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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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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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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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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唯一的非西方殖民帝国覆灭。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再次“旧邦新造”，转变为民主主义国家。这里的问题是，近代日本爆发出来的那种精神能量，是随着帝国灰飞烟灭，还是转化为新的形态继续推动着日本历史的变迁？这是我们这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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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1938年11月，日本知识分子提出了一套新的东亚世界秩序理论，它实际上是“亚洲主义”的最新表达，目的是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新的原理和正当性说明。1941年12月，这种理论的“正当性”似乎获得了最有力的证据——日本向当时最强的殖民帝国开战了。战争的结果，如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所预言的，一个超越了旧殖民秩序的新世界秩序降临了。在这个新秩序下，国家平等、种族平等、法律的统治、人权的保护等得到了重新的确认和制度上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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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秩序所讴歌的理念迄今尚未完全实现，但这却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步。如果说国内法律秩序的建立是近代文明国家的标准，那么1945年以《联合国宪章》为法律基础的国家间秩序的重建，则是世界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对于多数国家的人民而言，1945年以后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更好的世界。与近代西方文明同步而来的帝国主义在原则上遭到了否定，而近代文明的普遍主义理念得到了联合国全体成员国的支持，近代西方主导的时代和秩序终究得到了“超克”。这个世界终于不再是西方的“世界”了，它是所有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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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普遍世界的象征便是，曾经是西方殖民帝国牺牲品的中国，此时已经是这个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创始者之一。中国一跃成为亚洲乃至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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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个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代超克”的过程中，日本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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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的足迹。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全国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美军空降师150人的先遣部队在厚木机场着陆，随后美军陆续进驻各地；8月30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1880—1964）抵达厚木机场；9月2日，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外相重光葵（1887—1957）与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1882—1949）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投降协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法律上正式结束。10月，“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也称盟军总司令部）进驻东京，开始在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对日本进行再造。至此，以1853年“黑船来航”为象征的近代日本的历史迎来了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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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国家普通的历史转折点。从天皇制绝对主义到民主主义，从法西斯独裁到自由主义，从军国主义到和平主义，从“大东亚共荣圈”的盟主到“美日同盟”的一员，日本很快从一个殖民帝国、一个桀骜不驯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转化为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这是日本历史的终结吗？是的，人们可以找到很多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然而，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日本国民所经历的内战与重建、对外侵略与战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体味的屈辱与“光荣”，却无法简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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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内心世界的变迁所要花费的时间，可能远远超过数代人的生命长度。从日本的历史——尤其是1945年战败后——轨迹和遗迹中探索日本精神演进的路径，虽然在表面上有曲折、断裂，但在它的地基深处，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能量仍在连续不断地释放，并不时冲出地表，让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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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认为，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是这种断裂的标志。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在横滨成立后不久进驻东京，向日本政府发布了包括妇女解放、组织工会、教育的自由化、废除各种压迫性的制度以及经济民主化在内的五大改革指令，这是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的起点。1947年5月3日新制定的《日本国宪法》正式施行，标志着日本在最高法层面已经完成了民主化改革。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战后民主主义”这一说法来概括战后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战后民主化改革已经成了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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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围绕“民主主义”展开了全新的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论述。这无疑会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亚洲主义”或“近代超克”。我们这里要追问的问题是：这个被概括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事件，在近代日本精神演进的图谱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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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再现1945年日本战败后最初数年间民主化改革的具体过程，也无意再现20世纪60年代席卷日本的民众抗议运动，尽管这些事实在理解日本民主主义的性格上不可或缺。我这里要探讨的是日本精神史演进的最新阶段的特征。与一般的战后民主主义讨论不同，本章的重点不是当时的日本学者与社会活动家对民主主义理念、制度以及具体的行动方案的讨论，而是要具体分析“战后民主主义”具有怎样的精神结构，日本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呈现了怎样的精神状态，“战后民主主义”代表了日本怎样的文明观与世界观。简言之，我们要在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或者说重建日本这一政治进程的背后，读取近代日本精神演进的最新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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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东亚的王权：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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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明治维新从“天皇”开始，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改革也是从“天皇”开始的。但这两次围绕“天皇”的政治操作，方向上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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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是重新确立天皇政治权力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天皇亲政。明治政府在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中规定，“军队世为天皇所亲御”；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进一步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心是对臣民进行忠君爱国教育。在精神上，这种天皇制建构所达成的最高目标，就是天皇成为“现人神”，兼具人格与神格于一身，获得了让国民坦然面对生死的非凡能力。1944年10月20日，日本海军开始创建“神风特攻队”，这是一支以自杀攻击为目的而组建的敢死队，通常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最高象征。被选拔的特攻队员之所以能够“自愿”“含笑赴死”，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为天皇“捐躯”后，他们会成为“英灵”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中，因为天皇具有封神的能力。[1]当然，天皇最终获得这种地位，除了上述明治政治家出于政治意志的塑造之外，还有着源远流长的民俗基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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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皇无论是在政治、法律制度上，还是在心理、精神层面上，都有着塑造国民精神的巨大力量，因此要理解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就必须从天皇开始。这并不是因为战后“象征天皇制”在形式上保留了天皇，而是这种新天皇制的确立，并未实质改变天皇在国民精神结构当中的位置。这是一条进入战后日本精神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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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战败将近代日本的权力本质完全凸显了出来。在战争末期，美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废除天皇制的观点。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全称《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第六条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十条则有“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这样的规定。这种状况意味着，如果日本接受宣言，天皇将面临巨大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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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卫天皇！这是自幕府末期以来推动日本历史进程的“尊王攘夷”观念的本能反应，日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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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权力中枢的天皇及其重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究竟以怎样的方式能“护持国体”并保住“三种神器”？这里所说的“三种神器”，是指事关天皇家族起源和权威的三种神话器物，分别是“八尺镜”、“草薙剑”和“八尺琼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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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评估，7月29日，日本政府正式拒绝接受公告。美军随后于8月6日和9日，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日本丧失了最后有条件投降的希望，或者说，这是对日本决定性的打击。[3]《波茨坦公告》所言明的因拒绝投降而将导致的“即将迅速完全毁灭”（第十三条），此时已经成为眼见的事实。同日深夜，在御前会议上，裕仁天皇面对内阁战和两派的僵局（主战和主和各有三人），进行钦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这是一个让人惊心动魄的决定，日本为维护“国体”而进行的长达两周的考量，已让日本付出了三十万国民伤亡的代价。后世日本学者对此追问，这种悲惨的牺牲有必要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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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只能是事后才能提出的疑问，因为在历史的现场，保卫天皇的“战斗”刚刚开始。从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角度来说，人们很难想象当时日本有其他的选择。近代日本正是在“尊王攘夷”的精神导引下富国强兵，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如今这位“万世一系”的国王可能面临被废黜甚至承担刑事责任的危险。对于日本国民而言，这是自“神代”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在精神帝国向政治帝国转变的过程中确立的天皇，不仅仅是近代宪法意义上的立宪君主，还是“现人神”。天皇既是“万世一系”的天照大神的后裔，也是作为日本众神祭祀者的人，集政治权威、宗教信仰与文化表现于一身。在战败时刻，日本人无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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