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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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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日本，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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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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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日本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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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即将展开的这一以“分身”命名的日本论，说的是关于现代东亚国家前生后世的故事；这个故事关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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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日本热”，这从日本图书的翻译出版可窥见一斑，多种冠以“发现日本”“阅读日本”“日本历史”等名目的书籍陆续得以出版。这种可概括为“重新发现日本”的现象，内容可谓无所不包，涵括了花道、茶道、庭院、建筑、文学、艺能、汉字、政治、历史、心理、宗教等形形色色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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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思考：这种“日本热”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国家，中国人为何独独对日本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有的读者可能会说，因为对我们来说，日本始终是一个“谜”。这个回答也不能说是错，但它还只是转换，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对于我们而言，日本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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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先继续看一下关于日本图书出版的一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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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文化领域，像东野圭吾、京极夏彦、村上春树这些热门的日本当代作家，每一部作品在中国的出版，几乎都会受到读者的热捧。在非虚构类作品中，评论家大前研一的作品是代表，影响甚至塑造了许多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国内出版社竞相出版日本的书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与商业现象，形成了一种基于“粉丝”的文化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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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这样一种“日本热”只是商业行为吗？最近几年，已故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1875—1962）的著作，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同的译本。与流行文化不同，民俗学是冷门领域，怎么也出现了热潮涌动的迹象？在学术研究领域，日本学者的日本研究、汉学研究著作一直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欧美学术界关于日本研究的中文译本的出版也是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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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我们这种堪称从“热门”领域到“冷门”领域的对日本的全方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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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举例了，单从上面罗列的现象来看，我们就可以说，时下的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劲的“日本热”。如果说出版的前提是有市场、有读者，那么中国读者“阅读日本”的兴趣，似乎显露了一个特殊的心理过程。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些读者热衷于推理小说，一方面，读者可以享受阅读的愉悦，这与阅读其他类型的小说并无不同，但另一方面，阅读推理小说又是一个解谜的过程，读者要在作者埋伏的蛛丝马迹中，时刻探索一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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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日本可能就是一部复杂的推理小说！在欣赏它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之余，我们还负有“侦探”“索隐”的责任。我们要从经验的现象出发，经由基于知识的综合理性分析，有时甚至还要动用我们的直觉，最终上升到高级的认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致的不仅仅是愉悦，更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深度洞察，而后者具有指引生活方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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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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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理解这种“日本热”，你需要一个将自身抽离出当下情境的视角，这就是历史的视角。历史是我们理解自身处境时最为便利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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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一次“日本热”。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1848—1905）所撰的《日本国志》大约在1895年底至次年初出版，旋即在士大夫中间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到1895年，中国人多会想到甲午战争，它是构成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人们对《日本国志》的关注，更多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战败的刺激。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是“天朝上国”，而日本即便不再是“海外三神山”，也无非是“蕞尔小邦”，长期受惠于中华文明的学生。但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以及割地赔款数额之巨，让当时的士大夫无比震惊。不仅如此，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更是学生打败老师的大事件。这种心理以及认知上的颠覆性，才是对当时“天朝上国”普遍自负的国民心态的致命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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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王师败绩的当年，黄遵宪就拿出了这部皇皇巨著。这可绝不是蹭热度。自1877年11月赴日并出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始，黄遵宪就广泛收集日本文史资料，“网罗旧闻，参考新政”，大约在1882年春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的编纂工作。书稿内容涉及日本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俗宗教、军事法律等方面，总计四十卷，可谓是一部关于日本的“百科全书”。1887年夏，他最终完成了这部大书。书稿甫一完成，就受到当时著名外交家薛福成以及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重视，但这部巨著却迟迟未能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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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未能及时出版，自然使得国人在开战前丧失了一次升级日本认知的绝佳机会。有人甚至感叹，如果国人早读到此书，或许会省去两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书稿未能及时出版的缘由，暂略过不谈。这里我先为大家引述一段黄遵宪自己对撰写这部书的意图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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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有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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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引用中国历史上宋辽战争期间的旧事，显然是想唤醒读者的问题意识。从979年宋太宗攻辽开始，到1005年双方结成“澶渊之盟”，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最终以宋王朝惨败并割地赔款告终。虽然有很多原因导致了这种结局，但“宋人”对辽国的认知“如隔十重云雾”，未做到“知己知彼”，可以说难逃其咎。1895年的黄遵宪重读这一段写于1887年的文字时，是否有一语成谶的感慨？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士大夫们读到这近千年前的往事会受到怎样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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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日本国志》的出版犹如及时雨，迅速催生了人们的日本意识，让国人重新打量起这个“陌生的邻人”来。由此，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热”出现，并在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之后达到高潮。各路学子互相约集，“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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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的“世界”体验，他们的视野、观念和格局顿时开阔起来。而打量对方的目光，自然也会转向自身，于是，自我和世界认知也就得到了改换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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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识日本，认识自己”的第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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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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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陆游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对于熟知儒家“知行合一”的中国人而言，这句话不难理解。无论是“绝知”还是“躬行”，人们都需要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走出心理舒适区。时代的大趋势往往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能量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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