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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日本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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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就听说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这两天才看到。先是《秋刀鱼之味》,感觉并不好,生硬。也许跟大家的感觉大相径庭。首先是色彩生硬,早期的彩色片,技术还不足以处理色彩的问题;还有表演上的生硬,好像是话剧,演员们好像总对着话筒念台词,至少是意识到要说给观众听吧,总之是表演的感觉,不是真实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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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当时演艺上的局限?但看几乎同时期的黑泽明的电影,里面的人物表演却是很活络的,给我们展现了有血有肉的日本人。但是小津电影中常用的演员,比如笠智众,也是很好的演员。或者原因出在小津身上?据说小津是把演员当木偶一样牵制的,这种牵制就像专制治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导演感觉失误,那么则无可避免地砸掉了。似乎小津的感觉并不对,并没有给我们生动的日本人形象。那么日本人应该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武士道”,暴力,好斗,拼命,或者像高仓健那样,话不多,从不笑,男子汉是男子汉,但也够给人威压的。早年看电影《生死恋》,两车相撞,一语不和,车上人就下车打了起来。这似乎跟野蛮残暴的日本鬼子很吻合。但是到日本后,发现日本人其实是很温和的,他们几乎不打架。吵架也很少,他们奉行“不争论”原则,以至于见中国人争论(有时候只是在讨论,也许是语气冲吧),或者是动手动脚开玩笑,他们都慌忙劝道:“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两辆车相撞,双方各自下来,不是打架,也没有理论,一开口就达成共识:妥善私了。和和气气。当然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避免叫警察的麻烦,彼此节约时间和精力。但这也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如不理性,就只能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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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应该明白的,现实和艺术的趣味是不一样的。现实追求的是脱出现实,比如“江山如画”,如果“江山”只是“江山”,是谈不上“美”的,要像“画”一样才是“美”。而有意思的却是,“画”却是相反,要竭力脱出“画”,让“画”接近“江山”,“画如江山”,甚至于竭力表现自然世界的残缺,来实现艺术的“美”。比如画树,是一定要画些枯叶的,而园林师修整树木,则竭力要把残枝败叶去掉。当年看侯孝贤的《咖啡时光》(说是向小津安二郎致敬的电影),主人公被安置在东京的ァパ—ト(公寓),这种房子我住了好几年,破破烂烂,但导演却对之情有独钟,以它为背景,而且在影片中确实也美极了,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其美,当然其中也有因为怀旧而产生的美感。黑泽明也很能营造这种美的,而小津却不想把生活“文艺化”,他恪守着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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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小津镜头下的日本,倒是真实的日本。只不过我自己离开日本太久,不自觉把日本“文艺化”了。刚回国时,整个人还浸在日本的氛围中,对国内百般的不适应。但要说中国与日本有什么不同,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日本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好像鲜活的树叶。但时间久了,水分没了,剩下干巴巴的叶片,甚至成了标本,它成了本质,被概念化了。于是脑子里也就有了日本应该有的面貌了,而其实很多时候却是从传媒中接受的,或者是被点拨的。概念化的东西十分便于讲述、传播和接受。回头想来,其实日本人的表情,就是小津电影中的人那样。日本人极其讲究“礼”,讲究“礼”,就不能没有一套礼仪。无论是《秋刀鱼之味》还是《东京物语》里,都体现了这种礼仪:举止端庄,点头鞠躬,乃至不喜形于色;说话谦和,节制,乃至谨小慎微。即使是家人之间,也是如此:父母到子女家,要说“打扰了”;父母在子女家吃了饭,要说“感谢招待”;子女对父母,也客套得像对客人;笠智众表演的角色,最常挂在嘴上的口头语是“そつか”(是这样啊!)。套用老托尔斯泰的话,规矩的面目总是相似的,不规矩的面目则各有各的不同。不规矩的面目是生动活泼的,歪话臭话,总比正经话来得有趣,“黄段子”总是充满了创造力。而规矩的面目,就一个词: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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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呆板,并不等于傻;遵守礼仪,不等于人心不存在,只能表明,人心被规训得很严实,你很忍耐。日本人确实是很忍耐的,小到人际关系,大到国家命运。比如二战后被占领,日本人很知道自己是个“不正常国家”,但那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忍。两次海湾战争和阿富汗反恐战争,日本或是出钱,或是出人,简直成了“美国的提款机”,但还是忍着当了这个冤大头,只求在这种忍之下,有朝一日能抬头。其实,“明治维新”也是忍出来的。当年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迫打开的,与中国一样,只不过他们在无奈之下采取了与中国不一样的态度。都说日本是个虚心学习的民族,但其实,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窝囊废。原本坚定的“尊皇攘夷”分子、堪称日本“义和团”式的人物伊藤博文,当他在上海和伦敦受到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时候,内心一定复杂极了,抵抗,不甘,但他最后选择了顺应,把屈辱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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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消化能力常令全世界惊异。旅日作家刘迪曾经说过自己一个经历,刚到日本时,他发现日本盒饭里常有几根面条。“当时我很不解,为什么米饭中还要加面条,后来日本人告诉我说,那是为消化美国对日输出的面粉不得已采取的办法。”作为基本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曾一度给日本提供小麦作为援助,也从而向日本施压,推销自己的小麦。为了化解美国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两个方法:一方面为中小学“给食”提供面包、面条等,另一方面,派出大批饮食专家,通过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面食烹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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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种承认现实的消化,是他们传统精神的一部分。比如面对苦难的享虐,还有面对局限的接受,还可以将之发展成“美”。日本人认为“小即是美”,清少纳言有句名言:“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无论什么,凡是小的就是美的。)但是这“小即是美”的观念,是必须有个确认者的,靠什么来相信明明是“小”的却是“美”的?靠心。为了缓解外界的挤压,必须把心灵世界放得很大,所以日本人很喜欢“心”这个词。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心”中,“小”可能变成了“大”,苦难可以消化成了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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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总有难以消化的时候,比如《秋刀鱼之味》中的少女道子,心仪的男性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了,失望,痛苦,但还必须在父兄面前表现得很节制,于是就告辞了回到自己屋里哭。但是如果是父亲,德高望重,就不能这样了,即使是死了妻子。《东京物语》中的老父亲在妻子去世时,也躲开了众人,但他并没有哭。当他的儿媳找到他时,他只是站在海边发呆,连悲怆的表情也没有,他说:“漂亮的黎明啊!恐怕今天又会很热。”生在岛国的日本人,对世界有着与生俱来的宿命感,他们把哀心寄情于自然风景,这也是一种消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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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既然是宿命的苦痛,长期压抑下来,也终不是个办法,那么就将之分成受压和泄压两个时段。比如公司职员,白天受压,晚上就去酒吧泄压,使得第二天再能去受压,接受老板的骂、客户的挑剔,而可以面无愠怒。但有的时候面无愠怒是不够的,礼貌也无法敷衍对方,必须要你表态,这时候就必须察言观色,闪避谈吐。有一种说法,日语的句式所以把谓语放在最后,就是出于察言观色的考量的,比如你是否赞成某个意见,先说了“我”,再说“这个意见”,观察对方的反应,然后再决定说“赞成”,或者临时改成“不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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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宫廷仕女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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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表达的时候,那表情一定是复杂的。有人说日本人的表情就如同日本能剧里的能面,兼有“悲哀与微笑两种截然相反的表情”,那是一种暧昧的“大”表情。日本能面具据考证是来源于中国的傩面具,但精神实质却是大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过,中国离日本,要比离美国还要远。这一点,当年被不可思议地轰炸了珍珠港的美国人,似乎也有类似感觉。也许是因为语言?语言不仅是表达思维的工具,还是思维方式。当然现在年轻的日本人也会讲英语了,生活方式也很西方化了,面容表情也跟过去不一样了。民族跟民族的距离在拉近,现代化的东京的面貌跟纽约似乎并没有多大不同。毕竟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大家都这么说。但这是不是也是“文艺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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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向“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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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东京发生了“阿部定事件”。许多年后大岛渚将这事件搬上了银幕,就是著名的《感官世界》。这部电影一直被当做尺度大胆的情色片,但在我,它令我震惊的不是那些公然暴露的生殖器官,那在所有A片中都可以看到,而且有便利的展示。震住我的是它的死亡气息:两个疯狂的男女,像一只没有锚的船,滑向深渊,不知回头。他们不停地做爱,用各种方式各种体位,精疲力竭了,还仍然要做,好像他们已经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什么,生命的意义如此单调而直接。他们做爱的频率越来越高,几乎要穷途末路,禁不住让人担心,再下去该怎么办。与之相匹配的是电影叙事的单调和直接:几乎全集中在两个长相纠缠的身体上,至多配以简单的三弦或钢琴音乐。这种单调和直接,如同榨汁机,死亡气息从被榨干的肉体中分泌出来,在封闭的房间里游荡,但是这肉体却还在运动着,燃烧着,直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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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生命不就是用来燃烧的吗?重要的是生命的含量。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讲的就是生命的含量。当然也“用之所趋异也”。正如他自己,受了腐刑,没了《感官世界》里的男女之乐,也不觉得是“轻于鸿毛”,因为他把含量转移到著书立说上了。但是对更多的人来说,生命本身就是价值,要的就是生命本身的快乐,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家乡也有一句俗语:“吃死不怨,饿死冤枉。”这吃,在《感官世界》里,就是对性的饕餮。吊诡的是,吃是为了保存生命,而性饕餮却是毁灭生命。也许只有日本人能够把它们打通起来。日本人似乎不怕死,比如三岛由纪夫,他体内总是潜流着“对死的一种浪漫的冲动”;日本人喜爱樱花,喜爱它“刹那寂灭”。固然,人有生的本能,但假如“生”成为生命的阻碍,那么淋漓尽致赴死,倒是一种对生命的超越。正如《武士道》作者新渡户稻造在论述切腹时所说的:“我们的切腹观并不伴随任何厌恶,更不要说任何嘲笑了。德行、伟大、安详的转化力令人惊叹。它使最丑恶的死亡形式戴上了崇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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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吃河豚,也是使“死亡形式戴上了”什么。众所周知,河豚有着剧烈的毒素。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河豚有大毒……味虽珍美,修治失法,食之杀人。”有科学数据显示,河豚毒力相当于氰化钠的1250倍,一克氰化钠就足以使二千多人丧命。人一旦中毒,短则十至三十分钟,长则三至六小时,就会手指、口唇、舌尖发麻,或者刺痛,然后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四肢麻木无力、身体麻痹,严重的全身瘫痪、无法言语、呼吸困难,乃至昏厥。发病急,来势凶,若抢救不及时,在十分钟至六小时内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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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食河豚的传统,至今东京筑地卸卖市场仍然可见河豚出售。但是这些河豚是经过“河豚除毒所”加工处理的。虽然有着经过严格训练的河豚除毒师,虽然河豚厨师必须经严格培训,据说培训期满,还必须给自己做一条河豚鱼,独自吃下,方算毕业,可见要求之严酷,虽然如此,日本每年仍然有二百人死于食用河豚。但是无论河豚致死的消息多么骇人,嗜食者依然面不改色,照吃不误,简直前仆后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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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时兴一种叫“河豚酒会”的。酒是由河豚鳍泡成的鳍酒,酒力特强,喝多了,会长醉不醒,所以一般规定不超过三口;吃的生鱼片,就是河豚鱼片,伴以辣椒、葱花,还有果汁,或者用河豚鱼涮火锅。与那句“吃死不怨,饿死冤枉”的语境不同,这不是在饥荒年代,日本社会早已到了饱食时代了,这“拼死吃河豚”,只是为了美味。河豚味美,有“菜中皇后”、“鱼中王”之誉,所谓“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欲天下鱼”。苏东坡也说:“不吃河豚,焉知鱼味;吃了河豚,百鲜无味。”正因此,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食用河豚,《山海经》和《论衡》中都有记载。时至今日,河北的“腊头箭卷”、江苏的“清炒豚丝”、浙江的“大烹河豚”、福建的“香拌街鱼”以及“西施乳”、“河豚面”、“白汁河豚”、“秧草烧河豚”,这些脍炙人口的美食还令人怀想。但大多也只是怀想,不敢造次了,中国政府早颁布了河豚禁食令。日本政府同样也曾颁布了禁令,是在江户年间,那时候,作为全日本最大的河豚渔获集散地的长州藩下关,一时繁荣不再,景象惨淡。但是很快就又解禁了。解禁的是出生在长州的伊藤博文。传说他当上第一任首相,就把禁食河豚的禁令给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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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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