者，今日不见其文献，杨永新《漫忆当年建州时》一文也仅简单述及：“但是，经过民族识别的逐步深入，白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问题也就十分明朗，被大家所公认了。”[13]晚近有关白族族源的讨论，多在“白族”这一框架下进行，且相关文献发表的时间，都是在“白族”这一名称被确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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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民族识别已经认定这一群体为一个单独的民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这个群体确定一个族称了。为此，大理专员公署于1956年4月间，召开了专门的会议，以解决族称问题。[14]会议结果，形成了《关于协商白族名称情况报告》，报告之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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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上最初有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保留“民家族”的名称，理由是这个名称相沿已久，而且含有尊称义，“民家”与“官家”相对，表示人民当家做主和民族团结；多数人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民家”含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意思，本民族自称“白子”，义为“白人”，而“民家”与本民族毫无相关。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统一称为“白族”。至于，在书写时作“白”还是“僰”，也有两种意见：主张用“白”字的认为，“白子”尚白，历史上有“白国”“白王”，“白”有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义，“白”字比“僰”易写；主张用“僰”的则认为，“白”与共产党红色当政相冲，而“僰”是砍柴人，是劳动人民。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统一采用“白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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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称确定为“白族”后，由大理专署专文报请云南省人民政府转报国务院。七个月之后的1956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宣告成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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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白族简史》（初稿）在大理铅印内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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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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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民族识别的第二阶段乃是1980年代对云南以外地区白族的识别。主要涉及对贵州毕节地区“七姓民”[17]“南京人”“龙家”[18]，以及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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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七姓民”“返本归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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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姓民”主要分布在贵州毕节地区。1950年代初，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时，贵州各地申报的民族名称达80多个，其中有“七姓民”。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派出识别调查组到贵州，调查组调查了穿青人等10个人群，其中也涉及“七姓民”。根据1953年的普选登记，“七姓民”有460人，他们自称是从云南民家分出来的，但已不会讲民家话，“七姓民”中，有的会说彝语，有的不会，通用汉语。当时调查组的意见认为，“七姓民”人数较少，不宜为单一民族，可按其自愿，归入民家、彝族或汉族。[19]此后，在报民族身份时，“七姓民”有报民家族者，有报七姓族者，有报彝族者，有报白族者，也有报汉族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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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中的民族识别工作也被重新提出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民政字第166号文件部署了民族识别工作。在这种形势下，贵州省民委也成立了专门的民族识别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识别工作。到1980年代初，贵州省仍有23个人群需要识别，其中就有“七姓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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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9月，威宁县成立了民族识别办公室，开展对“七姓民”的识别工作。调查组主要根据清宣统年间修著的《贵州地理志》中“白儿子在威宁”的记载，以及彝族中“七姓民不是彝族，也不是汉族，而是彝族皇帝家”的说法，认为“彝族皇帝家”可能是指大理国王白族段氏。调查组查阅了《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云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大理文化》《贵州通志》《大定府志》《东川府志》《宣威县志》《南诏野史》等资料，并亲自到云南大理等地考察，拜访和征询了云南民族学院院长、著名白族学者马曜，云南民族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白族史专家王叔武，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族学者张旭，以及《大理文化》主编李一夫，大理民委主任杨群等白族领导同志的意见。马曜等白族领导同志都同意将“七姓民”认定为白族，“七姓民”也表达了愿意被认定为白族的意愿。因此，威宁县人民政府于1982年4月召开了“七姓民”代表座谈会，讨论并通过了威宁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七姓民返本归源为白族的调查报告》。县政府以［威府发］15号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同年6月，地区行署正式同意将威宁七姓民认定为白族。[22]之后，赫章、水城等县的七姓民也申请报批为白族，至此，贵州“七姓民”7589人被认定为白族。[23]同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对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批准段、李、张、王四姓返本归源的报告》的批复［（1982）］确认全县段姓116户516人为白族，[24]另外，纳雍县的尚姓“返本归源”为白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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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龙家”人的认定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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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龙家”的族属问题，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26]19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带领的中央民族识别工作组在《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的初步调查资料》中这样界定“南京-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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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材料看，南京-龙家的历史基本上是这样的：龙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明初成祖夺建文帝位，有一部分忠于建文的臣子不愿受成祖统治，逃入水西土司地区，“以夷变夏”，隐蔽起来。他们依附龙家，改变原来的风俗习惯，去原姓，对外自称龙家。但事实上却保持了自己的集团，力求不和少数民族（包括龙家在内）相混；不相通婚，保存暗姓和宝器（祖传的印笏等），加强内部的团结。集团还分上下层，有等级区别，也不通婚。“南京人”这个名称是近百年，有人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因为政治上已不再需要隐蔽了。而且他们有逐步和原来的龙家分开的趋势。在实际应用上，到现在，南京人和龙家两个名称还是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所以我们用“南京-龙”来表示这个联合性的集团。南京人原是汉人，但在过去五百多年中已接受少数民族很深的影响，而且曾主动的改风易俗，学习彝语，心理上和其他汉人有距离，经济上也曾一度和汉人割断。因此，从民族特征各方面来看，他们确曾一度发生过一定的变化，这是和穿青的情况不同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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