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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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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渡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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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的国家，是精致的国家。这精致，就体现在套子上。商店里卖出的东西，往往是经过精心包装的，礼品更是要一层一层大包装纸包着小包装纸。生活用品都有他们的套子，西装放进橱子里，有防尘套，小宝贝录音机也有套，手表有表套，书有书套，名片、梳子、伞、镜子、月票、电话卡、银行卡都有套子，甚至给你发票，也用个塑料薄膜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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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就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他要入种种的套，课长的套，工作的套，商卖的套，下级的套，男人的套，丈夫的套，父亲的套。他一身西服套装，领带皮鞋。头发一丝不乱，好像戴着头套。举手投足，彬彬有礼，走路板着身体，办事小心翼翼，说起话来要合礼仪。开车也要中规中矩，否则警察就会用法规来套他。他一年到头提着手提包，提包里面也是各种各样的套子：放笔的，放纸张的，放书的。午饭也是装在套盒里的，吃完了还是这个套盒，没有吐出一点残渣，把盒子盖上，拿走，跟拿来时一模一样。他所见到的也是套着面具一样的脸，上下级的、客户的、服务人员的，那些脸本质里是冷的，活像能剧的能面具。就连老婆也用假声跟他说话。她自从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之后，就用假声说话。她叫他“あなた（您）”，对她来说，他只是她这个“あたし（我，女人对自己的称呼）”之外的一个客观对象。因此他下班了也不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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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上都是在酒吧泡掉的。在那里，他可以换了一个人，可以把领带狠揪，放得宽宽的。他会对发票塑料薄膜发脾气。他会把塑料袋吹大后，拧紧口子，再一巴掌把它打破，让它发出爆破的声音。他把脚从擦得锃亮的皮鞋里抽出来，用脚指尖挑着鞋子一翘一翘地晃荡。有时他干脆把它脱下来，提议酒吧女们也把鞋子脱了，搅在一块，然后他们的脚在桌子底下捉迷藏。他故意用脚趾去钳女人的脚，弄得女人尖声叫起来，他却装作莫名其妙，瞧着别人。喝醉了酒，他可以在大街上拉开裤裆，对着汽车撒尿，觉得特别快意。他喝醉了，喝醉了就有特权。有时候他也带女人去旅馆。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用避孕套。简直是穿雨衣洗澡！他对美国人的这个比喻特别感同身受。女人会帮你把套套套上去，有的还会好言好语地哄你。他觉得自己乖乖让对方套的样子，更像一个犯人老老实实被警察套上枷锁。他每每伺机把它悄悄抽掉。“用这套套，不如不做！”他说，“我讨厌艾滋病，但是我更讨厌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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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个头越来越大，东西却越用越小！”他常说，“整个日本列岛都可以装在口袋里！”他从衣袋里掏出电子通账，里面有日本各都、道、府、县的资料。何止，还有全世界的资料。他突然把手一松，电子通账滑落在地。“地球爆炸啦！”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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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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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缩”与“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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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雄桃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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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办酒席，喜欢大场面：去大酒家，办几十桌，呼朋唤友，济济一堂，觥筹交错，豪饮豪喝，吵吵嚷嚷，甚至灌酒，不把对方灌醉了，不足以表明我情意深。相比之下，日本人则小家子气得多：找个小酒馆，最好还要是“会员制”的，没几个人，点了酒，自己喝。在我们看来，寡淡无趣得很，但是他们并不觉得，照样喝得酣畅，甚至也喝醉了。而且他们基本不扰人，即使醉了，当然他们也不喜欢别人侵扰。我曾听一家夜总会的营业部长批评手下的侍者，因为侍者随便伸手把客人桌上的空碗盘撤掉，他说：一张桌子就是一个私宅，你不能擅自侵入，你要先征得主人同意。听起来有点难以理解，然而想想，也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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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个民族，趣味大相径庭。中国人喜欢“大”，日本人喜欢“小”。安部公房有一部小说《箱男》，写一个男子竭力钻进一个厚厚纸箱里，虽然是为了逃避一张永远不存在的证明，但这姿势却是个有意味的象征。中国地大，江大，气也大，李白写诗，动不动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气魄，令日本“汉诗诗人”倾倒。但“汉诗”在日本不是主流，影响并不大，只是一些喜欢中国诗歌的文人的仿作。日本文学的主流是精巧、细致：俳句，随笔，私小说，新感觉。川端康成则精巧到了病态的程度。在日本人的美意识里，有“以小为美”的倾向。在《枕草子》中的“うつくしいきもの”（美的事物）一段里，清少纳言总结了什么是美丽：画在甜瓜上的小脸；小雀儿一听见人家啾啾地叫，就一蹦一蹦地过来；两三岁的小孩儿急忙忙地爬了来，他们很敏锐地发现了路上极小的尘埃，用系着丝带的小手指撮起土给大人看，甚是可爱……雏祭（桃花节）的各种器具。从池中捞起小荷叶细瞧，还有极小的葵叶，也都很可爱。在最后清少纳言还总结道：“何も何も小さきものはみなうつくしい。”（无论什么，凡是小的就是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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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紫式部称为“物语文学的鼻祖”的《竹取物语》，女主人公赫映姬是个只有三寸大小的女孩。当竹取翁在竹子中发现她时，感叹到只有三寸大小的小女孩真是美丽得惹人怜爱，由衷发出美的赞叹。有意思的是，这里是把人装在狭窄的竹筒里，而电影《箱中女》则是把爱的女人装在箱子里，异曲同工。从竹筒到箱子，体现了日本人的审美取向。这种审美取向，大凡是出于日本的国土狭小。在日本人的口头禅中，经常有关于“狭小”的句子，其语气暧昧，难说是客观陈述，还是无奈自嘲，但似乎又有着一种自得。日本人一方面哀叹生存空间的狭小，另一方面又近乎狂狷地踞“小”而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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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人算是跟日本人打了很久交道了。学者李御宁发现，这种自得有着一种“缩”的特性。能量奇大的巨人，被浓缩成小小的一寸法师、桃太郎，以针为刀、以碗为船；广阔的宇宙与变化的四季，被压缩在短短的俳句里表现；盆景、插花乃至现代的半导体和电脑，无一不是“缩”的例证。韩国的咸菜是连汤带水的，而日本的咸萝卜是干爽的；和式的餐桌上干是干、汤是汤，截然分开，于是能产生出“便当”来，丰富多样的膳食被收缩在一定的狭小的空间里，成就了独特的“便当文化”。“文库本”袖珍图书也正是“缩”的表现，石庭、茶室是自然的缩小。中国的“美人病来遮面”的团扇传到了日本，被改成了折扇，可以缩小，平安时代的贵族女性拿在手里，可以把玩。这种折扇打开来，其形状颇像富士山的倒影，让我们想起江户时代汉诗诗人石川丈三的一首叫做《富士山》的诗：“仙客来游云外巅，神龙栖老洞中渊，雪如纨素烟如柄，白扇倒悬东海天。”同样的扇子，这不是巨大的孙悟空扛着扇火焰山的芭蕉扇，而只是缩小成精巧供玩的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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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小”，中国人是看不起的。但这“小”，其实并不只是“小”，小小的茶室与巨大的城郭是同时代的产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日本同时是巨型油轮的日本，拥有世界上无出其右的巨大钢铁厂、巨大贸易公司。神社缩小为神舆，进而缩小为家庭的神龛，再缩小为护符，但文武天皇命令全国家庭设置神龛之后，圣武天皇则开始修建东大寺，成为8世纪的世界上的最大建筑。正如另一个韩国学者朴俊熙所说的，日本人的“缩”只是表面现象，追究其本质，便现出“志在扩大”的原形。它毋宁是一种曲折反向的获取，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扩大行为更是有目共睹。在战后，日本龟缩一时，转而以电子为中心，从经济方面向整个世界扩大，直到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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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170227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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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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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有篇小说，叫《人羊》，写的是二战后作为占领军的美国士兵，对日本人实行打屁股的事。公交车上，一个日本人无意中得罪了一个美军士兵的情妇，被这个美军士兵强行扒下裤子，强迫弯腰撅臀，打屁股，一边还欢唱着“打羊，打羊”。最后车上另几位无辜的乘客也被拉进“羊”的行列，连司机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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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占领军，那美国士兵也许并无闲情去研究日本文化，他只是以己推人，从自己民族心理出发，觉得打屁股是极大的惩罚。确实，在西方早就有鞭笞的传统，英国诗人斯宾文在《弗兰克·芬，一个民谣》里，就有描写。在法国，卢梭也曾因冒犯贵族而遭到贵族的仆人的公开鞭打。在俄罗斯，《静静的顿河》里多次写到了哥萨克的鞭笞行为：布尔什维克在顿河失势后，一些曾经与布尔什维克有过亲密接触的哥萨克，遭到了公开的鞭笞。他们挨个被按倒在条凳上，脱掉裤子，两手反绑，惩罚者一个骑在他们的身上，两个一左一右，用柳条抽打他们的屁股，一连打折了几个柳条，有的挨打者还被打出屎来。在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里，也详细记述了萨沙和我遭受外祖父鞭打的情景：“萨沙站起来，解开裤子，脱到膝盖，弯着腰，两手提着裤子，磕磕绊绊地向板凳走去……只见萨沙乖乖地在长凳上趴下，万卡把他胳肢窝捆到凳上，再用一条宽毛巾绑住他的脖子，然后俯下身子，用两只黑漆漆的手紧紧抓住萨沙的脚脖子……这一次树条一落下，光身子顿时就像被火烙了似的鼓胀起一条红鲜鲜的道道，表哥放声哀号起来。”德国也一样，尼采那句“要去见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已经天下闻名。甚至到了现代社会，这种情形仍在继续，1940年被送进纳粹集中营的波兰人维斯拉夫·基拉尔，在回忆录中就写到了集中营里的鞭打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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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胜者打败者，上级打下级，长辈打晚辈，还有丈夫打老婆。在欧洲许多地区，这种行为也曾习以为常。受传统观念影响，女人们也乐于接受丈夫的鞭打。在俄罗斯，女人们认为要成为幸福的妻子和健康的母亲，鞭打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不被丈夫鞭打的女人会认为丈夫不喜欢她。有的地方还把鞭打与生育联系起来，比如罗马的牧神节，已婚妇女和姑娘脱光衣服奔跑，后面有人用狗皮鞭抽打她们的臀部，据说这样才能保证生育力强，容易生孩子。在欧洲的某些地区，万圣节前夕，女人和侍女乃至家里的雌性动物，都要裸露她们的私处让男人鞭打，也是为了增强生育能力。这种能力，是男人通过鞭子给予的，男人通过给予，也显示了自己的尊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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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打羊”的执行者、美国占领军的祖国，臀鞭也曾经十分流行，比如对黑奴的鞭打。当然这不仅针对黑奴，黑奴以外的人也会遭受到。海明威就回忆自己曾经遭受过鞭打的惩罚。无疑，无论哪个阶级，哪个国家，这种惩罚都是极大的伤害，当然也包括在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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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日本习惯上用的是杖。这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发明。据说日本的拷打是起源于中国。唐以后，日本就取法唐律，也包括拷打制度。《唐律》云“拷囚不得过三度”，日本《法曹至要抄》也规定：“拷囚不得过三度，杖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数。”中国人是很信仰“板子头上出状元”的，“治家犹如治国”，安徽《仙源东溪项氏族谱》卷一《祠规引》中说：“家之有规犹如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弟子，其事殊，其理一也。”于是笞杖也成了官府不可缺少的审判手段。笞杖是有一套程式的：判决、趴伏、去衣、责打、记数、止杖。在这程式和规矩中，被杖者唯有服从、承受；而杖者可以随心所欲，无论是打还是不打了，打是体现我的权力，不打也是体现我的权力。当然这有权力者，不是打手，而是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打手只是被借用的手而已，不要弄错了，一旦打手乱用自己的权力，“恨棒打人”，也有可能被打，只能悄然弄些手脚。可见在杖笞中是等级森严的，于是官才成为官，民才成为民，打手才成为打手。《醒世姻缘传》里的晁源老父就很明白这道理，做官了，“从此以后，再要出去坐了明轿，四抬四绰的轩昂，在衙门里上了公座，说声打，人就躺在地下，说声罚，人就照数送将入来。”于是即使是草寇造反者李逵，闯进衙门过官瘾，也首先想到将告状者笞杖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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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实论，笞杖在刑罚中，对肉体上的伤害是比较轻的，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羞辱。受笞杖者一定要俯身（这是灵长类动物可耻的姿势）表示臣服。此时的你，头朝下，手脚反向着地，完全丧失了防卫的能力，看不见攻击的方向，连躲闪也不可能及时，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对方了。而棍棒打的又是臀部，这是人体敏感的部位，能激起你的羞耻，有时还被剥去裤子。这一点作为学生的日本人也深得要义的。《明律译义》曰：“笞者，耻也，乃使人受辱，是为惩戒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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