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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三、维新志士与东亚世界的古典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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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二字，望文生义，其意义似不难理解，但实则不然。在明治维新史的叙述中，鲜有内容像这两个字让人感到如此隔膜。许多研究明治维新的历史学家对此也满腹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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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一部较早刊行，由加拿大历史学家诺曼·赫伯特撰写的《日本维新史》中，作者仅仅用“下级武士”“最热诚的斗士”“疯狂的恐怖主义者”等说法指涉这一群体。[15]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戈登在叙述明治维新时则使用了“下级武士”“体制内精英”等说法，认为他们是维新的主导力量。他对此分析道：“这群出身于中下阶层的武士一方面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却又郁郁不得志，极缺乏安全感……这种不平之气是明治维新之原动力，亦触发各种影响深远的改革计划。故明治维新实际是个不得志的下层精英革命。”[16]这种说法触及了革命的心理机制，注意到了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一种对历史的洞察。不过，遗憾的是，戈登在关键的地方还是看走了眼：“志士”远非不得志的精英，相反，他们最初就是一群志气满满、精神昂扬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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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比斯利略微不同，他最初就注意到“志士”（men of spirit）是“更有能力、更活跃的武士”，其角色“决不能被轻易忽视”。然而对于其中的原委，比斯利则多有遁词。他在叙事中写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多都是负面消极的……他们只知道破坏，不懂建设；他们对待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毫无顾忌，不懂得创建政府……然而，他们所带来的变革也十分重要，而且最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对于这个能量超凡的群体，他极不情愿地称呼他们是“尊皇主义者”“激进分子”或“恐怖分子”。[17]显然，这些称呼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境，“志士”不仅是明治政府的主要创建者，还是文明开化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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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森虽然对这个群体也着墨不多，不过如下的几句话却是点睛之笔：“‘尊攘’派，对于同龄人来说，对于历史来说，他们都被称为‘志士’，即具有崇高理想和节操的人。这些志士成为地方和国家事务中的一种爆炸性因素，最后作为一种理想道德楷模服务于现代天皇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在随后的动荡岁月成为年轻激进分子的榜样。”[18]这个说法比较接近历史真相，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关键所在：只有理解了这种当事者自我规定的“志士”意识与角色，才能看到维新舞台所呈现的真相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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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举一例。与高杉晋作、木户孝允等被视为英雄的“尊王攘夷”派志士不同，幕府也获得了“尊王佐幕”派志士的支持。当时，京都地区尊攘派志士针对幕府官员与外国人展开了一系列袭击、暗杀等暴力活动。1863年，幕府组建了由剑术高手组成的治安维稳力量，这就是有名的“新选组”（意思是“全新选出的组织”），由“天然理心流”道场第四代传人近藤勇（1834—1868）出任局长。在近藤的领导下，尊攘派志士的暴力活动得到了抑制，京都地区的秩序得以恢复。明治元年（1868），近藤勇向新政府军投降，随后被处以斩刑，是幕末明治初期众多殒命的志士中的一员。[19]近藤留下的两首辞世诗，将志士的精神世界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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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援绝作囚俘，顾念君恩泪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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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丹衷能殉节，睢阳千古是吾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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靡他今日复何言，取义舍生吾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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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受电光三尺剑，只将一死报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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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学者斋藤希史注意到了这两首汉诗所流露的慷慨正气，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幕末时期的志士如果没有学习当时广泛流行的“汉文”（东亚世界的古典汉语），就无从形成自己作为士人的历史意识与自我意识。[20]这种说法触及了幕末时期日本的意义世界。明治维新是一场“武士革命”，而且是“一场伟大的近代化革命”[21]，但也只有在这个特定的意义所建构的现实空间中，我们才能理解“武士”慷慨激昂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何以被称为“志士”。幕末时期的志士之所以举止卓异，正源于古典儒学传统与武士阶层性格的融合。当然，我们也可说它是“武士道”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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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武士道，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有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日本的武士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观念上找到了与其武士品性达成最高匹配的思想形态。在面对西方读者时，新渡户稻造甚至将阳明学比作基督教的《新约圣经》，特别强调了它在塑造日本年轻人信仰上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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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读者会很容易发现王阳明的著作与《新约圣经》有许多类似之处。只要允许特殊用词上的差别的话，那么像“你们先要去寻求上帝的王国和上帝的正义，如果那样的话，所有一切东西都会归于你们”的说法，就是可以在王阳明的几乎每一页书上都可以看到的思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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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志士”这个说法自身就是源于古典儒学文本，当它成为幕府末期下级武士自我认同、自我定义的语言时，他们已然将自己纳入了一个更宏阔的精神传统中。“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幕府末期被志士们反复诵读的《孟子》中的这句话，不知激发了多少青年的热情、勇气与智慧。实际上，因谋划刺杀幕府老中[23]而在随后的“安政大狱”[24]中被处以极刑的吉田松阴，就因率先提倡“草莽崛起论”而成为这一传统的强力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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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鸦片战争中国败北的冲击，与当时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吉田松阴最初热衷兵学。在随后的江户游学中，他逐渐认识到文人儒师追逐“文采”与武士流于“粗野”的弊端，立志成为“志”“气”兼备的“俊杰之士”。这与他对王阳明追求学问与事功合一的激赏有直接关系。[25]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他留下了诸如《孙子评注》《史记前后汉书明伦抄》《左氏兵战抄》《拟明史列传抄》《东坡策评》等十余种著作，《讲孟札记》更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跋文》中，他写道：“余之在狱，囚徒胥居……时乃把《孟子》讲之，非精其训诂，非喜其文字，惟其一忧一乐一喜一怒，尽寓诸《孟子》焉耳。”吉田松阴甚重此书，据说卒后其弟子高杉晋作等以此书与王阳明《传习录》教人。吉田松阴在一首题为《肖像自赞》的诗中，表明了自己人格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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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出庐兮，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贾彪安在哉。心师贯高兮，而无素立名；志仰鲁连兮，遂乏释难才；读书无巧兮，朴学三十年；灭贼失计兮，猛气廿一回；人讥狂顽兮，党众不容；身许家国兮，死生吾久齐；至诚不动兮，自古未之有；人宜立志兮，圣贤敢追陪。[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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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佐佐木克对吉田松阴的殒命尤其心动，在叙事中特意抄录了两句他的辞世诗：“肉躯纵曝五藏野，白骨犹唱大和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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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吉田松阴主导的“松下村塾”很快成为培育志士的摇篮。虽然因“灭贼失计”而过早丧命，但他仍被誉为明治政府的理论导师，缘由正在其门生们“善继人之志”。高杉晋作在长州藩创建“奇兵队”在幕末政治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是“武装倒幕”的策划者。与高杉晋作并称“松门双璧”的长州藩士九坂玄瑞（1840—1864），则是京都攘夷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被誉为有总理大臣之才，可惜同样因失计而被迫自杀，时年25岁。[27]据统计，前后有多达37位出身松下村塾者得到明治政府的授勋加爵。伊藤博文对此有诗赞曰：“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28]在这些出身松门的国家栋梁中，伊藤博文自不待言，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更是人中龙凤、国之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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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与时际会，明治建国大业一举成功。明治维新时期英杰人物辈出，或许无法简单还原为江户时代高度发达的古典儒学的教育，但“志士”意识与古典儒学教育所孕育的精神在特定语境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则不言而喻。一种观念或思想只有在与其匹配的政治、社会结构中才能发挥它固有的作用。我们之所以将这种观念或思想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存在方式称为“精神”，目的正是要探索主体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生成机制。当我们说“精神就是力量”时，就已经触碰到了历史与文明演进的真正机制。真正的力量只能源于精神，因为它有着通向生命意识深处的隐秘路径。这一点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而言，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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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身：新日本论 四、作为古典精神事件的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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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个角度说，历史认识与历史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主旨在于理解历史的精神。这种精神当然首先体现在主体身上，体现在这种精神向现实转化的历史进程中。然而，在现代历史意识当中，“精神”自身已经成了稀缺的视角，人们更容易关注那些可视的物质以及制度的力量。我们重新审视的明治维新就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关于它的叙述和分析汗牛充栋，但其精神侧面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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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是事件当事者所呈现的那种整体性的精神气质，一种强烈的创造新世界和创造历史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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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开始出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1848—1905），在他撰写的《日本杂事诗》中有一首《爱国志士》，堪称中国最早的明治维新论：“叩阍哀告九天神，几个孤忠草莽臣；断尽臣头臣笔在，尊王终赖读书人。”在随后的注释中，他写道：“自德川氏崇儒术，读书明大义者，始知权门专柄之非”；“亲藩源光国作《大日本史》……世始知尊王之义。后源松苗作《日本史略》，赖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张其说。及西人劫盟，幕府主和，诸藩主战，于是议尊王以攘夷……而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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