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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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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穿和服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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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城市，有家日本料理店，门口站着四个穿和服的女子招徕客人。也许是工作时间太长了，累了，站得歪歪斜斜，和服的大领子也歪到一边了，甚至一侧几乎滑出了肩膀，乍一看，倒恍若风尘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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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和服是考验人的。韩国学者李御宁说日本文化是“包袱皮文化”，不像西方的“皮箱文化”。皮箱是立体的、把人装起来的，因此也有了把人端起来的功效，比如西装。而“包袱皮”是随形而变的，和服就是典型。《魏志·倭人传》这样描绘最初的和服：“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不“量体”，那就是考验你的“体”了，看你的身体能否像衣架一样把它撑起来。所以日本女人需要经过仪态训练。未成年的女孩子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她们是未雕琢的玉，从她们身上，难以看到她们母亲的模样。但是到她们成年了，就要训练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适宜的，什么是不适宜的。比如走路不能左右摇晃肩膀和腰肢；站立时必须五指并拢，两脚丫的开角应该是六十度；坐时要两膝并拢，不能叉开，更不能跷二郎腿，手要自然放在大腿上，臀部适当往座位深处坐，腰部虚倚椅背……如此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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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电车里，日本女性端端正正坐在座位上，两腿并拢。现代女性往往喜欢穿紧窄的短裙，只有这样坐，才不会走光。她们还把随身带的包压在大腿上，把仍有走光危险的三角区压住、遮挡。无论多久，她们都会保持这样的姿势。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外形相似，但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中国女性很可能坐得懒散，两腿不经意就叉开了。并非对自己国家女同胞有偏见，只是就事论事。也许国人仍会不舒服，说，不就是端庄吗？咱们传统也有，日本人，还是从我们这学去的，和服也是我们的唐装。可惜我们已经没有了，总不能硬着嘴说“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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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花扇（一乐亭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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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镜美人（喜多川歌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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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看世界，往往犯错误：面对人家好的东西，总觉得自己祖先早就有了。而在看日本上，还犯一个错误，就是想当然：你不过是搬我们的，我们很懂。但其实恰恰对日本，我们很不懂。比如对日本女人，在电车上，一个女子确实很端庄、稳重，但如果你跟她搭讪，她立刻会显出被惊吓的神情。这种神情，在几乎所有日本女性的脸上都可以看到，包括年届八旬的老妇，有的还伴以“え——”的惊讶声。（如今这语气似乎也流传到中国年轻女孩子这里了。）这并不是真的被惊，真的被惊，声色不会如此动人；这是训练出来的。训练出来的肯定有假，她们完全可以不惊的，这惊，只是为了显示天真、不更世事。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解释成“女人和小孩难养”，在这里倒似乎得到了佐证。在日本，女人和小孩常被归为一类，她们跟小孩一样幼稚，所以丈夫对妻子说话，总是带着居高临下、不容置疑的神情，甚至是不耐烦的教训。而女人也乐于承认自己无知，做出惊惊乍乍的神情——与其是惊异，毋宁是挑逗；与其是无知，毋宁是乞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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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虽然源自中国唐服，一样的高腰、长裙、斜襟、宽袖，却跟唐服有着微妙的区别。它端庄，但又形似亵衣，柔软、大开领，无论是留袖、振袖、小纹，甚至是豪华的十二单衣，乃至有着神圣感的洁白的结婚装，一种端庄之下的放任。我曾说，和服把日本女人穿得像一朵花。此刻我忽然想起深作欣二导演、吉永小百合主演的一部电影名——《华之乱》。和服给人柔软而凌乱的感觉，让人想到暧昧的被窝，甚至引发被撕扯、被蹂躏的联想。即使是肃穆的丧服也有两面性。《失乐园》里的凛子就是穿着一身丧服，从父亲的丧礼上偷偷溜出来，跟婚外情人幽会的。情人久木企图跟她做爱，她抗拒，但她爱他，想满足他，于是她不脱丧服，为他用特殊的方式做了。在这里，穿着丧服的凛子把肃然和冒渎、强迫屈服与自愿奉献融聚一身，令人不忍目睹，又心旌荡漾。不像我们的《黄金甲》，只知道把唐装里的奶挤得爆爆的，整一个无脑的大奶痴。中国人的艺术感觉和日本人的艺术感觉，在这里见了分晓。日本人重的是暧昧的感觉，端庄是表，风骚是里，是一种“闷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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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风尘女，也是“闷骚”。日本许多时代剧里的风尘女，喜欢一拍熟客屁股。这种拍熟客屁股的细节，虽然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常有，中国也有“打情骂俏”之说，虽然都属于挑逗或者卖嗲，但在日本这里，更有着暧昧气味。这暧昧不止是：咱们是关起门来的一家子；还有：我不更事，比你傻，你可要让我哟！外国人是难以体悟其中之妙的，包括美国人。我曾说，虽然中国与美国远隔重洋，和日本只是一衣带水，但是中国跟美国倒离得近。对美国人来说，了解日本人，也比了解中国人难得多。所以在拍《艺伎回忆录》时，美国人导演罗伯·马歇尔犯了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让三个中国女演员演日本艺伎。单凭章子怡那瞪人的眼神、巩俐那豪迈气、杨紫琼那个硬朗，就满是中国风味，即使她们穿上了和服，也是中国女人穿上和服。毕竟，她们都是在中华文化土壤里生长的，甚至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土壤里成长出来的，引用日本男人的说法：“中国の女性，強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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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罗伯特·马歇尔至今没有醒悟，毕竟，西方人看东亚人，个个反正都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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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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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女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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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群体中，有两类人难缠。一是中年男人。男人到这时，基本事业有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是老板，也在会社里成了部长、课长，至少也是“先辈”，如日中天；在经济上，也有了比较丰厚的收入。总之属于强势群体，可以横行霸道。当然还有自身的因素，说得好听些，是年富力强；说得不好听，人混到这种年龄段，没有了青春期的羞怯（即使行，也不敢），也没有了老年人的慈祥（不行，也知天命而收敛了），中年男人，有能力做坏事，也不怕做坏事，天不怕地不怕，俨然啥也不在乎的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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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人是老年女人。与中年男人不同，老年女人不是以“恶”，而是以“毒”的方式出现。女人横行霸道，无论如何难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于是只能采用迂回的战术。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倒可以另一种解释。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这是弱的力量。明明是在操纵你，态度却是和蔼的，甚至是温柔的，让你无以抗拒，不得不屈从；明明是在整你，但仍然客客气气，甚至恭恭敬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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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的女人是很受压抑的。富士谷笃子曾感慨：日本是主要靠女性确立民族文化特点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女性基本不能参与社会，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也是绝无仅有。这种情况即使到了二战后，实行民主体制了，也没改变。女人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忍耐，为人妻，为人媳妇后亦然；无论在家，在单位。在单位里，女性职员被认为理所当然要承担服务性工作，擦桌子、搞卫生、倒茶冲咖啡，甚至还要承受男性职员的性骚扰。女人唯一可以行使权力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孩子。但这也不过是对小孩家的统治，类似于班干部、“孩子王”罢了。一方面是受着压抑，一方面是对权力的向往，如此，一旦有机会，“多年媳妇熬成婆”，自然就变本加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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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日本女性能够企及的权力顶峰，只能是当婆婆。所以毒老女人的典型形象，往往是婆婆。但是媳妇也不是善良的主，她们是未来的婆婆，婆婆是以前的媳妇，她们是一个人生的两个阶段。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里，就写到了这两个人生阶段的演变：“媳妇在表面上总是无限温顺的。然而，这些温柔可爱的媳妇，随着世代的变迁，都会变成苛刻、唠叨、吹毛求疵的婆婆，与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她们年轻做媳妇时，无法任性，但并未因此就真的成为温顺的人。到了晚年，她们就仿佛把多年积压的怨气发泄到媳妇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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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较相信常态下的成长。那是一种正常的生长，所结的果也会是正常的。那种“逆境成才”的理论，不过是理论家的做作说辞，或是不幸者的自我安慰。顺境中的人，虽然可能不更世事、没出息，但也豁达，容易成为好人。好人是养出来的，就好像好孩子是鼓励出来的。试想想，如果遇到的都是好事，觉得全世界都宠着我，我哪里还会对世界有仇恨之心？相反的，一个人要是事事不顺心，处处碰壁，摔打得遍体鳞伤，他怎么可能不产生怨恨，对社会生出报复的心理？即使后来他得到了帮助，伤口也未必愈合，甚至还会更刺激了自卑之心，心态更加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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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人都不愿意当弱者，都想当强者，都想统治人、压迫人，但是常常不可能，于是就反抗。但即使反抗，也并非想反抗就能反抗的。这里有能不能反抗的因素，你反抗的往往是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汉纳·阿伦特指出：统治由两种权力维系，第一种权力来自公众对该权力的认同，第二种权力是通过暴力强加的。这第一种要比第二种难以反抗得多。既然是整个社会评价系统，就也可能连你自己也被规驯了。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里提出一个概念：象征暴力。所谓“象征”，就是能被懂得规约的人所理解，比如军服上的军衔和条纹，不需要用文字注明，一见就知道是什么官，从而服从之。女人读懂了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认可了它，服从了它，于是对反抗很心虚，觉得这不是正当、正常的。于是我们常见女人教训女人，说，咱们女人家应该什么样子。即使要犯上作乱，也只能是以“毒”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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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个形容女人的词——“狂气”。“狂气”就是“毒”，外表温顺，内心扭曲。当然这个“毒”，是“阴毒”。中国女人也“毒”，但更多的是“阳毒”。“阳毒”跟“阴毒”的不同之处在于“明”，但也不是明目张胆、面对面抗争，只是恃弱张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就是典型。而在日本女人伦那里则是另一番景象。伦是日本女作家圆地文子小说《女坂》里的主人公。根据日本《广辞苑》解释：坂，指的是一边高一边低的倾斜的道路。所以汉语里翻译成坡，大林宣彦的描写四姐妹成长的电影《姊妹坂》，中国就翻译成《姐妹坡》。坡也被比喻为物事区别的境界，女坂，即是跟男人世界相区别的女人世界。伦是明治政府的内务官僚白川家的正妻，掌管家务，“头发一丝不乱，办事一丝不苟”。在封建家长制中，她虽然处在正妻地位，但是她并不幸福，她虽然有自我主张，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不能实现，她饱受压抑。丈夫纳妾，甚至第二个妾还是她和丈夫一起抚养的养女，她都竭力满足了丈夫。她不发怒，甚至不哼一声，她的不满、创伤和自我主张都压抑在了心底。久而久之，在她的心里充满了凄绝的魔鬼气息。她唯一的出路，就是她的丈夫先于她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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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许多民族都相信女人具有毒性。这可能源于女性的“色”，因为“色”，所以“魅”，于是她们害起人来也分外厉害。比如中国人相信，女鬼比男鬼更加可怕。再比如巫术。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在中国，在西方，都传说着女性用生殖器降敌的巫术。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里，长妈妈就讲了一个女阴降敌的事：“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也有类似的巫术，只是和中国的正面强攻不同，是取了巧的。那几乎是大和民族“创世记”的故事：天照大神关闭天窗，世界于是陷入黑暗，众神便在天窗前开舞会，一名女神跳起了艳舞，露出乳房和阴部，逗得全场哈哈大笑，笑声传至天顶，天照大神忍不住探出头来，天窗于是重新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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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看到，这一切都是在男权的掌控之下的。女巫乃至女神本身就是男人认定的，男人愿意承认你有威力时，则拜为圣母；不愿意时，则诬为“魔”，从而显示自己的纯洁。一如皮埃尔·布尔迪厄所说：“在原始神话中，男人惊异地发现女性生殖器和女人向男人（并非男女互相）展示的乐趣，男人在将他与女人连接在一起的对立系统中处于真诚的和天真的方面，与狠毒的阴谋截然对立。”当然也可以视而不见。《女坂》里的伦的丈夫就是这样。伦的恶毒愿望最后没能实现，她的丈夫还没死，倒是她先死了。这是最惨的，“毒”而无人理会。于是临死前，她向丈夫提出要求：把自己的尸体投向大海。这毋宁是自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