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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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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日本,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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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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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日本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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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即将展开的这一以“分身”命名的日本论,说的是关于现代东亚国家前生后世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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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日本热”,这从日本图书的翻译出版可窥见一斑,多种冠以“发现日本”“阅读日本”“日本历史”等名目的书籍陆续得以出版。这种可概括为“重新发现日本”的现象,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涵括了花道、茶道、庭院、建筑、文学、艺能、汉字、政治、历史、心理、宗教等形形色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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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思考:这种“日本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中国人为何独独对日本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有的读者可能会说,因为对我们来说,日本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回答也不能说是错,但它还只是转换,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日本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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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先继续看一下关于日本图书出版的一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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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文化领域,像东野圭吾、京极夏彦、村上春树这些热门的日本当代作家,每一部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几乎都会受到读者的热捧。在非虚构类作品中,评论家大前研一的作品是代表,影响甚至塑造了许多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国内出版社竞相出版日本的书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与商业现象,形成了一种基于“粉丝”的文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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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样一种“日本热”只是商业行为吗?最近几年,已故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的著作,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与流行文化不同,民俗学是冷门领域,怎么也出现了热潮涌动的迹象?在学术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日本研究、汉学研究著作一直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欧美学术界关于日本研究的中文译本的出版也是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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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我们这种堪称从“热门”领域到“冷门”领域的对日本的全方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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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举例了,单从上面罗列的现象来看,我们就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日本热”。如果说出版的前提是有市场、有读者,那么中国读者“阅读日本”的兴趣,似乎显露了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些读者热衷于推理小说,一方面,读者可以享受阅读的愉悦,这与阅读其他类型的小说并无不同,但另一方面,阅读推理小说又是一个解谜的过程,读者要在作者埋伏的蛛丝马迹中,时刻探索一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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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日本可能就是一部复杂的推理小说!在欣赏它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之余,我们还负有“侦探”“索隐”的责任。我们要从经验的现象出发,经由基于知识的综合理性分析,有时甚至还要动用我们的直觉,最终上升到高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致的不仅仅是愉悦,更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洞察,而后者具有指引生活方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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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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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理解这种“日本热”,你需要一个将自身抽离出当下情境的视角,这就是历史的视角。历史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时最为便利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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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一次“日本热”。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大约在1895年底至次年初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到1895年,中国人多会想到甲午战争,它是构成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无非是“蕞尔小邦”,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的学生。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割地赔款数额之巨,让当时的士大夫无比震惊。不仅如此,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更是学生打败老师的大事件。这种心理以及认知上的颠覆性,才是对当时“天朝上国”普遍自负的国民心态的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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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王师败绩的当年,黄遵宪就拿出了这部皇皇巨著。这可绝不是蹭热度。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始,黄遵宪就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编纂工作。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7年夏,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书。书稿甫一完成,就受到当时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这部巨著却迟迟未能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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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未能及时出版,自然使得国人在开战前丧失了一次升级日本认知的绝佳机会。有人甚至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缘由,暂略过不谈。这里我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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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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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从979年宋太宗攻辽开始,到1005年双方结成“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1895年的黄遵宪重读这一段写于1887年的文字时,是否有一语成谶的感慨?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们读到这近千年前的往事会受到怎样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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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人们的日本意识,让国人重新打量起这个“陌生的邻人”来。由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出现,并在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达到高潮。各路学子互相约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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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体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而打量对方的目光,自然也会转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认知也就得到了改换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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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的第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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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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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陆游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熟知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无论是“绝知”还是“躬行”,人们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适区。时代的大趋势往往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能量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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