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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是MOSO问题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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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沙、摩挲、麽些、摩梭（读音皆为Mosuo）本是汉语文献中用以指称自汉晋以降，对分布于现今藏彝走廊中滇川藏交角区域的“纳系族群”（The Na Homologous Ethnic group）[2]的他称。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时，以纳系族群中人口居多数的自称纳喜的族群名称为所有纳系族群的正式法定族称，废止了以往汉语文献中的摩沙、摩挲、麽些、摩梭等他称的族称，其结果引发或促成了“纳系族群”内部就族称问题的争议和申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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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梭”一词，实际上渊源于汉文史籍中对滇川藏交角区域“摩沙夷”遗裔族群集团的他称“麽些”“磨些”“摩娑”“獏狻”“末些”“貘狻”的译写方式的传承，本来是个泛称，包括众多族群和亚族群，但在现今的语境中，人为地强调以及纳人、纳日人的母系制的扬名鹊起而使之成为他们独有的专称，俨然忘却了“摩梭”这一称呼的历史源流和实际内涵、外延。在永宁一侧使用此词，旨在区分纳喜人同纳人和纳日人的差异，以及对纳人、纳日人归属“纳西族”的合法性的质疑和认同度的区分，强调纳人和纳日人不是纳西人的支系。在纳人研究者中，施传刚强调摩梭一说，据说是为了与纳西区别开来。而蔡华、翁乃群则强调“名从其主”的主位观念故用“纳”和“纳日”来指称其研究对象。[4]相比较而言，后者的做法更合乎“名从其主”的事实。任乃强认为：“摩些为云南北境之一大民族。分布地以丽江为中心，北至阿墩子。西至维西，康普、叶枝，东至永北、蒗蕖皆是。西康之盐井、得荣等县，亦每有之。”“摩些为康滇间最大亦最优秀之民族也。些读如娑，英文作MOSO，法文作MOSSO，美人骆克称之为Nashi（NaKhi）。”[5]只是需要附带说明摩些不仅包含Nashi一员，还包括众多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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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境内“纳”人倾向于使用汉语的他称“摩梭”来称呼本族群，四川境内的“纳”人则反对用汉语的他称“摩梭”来称呼本族群，认为有歧视意。据笔者的调查所知，“摩梭”一词的使用和接受的范围非常有限，仅在云南省境内的纳人、纳日人中通用和被强调，在泸沽湖对岸四川省境内被识别为蒙古族的纳日地区对“摩梭”一词则不认同。他们虽承认现实的民族识别中被识别为蒙古族，身份证也填的是蒙古族，但对“纳”、“纳人”及“纳若”的称呼则是无一例外地认同，断不敢有任何的亵渎和否认，可以得知“纳”、“纳人”及“纳若”是他们心目中最神圣的自称和最根本的认同标记。也即纳系族群的族群性是由“Na（纳）”来维系和界定的，纳人借此形成主观上的族群内向的我群认同的根基和对外的排他性的异己感。因此，施传刚所谓：“Na（纳）”和任何带“Na（纳）”字的名称都不可取，因为这些名称可能被用来说明他们确实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纳西的意思本来就是纳人，如果在国外的学术著作中也把他们称为“纳人”或者“纳”，势必破坏他们争取成为单一民族的不懈努力。[6]这种为了达到单列民族的目的而人为否认纳系族群共有的认同标记和亲缘关系的做法也未必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理应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分析同和异的因素和背景，求取各方均能认可的方式应对族群名称问题的纠葛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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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些”或“摩娑”是汉文献中传统的称呼，方国瑜曾指出：“麽些之些字，当时音读如娑，至今称其族为摩梭，英文译作MOSO，法文译作MOSSO，是知其族之名称，自古未改也。”[7]关于“摩梭”的本义，方国瑜、和志武认为，摩沙之“沙”，即纳西语之tsho31，意为“人”或“族”，摩沙即摩族，以“牦”得名，被认为与牦牛羌有关。[8]宁蒗县境内民间人士有的用彝语解释“摩梭”，称“摩梭”实际上是彝语：“摩苏”意为“大军人”。傅于尧认为：“摩沙”与今之纳西语（包括东部和西部方言）之mesee一语读音相近。其汉文译之为“不知”。他怀疑古代“摩沙”居民被内地汉族学者问及自己之族属时，因不认识汉语，便回答“不知”，于是乎，古代汉族学者误以为“摩沙”为族称。[9]此种说法看似合理，实则与事实和音理不符。《华阳国志·蜀志》所载的族群，不止摩沙一族，尚有其他族群，但均未被记为“不知道族”，何以唯独摩沙一名有如此意义和处理，可知“不知道”的解释欠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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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不同历史时期汉文文献中摩沙、摩挲、麽些、摩梭之后附加“羌”“夷”“蛮”“狄”等族群分类标记，是表明当时的条件下汉人对“纳系族群”的认知水平和分类标准的变化，是对“纳系族群”的他者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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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识别及其反思：主位视角与客位评述 二 纳系族群的民族识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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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的原因，川滇交界区域纳系族群的识别和认同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学术界未能做出明确识别和定论的老大难问题。1962年四川省民族志调查组《关于盐源木里的“蒙族”识别调查小结》认为：“根据我们访问1952年前后在左所和永宁工作过的同志所得材料，改称‘蒙族’是个别上层搞出来的。他们拟将盐源、木里和宁蒗县‘摩梭’改称‘蒙族’建立至少相当于县一级自治单位，从而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和民间传说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活动。”该识别调查小组经过对民族名称、历史、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认为盐源木里的“蒙族”不是蒙古族，而是纳西族的一个支系，应该改称纳西族。[10]李绍明的《论川滇边境纳日人的族属问题》第一次客观指出纳日人中虽渗入了蒙古人的血统，但却不是蒙古人，其族源为汉晋时出现的摩沙夷。古麽些人分为两支，其中一支即纳日，居于川滇边境，是为东部；另一支即纳西居于滇西北丽江一带，是为西部。他主张两支人之间既有同源关系，也有区别的界限，但也是和睦相处，因此认为在考虑纳日人的民族成分时，必须在充分尊重纳日人民群众意愿的情况下，通过纳日、纳西两个支系广大群众的充分协商，以确定其族称。[11]李绍明的论述，关照了蒙古族说的历史政治背景的史实，即确有蒙古人融入纳日人中，但已纳日化。为作为弱势族群的纳日在与强势族群的纳喜之间就族源及“纳系族群”内的地位的争执作出评判，认为两者均为古摩沙夷的分支，辩驳了以往纳人为纳喜的支系一说的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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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纳系族群”在民族识别中确定族称的重要依据，方国瑜的说法堪称代表：“近代纳西族居住在祖国西南金沙江上游地带，称谓复杂，一般说来东部称为麽些，西部称为纳西；见于史籍记录则通称麽些，现在已确定‘纳西’为共同族名。从本民族自称来说，西部自称naqxi（纳西），东部自称naq（纳）或naqssee（纳日）。按：xi（西）或ssee（日）之意为‘人’或‘族’，而以naq（纳）为专名，na（纳）的取意为‘大’，名从其主，称为naxi，‘纳西’是正确的，至于麽些为他称，见于记录无定字，约有二十种同音异字的不同写法，且含有侮蔑，应该废除。”[12]但方国瑜的上述观点在东部的“纳系族群”中却未得到认可和呼应，甚至有干涉纳日人族源和祖源、族称的记忆、诠释的权利之嫌。因此，引发出滇川两省对纳人识别的迥然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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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识别是国家语境中的政府行为，是根据国家定义下的民族标准的框架，兼顾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法定意义的国家认证行为，具有政治和法律意义的固定性特征。这与地域性的语境中民间的文化意义的主位认同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民族的演变过程是民族学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既然民族共同体在不断演变之中，则民族识别的研究也是我国民族学的一项长期任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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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也有学者将遗传学的方法引入“纳系族群”的族源研究，对纳人以及居住于云南的纳西族、藏族、白族、彝族和普米族6个群体的线粒体DNA第一高变区、Y染色体上的13个SNP和8个STR位点进行了基因分型，结果显示摩梭人相对缺乏南方民族特异的Y染色体类型，而mtDNA具有南北双重特征。主成分分析和分子系统学分析进一步表明，摩梭人的父系遗传结构与云南藏族最接近，而母系遗传结构最接近丽江纳西族，提示其父系和母系基因库具有不同的来源。摩梭人特殊的母系杜会结构可能是导致其母系、父系遗传结构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之一。[14]这又牵扯族群作为一个人群分类的社会文化单位范畴的问题，它的基础固然强调血缘上的真实或文化基础上的共同体想象的关联，但是更多强调文化上的相似性及主观的认同感，并在一个共同认同的族名下拥有团体感。因此，需要谨慎应对族群是“文化体（集团）”，还是“政治体”或“血缘体（集团）”的问题，DNA不失为思考研究的维度，但需要与政治、文化等因素一并考量，谨慎考虑其结论，毕竟作为有文化和社会属性的人群来说，本质上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动物群体的属性和特征，亦即族群的人类生物性本质与社会性本质孰更重要的问题。族群归属与身份的确认是基于个人的宣称和认同，而不是血缘或生物性的发生谱系关系。这种基于生物遗传的内涵、血缘或先天的族群性特征理当不是最具支配性的认同和族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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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系族群”在识别过后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其中有诸多层面的因素。“纳喜族群”中的精英们过分考虑人口的“名从其主”，忽视了“纳系族群”人口相对较少族群的具体意见和认同要素。在确定族称时未能兼顾历史上约定俗成的“纳系族群”共同认可的认同标记“纳”，而人为强调：我是人口主体、主干；你是支系，旁支，必须服从。纳日的意见未能被充分考虑和吸收，其结果导致“纳系族群”在识别成民族的过程中分崩离析。族称定名采取人口为主的“名从其主”说，影响了“纳系族群”各成员的很多方面，“纳西”之称，对“纳系族群”中的非“纳喜”族群产生了离心的驱动力。云南一侧的“纳”“纳日”族群则依凭文化特征，主要是婚姻家庭形态特征的独特性，同时坚持使用旧有的共同他称“摩梭”，展开持续不断的识别为单一民族的努力。“纳系族群”的民族识别，云南以1949年后的政治因素为主导；而四川强调的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纳系族群”民族识别过程中，纳日人和纳人的意见未能得到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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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木里盐源两县成立4个蒙古族乡。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也在1990年4月27日召开的七届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宁蒗彝族自治县自治条例》，其中将纳人确定为“摩梭人”的合法称谓。但两省的有关部门并未知会对方，更谈不上与“纳系族群”代表协商、沟通协调。两省各行其政的结果，均未能出台纳和纳日的族别、族称问题的统一解决方案。诚如李星星指出：“问题的焦点在于，自认蒙古族的‘纳日人’拒绝‘摩梭’族称，自认‘摩梭族’的‘纳日人’则反对为蒙古族，而双方又坚持彼此为同族。此外，蒙古族作为国家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之一，部分‘纳日’人归并入蒙古族，已得到四川省政府的正式认可，不存在重新承认单一民族的问题。而‘摩梭’人虽得到云南省的正式认可，却不在国家确认的55个少数民族之列，新增族称有待解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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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滇两省“纳系族群”的精英文化、政治背景各异，对历史上遗留于该区域的藏族蒙古族的军政力量对纳人历史的影响也各异，历史记忆有别，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民族识别，分处川滇两省的“纳系族群”在认同方面难以达成一致性。如盐源、木里等地的纳日（汝）被识别为蒙古族也有着一些历史背景因素，虽然施传刚等学者认为将纳日（汝）称为“蒙古族”是该族群的所有名称中最成问题的一个[16]，但历史上，两者自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始即有关联。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后建昌卫指挥使月鲁帖木儿在川西南发动多次叛乱，参与者既有蒙古族月鲁帖木儿所部，也有麽些土酋贾哈拉，后叛乱为明廷平定，贾哈拉也被押赴南京诛伏[17]，可知麽些与蒙古族间通婚往来，政治上亦互为呼应，关系十分密切。明末清初蒙古族和硕特部势力对藏彝走廊区域中包括“纳系族群”在内的各民族势力的压倒性全面冲击，影响甚为深刻。纳日人[18]自认蒙古族的做法历久不断，到民国时期依旧十分凸显，可知“蒙古族”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盐源民间亦流传“八月十五杀鞑子”“百灵庙和百灵太子”的故事。如民国的《川康边政资料辑要·盐源》“木里记”中载曰：“摩娑族。摩娑系元室裔，为蒙古族。盖从征军士于元室瓦解后之流寓者。一说摩娑即麽些、摩沙之族，属西南夷，于隋唐之世，已见于史册。”“《华阳国志》：‘定筰县在越巂郡西，渡泸水，宾刚徼，曰摩沙夷。’今云南西北部，亦有摩些，故以摩些即摩娑也。考摩些、摩娑、摩沙，于音为近，殆系一族而三称者也。然则摩娑，古已有之，殆非元室之遗裔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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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盐源木里境内的纳日人是归属于古摩沙族系后裔还是蒙古族的族属问题，争议由来久远，模棱两可，不是1949年后才出现的问题。如果盐源、木里的纳日族群的直接先民为13世纪南下的蒙古军队后裔，那么与盐源当地历史和世居民族之间的历史关联就需要割裂。最典型的例子是盐源盐矿的发现者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历史文献记载证明，“纳系族群”的先民远在忽必烈的蒙古大军南征前一千多年即已定居盐源。盐源县盐业开发相当久远，李绍明、李星星的研究表明，战国时期开始，秦将张若取道于此，就与盐业开发有关。[20]汉代设定笮县，《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载：“定笮，出盐，都尉治。”盐源唐时属南诏辖境，宋时羁縻之域，后为大理国所据。元朝至元十四年，立盐井千户，是为盐源盐业兴盛之期。唐朝中期，盐源“纳系族群”先民即古摩沙夷发现盐矿，并掌握制盐与铸盐锅技术，生产食盐，成为唐代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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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县境内盐的发现与盐业的起源与“纳系族群”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今人如果不顾历史记载和“纳系族群”的族源及族称，一味强调“纳系族群”与蒙古族之间的关联，则盐源“摩梭千年闰盐古都”的历史、“摩梭女儿国”等旅游宣传辞与13世纪蒙古族征大理抵盐源的史实就出现悖论，盐源的盐业史也就与“纳系族群”无涉，可知纳日族群识别为蒙古族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破解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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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木义人的族属的识别问题，从汉文史料看，纳木义人的历史与古摩沙夷有着直接的关联，如《蛮书》卷一载曰：“台登城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回三曲。每曲中间皆有麽些部落，以其负阻深险承上莫能讨攻。”“萦回三曲”之地正是在今冕宁县境内。何耀华指出：“纳木依源出于汉晋时代的摩沙夷。由于纳木依是融合于西番的麽些人，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发现纳木依与麽些人有非同一般的关系。纳木日（又称‘蒙族’，居于盐源、木里等县）为纳西族的一支。”[21]无论从地理分布，以及其文化特征和族群性而言，纳木义与“纳系族群”其他成员之间的关联也是十分凸显的。龙西江也认为，邛部川是昔日麽些人的居地，说明至少是在元以前，甘洛越西一带有麽些人居住。且从现今甘洛越西的尔苏人的“沙巴文”明显受到纳西族先民麽些人东巴文影响这一点，可证明邛部五姓乌蛮是纳木义的先民麽些人，越西甘洛的尔苏人被彝族驱赶西迁九龙、木里，纳木义先民——居于甘洛越西的麽些，无疑也被驱赶而西迁冕宁。[22]另据《邛巂野录》载：“三渡水在（冕宁）县西二百里，源出旄牛西南麽梭夷境，麽梭于冬春之日，用气皮袋乘人，从窝卜（今窝卜乡）、水墨岩（今棉沙湾乡）、赶到底（坎到底）三处过河，故名三渡水。自古来用船只，雍正五年剿抚麽梭，修造船只渡过汉土官兵，平服儿斯（今锦屏乡）等堡”，此处的麽些即指今冕宁一带纳木义人，纳木义人与西番诸部融会，但到清末依旧被《冕宁县志》记为“貘狻”与唐代的称谓“麽些”一脉相承。由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过程中，行政区划和精英操控、藏文化影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纳木义未能与“纳系族群”的各成员之间达成共识和认同，九龙和冕宁、盐源等地的纳木义人与木里的纳木日人被识别为藏族[23]，成为川西南杂散居地区藏族的重要构成之一，未有重新识别的诉求。因此，纳木义人的民族归属没有成为“纳系族群”识别的主要问题之一，加上仅分布于四川省境内，没有跨省协调问题，只是在“纳系族群”历史文化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古摩沙族裔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成员，纳木义必然与“纳系族群”各成员的历史文化研究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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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纳人的本土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包括历史陈述，也不再说纳喜和纳、纳日水火不相容，而是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纳系族群”各成员的同源同宗关系，这也是“纳系族群”认同的新变化，可见认同是随情境而变迁的、主观的、流动的，而非僵化。纳人学者杨建国指出：“摩梭划为纳西也好，确认为摩梭人也罢，纳日、纳西共同源于牦牛夷，因而摩梭文化与纳西文化同根同源，先后之差。纳西与摩梭千百年来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商贸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而且在婚姻方面也有姻亲关系。……纳西、摩梭原本同根同源。”[24]这是对以往刻意地、人为地强调和曲解“纳系族群”历史文化关系的纠偏之辞。历经民族识别的50年以后，“纳系族群”各成员对纳人之间历史源流关系的认知、族群认同的变化，是自然的也是应该有的变化，固化地局限于以往的分类模式和边界，不足以应对多元复杂的族群认同关系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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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系族群”在服饰、宗教、语言、历史记忆、创世纪、婚丧民俗、成丁仪式、送魂路线、原乡认同、宇宙观、斯日系统（根骨系统）、歌舞、节日等社会文化都有着同源的同质性。由于学界对“纳系族群”的历史文化的深层关联的研究较少，未看到表象差异之下的底层文化的同质性，认知局限于“纳系族群”成员间的共时格局中物质文化和婚姻家庭形态层面上的“小异”，而不知其历史源流、精神、制度文化同源、观念层面的“大同”的内容，限定于狭小的时空中，思考基础浅薄，忽视其历史纵深及其背后更广阔的区域性甚至国际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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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系族群”成员间彼此熟悉且密切往来的民族的语言中对“纳系族群”各群体的称呼是一致的，[25]这也可以从他者的视角证明这一族系的密切和同源关系。以藏族为例，按照藏族历史传统中的地域和族系及人群的分类标准，“纳系族群”在藏族历史学家和藏族学者的著作中被称为vjang；vjang-pa，与卫藏藏族、安多藏族、康巴藏族、珞巴族、门巴族等都被视为是藏系人群群体，他们的认同边界以共同的居住区域和经济生活活动、信仰藏传佛教或本教系统的地域性传统宗教为其间联系的纽带，外加吐蕃帝国以降的密切军政关系和历史记忆，以及13世纪以降蒙古人的军事政治活动对卫藏和康滇藏区的深刻影响为凭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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