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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一、明治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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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明治维新被广泛地视为近代日本的开端，是日本转向西方和吸收近代西方文明的标志性事件。而且，它因一再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谈论与再现，实际上与今日的距离并不遥远。人们对它的每一次再现与讨论，都构成当下人们精神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明治维新的讨论，实际上是当下自我与历史意识的表达，并通过复杂的社会过程，再作用于历史进程。那么，从精神史的角度，明治维新究竟具有怎样的属性，以至于它持续成为人们探讨自我与世界认知的主题？为什么明治维新看似遥远，却又近在身边，这种矛盾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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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事件，“明治维新”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狭义上，一般是指1867年11月幕府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向朝廷上表“大政奉还”、1月讨幕派发布“王政复古”号令、建立新政府以来前后数年间的政治变革。作为代表性的政治事件，它还包括1868年2月8日新政府向欧美国家使团宣布天皇亲政，4月6日天皇、公家（朝廷贵族）与诸侯（大名）共同在神祇面前发布《五条誓言》缔结盟约，9月天皇颁诏改江户为东京并决定行幸东京，10月宣布改元“明治”等政治行动，以及在这一期间新旧政府间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即所谓的“戊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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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明治维新还包括幕末时期，标志性的起点可上溯至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军舰造访东京的所谓“黑船来航”事件，其终点则向下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近代国家体制的最终确立，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正式实施为象征。在这个广义的维新时期，日本完成了近代立宪国家的转型，赶超式的近代化政策初见成效，为随后在世界舞台的登场准备了必要条件。人们通常用“富国强兵”这样的字眼概括这次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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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场每每被冠以“伟大”的明治维新究竟是如何办成的？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政治史的叙述还都只是一种全景式的明治维新如何走向成功的历史叙事。而一般思想史的叙述，则专注某种特定的观念，比如近代的“自由”“民权”等，在传播和落实过程中，思想家与知识分子扮演了怎样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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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着眼点，首先是这一事件的命名。其实，单就这场变革近乎专有的表记方式——“维新”二字来看，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关注它。与当下人们熟悉的“革命”“改革”或“革新”相比，“维新”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事者自称的“王政复古”又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这场变革运动的结果意味着什么？对此，美国日本史专家马里乌斯·B.詹森曾经自问道：“这个从19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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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理解邻国史上的这一事件更为重要，几乎对理解自身历史不可或缺，因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亦敌亦友、难以定位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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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维新”二字给我们带来的语义上的困惑一样，今天的人们不容易想象，幕末时期东西交涉的一个显见的障碍正是语言自身。比如，佩里将军率舰队于1853年及翌年造访东京时，要借助多名译员在日语、英语、汉语和荷兰语之间复杂转换，才能完成交流，其中包括著名的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以及广东人罗森。[2]这种障碍有时会引发灾难。事实上，开始于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与中英《南京条约》两种语言间的重大歧义有直接关联。[3]历史现场中出现的这些分歧、摩擦与纷争，容易被我们看到的是“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与侵略”的面相，但穿透当下历史意识的浓雾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真相往往并非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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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于语言的事例绝非无关紧要，而是反映了遮蔽以及揭示历史真相的机制自身：人们每一次为理解历史而造就的概念与观念，在揭示一部分历史真相的同时，也创造另外一种新的“事实”。事实上，“文明”“阶级”“封建”“帝国”“民族”“现代化”等人们熟知的用语，都曾扮演了同样的角色。人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利用这些术语来解释明治维新的“本质”，而往往忽视了对这些术语自身包含的历史意识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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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人们之所以将英国历史学家威廉·G.比斯利撰写的《明治维新》誉为典范，原因正在于作者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展现了高度的审慎和克制。不过，当作者比较中日两国应对变局的模式时，其结论的“迷人”程度却也与它遮蔽真相的程度不相上下，因为他对历史“意义”的渴望导致了他对历史事实的某种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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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子。在这部著作的结尾，他自问道：“考虑到两个国家都有着悠久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传统，为什么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形成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则要慢得多，效果也更弱？”比利斯能找到的答案和原因，我们耳熟能详，诸如两国地域大小的不同、中国作为“天朝”的自负、官僚体制、日本的武士阶级统治的特殊性等。[4]在我们当下的历史意识和一般观念中，这些原因也很容易得到我们的理解与认可。然而，从历史发生的角度，这些说法却又是一种现代历史意识下的问题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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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今天重新认识和解释明治维新，有必要首先依据“维新”在当时的语义亦即今日被称为古典的语义来理解。人们通常将“维新”二字的根源追溯至《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大体上用其指称“变法”。不过，无论是“维新”还是“变法”，其语义首先依赖于儒家经典中古老而恒常的“天命”观念，而非纯然法律或行政上基于人类有限理性的“革命”与“变革”，二者分属不同的意义世界。倒幕派树立的新政府将自己发布的号令称为“王政复古”，其用意正在于为政权赋予一种天命的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首先来源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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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代日本不但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难解的存在，对于其自身也无法简单获得清晰的理解。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语义的断裂，以及语义断裂背后更为根本的文明意识的断裂：1945年战败以后重新崛起的现代日本，已经与传统东亚世界的精神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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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在明治时代，二者精神世界的底层有着共同的儒学（日本通称“儒教”）体验。[5]如同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指出的，“凡精神诸要质熔铸陶冶日本民族之性格者，以儒教之势力为最大”[6]。事实上，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少年时代即广泛阅读《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左传》《老子》《庄子》等古典著作，尤其以阅读儒学经典《左传》有心得，前后大约读了十一遍。[7]虽然在其开始启蒙活动后，福泽谕吉对儒学持极其严厉的批评态度，但这种态度自身，同样来自儒学观念世界中的文明意识。进一步说，如果不理解这种时代共有的儒学体验，《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精神就不容易得到理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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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的是，我们在上面有关语义断裂的论述，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不可知论。对历史真相的渴望，对历史意义的渴望，都是一种人类的事实，我们需要坦然面对，并原谅曾经主导人们精神世界的那些宏大观念的浮浅与虚妄。曾经规定了人们近代历史意识的各种物质主义与进步主义观念，如同历史的风，已渐消停，尘埃渐至落定，所以，现在我们有必要透过这些观念尚未湮灭的遗迹，探寻人类生活中更为恒久不变、更可传诸久远的事物，因为它们是秩序生发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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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二、英雄、时势与历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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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明治维新史著作中，佐佐木克的《从幕末到明治：1853—1890》是一部接近于拂去了近代历史观念尘埃的著作。[9]或者，与其说是历史著作，不如说是古典的历史剧本。当然，用“剧本”来比喻并不是说它是虚构的，而是它有一种让读者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它所呈现的画面之所以有一种不染纤尘的洁净感，是因为作者克制了解释的欲望。这种纯然的历史叙述，如同古典戏剧通常具有的伟大的教育作用一般，会给读者提供另外一种基于真相与意义的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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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这本书之所以精彩纷呈，原因正在于作者让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各自表达，公正地对待所有人，而未将自己的判断强加于历史人物的身上。比如，在这部书中，不仅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坂本龙马、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数十位维新英杰人物悉数出场，被视为上层统治阶层及贵族的人物，比如朝廷方面的孝明天皇、鹰司政通、九条尚忠、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幕府方面的将军德川家定、家茂、庆喜与大老井伊直弼，地方强藩的有力大名诸如松平春岳、岛津久光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均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再现，共同上演着合作、背叛、权谋、斗争、生死的经典人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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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这一舞台还有一类重要的角色，即英美国家的驻日公使、临时造访的官员等。在促成日本政治变革的过程中，这些人也发挥了不可欠缺的作用。比如，作者对1865年出任英国驻日公使的巴夏礼（Harry Parks, 1818—1885）的几句描绘，就将当时西方公使在日本的形象与角色再现了出来。1867年，长崎发生了一起英国海军士兵被杀事件，巴夏礼率军舰驶进土佐藩的高知讨要说法。谈判中，巴夏礼对于时任土佐藩参政、维新后声名鹊起的后藤象二郎（1838—1897）的处置方式十分不满，“在谈判中猛拍桌子……以傲慢姿态威吓后藤及其同行者”[10]。与外国公使打交道的类似经历显然会影响后藤对事务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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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巴夏礼的简单描绘，与中国人熟识的形象并无二致。已故历史学家蒋孟引在其名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便将他列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认为他是“英国侵略者的标本，凶恶、狡猾、顽强”，是“中国最痛恨的恶棍”。[11]英国学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在新作《鸦片战争》中则将其描述为一个“肆无忌惮地、非法地鼓吹对华战争”的“英国超男”。[12]詹森在叙述巴夏礼在幕末政治中的角色时，则称他是“一个精力最为旺盛、性格最为暴躁，曾在中国海岸施行炮舰外交的行家”。[13]这样的人物往往具有巨大能量，会引发异乎寻常的结果。咸丰皇帝就对他恼恨异常，在中英谈判期间曾谕令羁留此人，间接引发了后来的圆明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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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幕末最富有动员力的口号“尊王攘夷”来看，这类公使扮演的角色为日本的精英提供了西方人作为“夷贼”“丑夷”的真实“标本”。“尊王攘夷”并非后世批评者所想定的一种单纯源于民族主义的排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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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开篇处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已对上述人物共同演出的剧情做了“剧透”。作者写道：“幕末时期，日本面对动荡而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尽管内心备感屈辱，它却不得不在艰难中挺身前进，未曾心灰意冷、意志消沉。为了重新崛起，怀揣着摆脱屈辱的强大决心，日本积极地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以求正面解决自身问题。”[14]屈辱与忧国，构成了维新戏剧的精神主调，尤其刻写在前面提到的中下级武士的身上。这些风云际会的人物，除了人们常说的“中下级武士”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志士。我们在下文中马上就会看到，“志士”这个身份标签才是历史认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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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开始的引言部分，特别论及了“尊王攘夷”观念在推动近代日本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实，这种精神所召唤并造就的主体，正是这里所要谈论的“志士”。明治维新的历史，实则由作为志士的英雄，甚至包括不同视角下的“恶棍”，与时势相互激荡、共同造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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