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忐忑的中国人 1．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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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辣的油烟透过通风纱窗从走廊漫入室内。怎么竟到了该做午饭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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呛得咳嗽不止的我，赶紧下床，踏椅子关纱窗——开着它原本为散出我吞吐的烟雾。十二点七平方米的蜗居，吸三支烟后便“云雾缭绕”了。床设窗下，窗乃北窗，被欺近飓尺的树荫所蔽。十余年来，我未曾在室内享受过一线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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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上了床，变换方位，重新恢复姿势，重新点燃一支烟，仿佛母亲寻找一扭头间丢失的孩子，焦急地追逐转瞬即逝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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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执拗的我抱病写作《雪城》下部。我深知有几个男女巴望我没写完下部便死掉了。哪怕仅仅为了使他们的恶意落空，我也要画圆最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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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诅咒着的事情人往往更会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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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愿望——有一张铺得开稿纸的桌子。现在用的是五百格大十六开稿纸，估计要写满十二本。北影文学部对我够照顾的——允许我单独占领一间挺宽敞的办公室。我在北影文学部是受爱护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这种幸运。我对北影文学部亦怀有特殊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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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有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办公桌，我却很少在那里写作。因为是办公室，形形色色的来客似乎便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坐下去、泡下去。我最厌恶的事之一是乱谈，或曰闲侃。在办公室，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位公共事务管理局局长或民政局局长或中了一万元彩券的人或心理问题咨询专家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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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上部基本上是在直径不足一米的圆饭桌上写完的。《雪城》下部近六十万字，则行行字字是趴在暖气片上写完的。那是老式的暖气片，挺厚。幸而挺厚，垫块宽一尺半，长不足一米的五合板——是父亲在北京住时，从废料堆上捡的——便是我的“专桌”。那时我已不能在圆饭桌上写作——写作时，它的边缘恰卡住手臂血管，日久天长，我患了一种不多见的职业病，叫作什么“上肢静脉曲张”。持笔两刻，手背的血管便鼓凸起来，并且手指发麻，进而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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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桌”写作，自我感觉不良好。首先是，那五合板受过潮，经暖气烘，有些“瓢”。其次，不能正坐，只能侧坐，双腿无垂处，也无法蜷，顺条笔直地贴着暖气，一双横置的筷子似的。写字的手倒还好说，稿纸在哪儿手就应当在哪儿——“星星跟着月亮走”。拿烟的手不免尴尬。烟灰缸放“桌”上，拿烟的手下意识地总悬空擎着——那只手它亲近的是烟灰缸。很类乎自我惩罚。故烟灰缸是放在床上的，拿烟的手掌根部撑着床，时不时将烟灰点在床上，或弄翻了烟灰缸。甚至烟头触床，床单遭殃，被烧出些洞洞……再其次，北影的锅炉坏了修，修了坏；暖气今天热，明天凉。热时热得我如同偎着火盆，凉时凉得我恰似拥着冰桶……十九号楼的北影公民曾因暖气问题上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登是登了，登了也白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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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晚上八九点钟，一职工操起走廊里的传呼电话，挂通了行政副厂长家，说：“好几家的孩子们冻得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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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夺过电话吼：“你他妈的还能不能过问一下锅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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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筒里传来愠怒的声音反问：“你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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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骂的正是你！听清楚了，我再骂一句，你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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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性情是好环境的教养结果。有时你想温文尔雅却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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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硬化了的肝——虽每日朝写至暮，暮写至夜，多时仅得四千字，少时两千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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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位当记者的“北大荒战友”，知道我得了肝硬化后咬牙切齿地说：“那他怎么还没死！”我充分理解他之恨我不死是多么的合情合理——一九八二年我登上全国短篇小说领奖台时，他的脸阴沉得难看，说出一句话是——“他妈的，怎么是这小子而不是老子！”有三个人听到了并且转告我要怀有戒心。我当时一笑，以为那不过是一句调侃。后来之事桩桩件件，证明我未存戒心是天大的错误。现在看来防不胜防。那些日子我过马路颇小心——很怕万一被汽车撞死，给予了他们大的快感。唉唉，“战友”啊“战友”，叫我对你们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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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各面，抱各种目的之形形色色来访者依然不少。多数挺自觉，见我那样子写作，不忍侵占时间，也有不怎么自觉的。不怎么自觉的我拿他们毫无办法。我是个很难做出下逐客令这种事的人。门上虽贴着张大白纸，写着“本人病中，请勿多打扰”。其实等于一张无字白纸，甚至可能等于写着“主随客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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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闭门索居，我们本能地以小说家的特殊敏感，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浮躁而痛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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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改革中体验着、思考着、忧患着、亢奋着、焦躁着、踌躇着、蹀躞着、喜悦着、烦恼着、痛苦着、忍耐着、失败着、鼓舞着、夭折着、诞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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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城》下部第一章中的这段长句，是我对当代中国之城市的感受。这感受使我日无宁刻。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中国，仿佛要在一九八六年最后的两三个月里，憋出点什么名堂……”——乃是我经过了几天的思考才确定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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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确定这样的尾句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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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时代的旋转式运行，在中国，必将以葬送下一代农民对土地的寄托意识为代价。并且，对于这一代价，在下半个世纪，中国是要付出高利贷的。下一代农民将不会再依恋土地，而愈来愈憎恶它。所谓种粮大户，可能在心理上也并不依恋土地。他们的选择也许正是为了他们的子孙最终离弃土地。好比精心饲养一口猪，最终是为了卖掉它或宰了它。下半个世纪，中国的根本问题，将更是农民问题，不是怎样种地的问题，而是谁还种地的问题。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这是理想。中国有八亿多农民——这是现实。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啊！上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甘于务农，下半个世纪中国的农民很可能将不甘于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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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城市里没有你们的生存根据，那你们就当农民吧！——假设上帝曾这么说过，那么下半个世纪的中国农民将如此回答——如果城里的人需要吃饭，就让城里的人自己去种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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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个世纪，中国还能再造出一位哪怕仅仅使农民迷信的“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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