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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四、文明使命：未完的亚洲主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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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主义”是近代日本自我意识与世界认识的一种呈现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日本精神史演化的一个断章。通过表述“亚洲”，日本的自我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日本力求克服中国在其自我意识与无意识中的压倒性地位，另一方面，它构成了对西方自由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问题予以批评的根据。在这个意义上，“亚洲主义”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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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而言，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与近代西方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外部世界；二者在文明、秩序以及暴力的观念上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独特的历史处境与对这种处境的认知，是日本近代国家精神得以爆发的心理与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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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特殊之处在于，日本虽然在地理上属于亚洲的一部分，但在精神上却自始至终与“亚洲”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日本要克服和告别自身的亚洲属性，因为这个属性在现实的历史世界中被表达为“半开化”；这种定位既来自西方的殖民帝国，又来自日本自身的认知。但另一方面，近代西方文明因内在其中的野蛮，同样处于一种有待克服的状态，而亚洲是一种克服西方时可资依凭的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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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近代日本而言，“亚洲”远非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亚洲”。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包括“亚洲”在内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权力的产物，它无法说出自己，只是被审视、被表述的“客体”。[44]但在日本的认知中，“亚洲”从最初就获得了一种主体的性格，是一个表述并建构主体的空间，甚至可以说就是主体自身——日本自认为是“亚洲”的代言人。这种主体建构既不是批评家所言的“反向东方主义”或“东方主义视线的逆用”，也不是简单地利用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表述自身。在日本精神演进的脉络中，它有着内在的东亚传统文明论的基础与逻辑，并在实际的政治进程中决定着日本帝国事业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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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承认、吸收“文明”来战胜“野蛮”，而不论这种文明或野蛮的地理以及民族出处，这是传统东亚儒学文明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真正的普遍主义世界认识论。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包含着这种普遍主义认识论的萌芽，但在炽烈的殖民帝国竞争中，日本自身的野蛮力量摧毁了这种萌芽，最终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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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视线由历史转向当下。这时，我们会看到一幅有趣的画面：在我们当下置身其中的话语空间中，“亚洲”同样呈现出一种异样的精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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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后，因亚洲在政治稳定与经济成长上的优异表现，一部分欧美学者开始重新关注东亚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传统。进入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或“东亚”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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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在最新的“亚洲”话语中，我们依然可以辨识出两重面孔：文明的面孔与政治的面孔。前者延续了近代以来“文明”的意志——“亚洲”代表了一种被压抑的激情，而包罗万象的“文明”正好表达了人们赋予这个概念的复杂的心理上、精神上的含义。后者则显得直白，含有某种政治对抗性，具体而言，它是指一种近代以来被压迫与殖民的共同经验，试图在当下维护“我们亚洲”的独立与自主——亚洲要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篇幅关系，我无法在这里就此展开，但指出两种当下亚洲论述的误读是必要的：一方面，有些论者未经充分反思而直接将地方性（“亚洲”）的特定生活方式视为“特色”，并赋予其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一部分论者主张西方文明的破产论，借以宣扬亚洲尤其是东亚文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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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历史与人类的精神显示出强韧的连续性，“亚洲”在告别了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之后，以另外一种形式持续存在于东亚国家的精神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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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我们重新讨论日本精神史上的“亚洲主义”的意义愈发明晰。近代日本的历史经验表明，能否恰当应对帝国主义时代固有的全球交往样式，诸如殖民、工业化、贸易以及暴力的释放过程，将会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成长，进而深刻影响全球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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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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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系人类文明进程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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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的简要介绍，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国学者较早的关于亚洲主义的介绍，可参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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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日］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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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思想史中“亚洲”问题进行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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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19世纪80年代“亚洲主义”在日本开始兴盛时，当时的一些中国士大夫也对这一议题表达出一定的兴趣，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张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不过，这种关注仅仅以零散的形式停留在民间层面上，未能上升为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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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片山杜秀：《近代日本の右翼思想》，講談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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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竹内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第261—262页；近年日本学者对亚洲主义的叙述，参见［日］中島岳志：《アジア主義：その先の近代へ》，潮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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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载《竹内好セレクションII》，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年。另外，中国思想史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在讨论二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时，提出了有名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一说，旨在重构日本的世界认识。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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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徐興慶：《東アジアの覚醒：近代日中知識人の自他認識》，研文出版，2014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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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2011，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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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里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的一种讨论，可参见赵京华：《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等级结构及其源流》，载刘禾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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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社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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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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