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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不劳动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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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劳动节”还算一个节,劳动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苦事,还是节日吗?而且确实“五一劳动节”经常是要劳动的,义务劳动什么的,这过节,与其是快乐,毋宁是受累。就跟另一个节日春节一样,节前要大扫除,帮大人排队买供应的东西,蒸年糕,总之累死人了!不如不过这个节。幸亏春节还休息那么多天,有玩的时候,还有得吃。后来长大了,明白了,这是我的懒惰思想在作怪。人的天性是好吃懒做的,所以我们要把勤劳俭朴立为美德。大凡提倡的东西,就是稀少的东西,就是纠正人性的东西。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被纠正,直到觉得自己都不配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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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对勤劳产生感动的,是去日本之后。大和民族真是名副其实的勤劳的民族。七八十岁了还在工作,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我的房东就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每天擦地板,从楼上到楼下,一个桶,三块布,第一块布从桶里沾水,湿擦;第二块布擦干;第三块布擦回原来一样的干燥程度。不像我们做卫生,经常是做完了地上湿淋淋的。我小时候讨厌湿,觉得宁可不要做,大人们就用一句老家话挖苦我:“你呀,真是‘宁臭勿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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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工作得苦,是全世界闻名的。所以他们有“过劳死”这个词。有一次一个日本朋友生日,我按礼仪对他说:“祝你长命百岁!”他开玩笑道:“你好狠心哪!你是要我劳累到一百岁啊!”虽然是玩笑,但也未必不是真话。所以休假对他们就格外重要了。印象中,日本的日历上5月1日没有标着劳动节,但五月他们有长假,就是我们说的“黄金周”。我问他们休假了去哪里,“睡觉。”他们往往答。乍听起来有点怪,大好休假时光,居然拿去睡觉?但是细想想,对长期劳累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蒙头大睡更惬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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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是矛盾的。有话说,日本人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我想这夹缝,也包括休息日的出游还是睡觉吧。所以从电视里,还是可以看到机场上拥挤的人群,公路上堵塞的车流。一样是劳累。看着这些蠕动爬行的人流和车流,真让人想起“欲罢不能”这个词。也许人生本来就是欲罢不能的。没有一个人是爱劳累的,除非受虐狂。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受虐狂,但是似乎都有受虐倾向。所谓受虐,就是从痛苦中获得快乐,比如恋爱,比如体育运动,比如旅游。旅游因盯着目的地而快乐,这目的地有两种,一是名胜古迹,一是风景区。中国人是比较重视看名胜古迹的,即使是去风景区,也要将之当名胜古迹那样拍照留念。所谓“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拍照”。但其实,名胜古迹是用来看的,风景区则是用来住的。在风景区度假,住上一天几天,什么也不做,也是很好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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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似乎更喜欢这种度假,不知是跟其文化有关,还是因为平日太辛劳了。比如找个好地方,有温泉,住下。那一年我和女友也去了伊豆大岛。房间是和式的大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中间摆一张几桌。撂下行李,去泡温泉。看着远处的大海,静得陌生,像侏罗纪前的情景。想起人类的起源,其实人无非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浴毕,穿上浴衣,扎个腰带,松松垮垮的,赤着脚,全没有平日里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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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是怀石料理。那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一餐饭。未必只因为美食,更因为其氛围。对坐在几桌边,我是全坐,她是跪坐。菜肴精致得光是看就醉死你了。都说中国菜注重形式美,也有人批评说是形式大于内容,日本的菜更是形式主义猖獗了。送菜的女服务员在门外轻轻叫:对不起!得到应允后,打开门,一身和服,跪着行礼,然后捧起盘子进来,又跪下,放下盘子,转身,把门轻关上,再转过身,再端起盘子,起身,碎步来到你的身边,把菜送到桌上,请慢用,说道。这与其是在完成一件工作,毋宁是在进行一道仪式,也可以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但是,休假本身不就是形式主义的吗?再往大里说,整个人生不就是一个仪式吗?最后都要归于“无”。“无”才是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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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地说,我们来休假,就是来切近“无”的。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呆着,什么都可以做,也什么都可以不做。可以去哪里,也可以哪里都不去。去了,也是没有目的地去,只是去,也等于没去。整个度假村很宁静,偶尔有三味弦的琴声,像《伊豆的舞女》里宁静的小山村蓦然来了几个艺人,微微的有些热闹,但是很快就恢复平静了。到了晚上,坐在被褥上,看着外面的庭院,形状精巧的小树,草坪,敷沙,石灯笼……没有人,只有我们俩。夜有无限的长。明天不需要起来劳动了,要睡多久就睡多久。我们奢侈地占有着时间哪!这么想着,就感觉到周身酥软,腿酥麻,从来没有的舒畅。这才是真正的过节啊!这才是活着啊!其实生命的秘密并不在于运动,当然不也完全在于静止,而是在于运动之后的静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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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当“做”成为“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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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在想川端康成,他获得诺贝尔奖了,居然还去自杀。有人说这是他意识到了为生活而生活的可悲,也有人说,是他再也创作不出好作品了,绝望而自杀。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统一之点是: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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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又想起这事?因为看了几个胃镜发明者的故事。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宇治达郎,一直梦想着能有一种医疗仪器可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奥林巴斯的技术员杉浦睦夫,拼命说服杉浦与他一起研制可以拍摄胃内照片的小型胃内照相机。宇治达郎的真诚深深打动了杉浦睦夫,两人开始为实现这一梦想共同奋斗。在研制过程中,奥林巴斯的技术员深海正治也加入进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不久,日本还处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如此精密的装置能研制成功吗?在各种质疑声中胃内照相机的研制开始了。他们三个人牺牲了个人的时间,拿出了自己的薪酬,逐个搜集所需的元件。他们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成功制造出了胃内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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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为止还符合我们的思路:发奋,成功,乃至“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困惑了。胃内照相机研制成功,在国际医疗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各国医生专门来到日本进修学习,可是参与研制的两个人却不见了。宇治达郎放弃了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的工作,来到琦玉县大宫市,作为社区医生奉献了自己的后半生。杉浦睦夫也辞了职,去开设自己的小研究所,继续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制,到他七十一岁去世,他共研制了三十余种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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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假如换成我们,经过了如此艰苦卓绝的奋斗,很可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养老了。君不见现在有多少人就是这样,而且大家也很理解。难道说他们没有老本可吃吗?比如没有钱,像当初卡拉OK发明者井上大佑那样没有申请专利,只得创办新月公司,去推出性能更好的OK伴唱机。不是。也并非洞悉了人际的阴险,诸如“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咱们中国曾经有这样挂功离去的,比如范蠡、张良、韩世忠、石守信,但那是不得已。虽然表面上看是自我放弃,但实质是被逼的,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而宇治达郎他们是自我选择继续工作下去,不为别的,就为了工作。人活着,就需要干活,需要创造,一旦不能创造了,就等于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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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我们常说日本人做死不值。日本也曾有个系列电影,山田洋次导演,片名就叫《男人辛苦》,影响极大。之所以影响大,当然是写出了日本男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但是当日本男人说自己“辛苦”时,他们的心理似乎很复杂,其中固然有感叹、悲鸣,但其中也不乏自豪,乃至慷慨,甚至愈苦愈甜的狂狷。不仅男人,女人也是,我曾说过我的老房东,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了,仍然劳动不止。很多中国人看了不服气,也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中国人比日本人勤奋,甚至因为生活困苦,而更勤奋。但这里有个区别:中国人通常是因处境所逼。假如处境不再困苦,我们是否还勤干不止?十年寒窗,是为了一朝金榜题名;大干几年,是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就一劳永逸了。因为被逼,所以发奋,因为被逼,所以成功之后,不再被逼了,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了。某一年是“猪”年,就有许多人希望生“猪”仔,虽然猪实在不是什么好形象,但是它可以“吃饱了便睡,睡饱了便吃”,这不是极大的福分吗?福,在我们民族是个至高无上的好词,比任何冠冕堂皇的词,诸如“勤”,实际上重要多了。所以我们难以理解宇治达郎他们,难以理解川端康成,难以理解海明威笔下的桑地亚哥,我们的神话里没有西西弗斯。这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当然从更深一层说,日本人的勤奋也是被逼的,所谓危机感,只不过,这种感觉已经化到血液里,成了思维方式,甚至有了受虐情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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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辛苦》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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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放逐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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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日本的灾难,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地震。地震最大的威胁,就是脚底下这个土地不稳了,甚至消失。曾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日本沉没》,表达的就是这种恐惧。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各媒体有一条令人惊悚的预测,据说“关东大震灾”是七十年一个周期轮回,此时若是大震,可达7.9级,死者9300人,重轻伤14.7万人,倒塌建筑物11.5万幢,63.2万幢房屋毁于由于地震引起的火灾。其中最危言耸听的便是日本可能沉没。整个日本笼罩在“末日” (不只是“世纪末”)的恐惧中。我写长篇《放逐,放逐》时,就用过“日本沉没”这个预测。虽然我并不相信,但这无疑是个极好的象征——日本沉没,一直是悬在日本人头上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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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何以令人恐惧?就是因为会被放逐至水。其实整部《放逐,放逐》,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故事:一个族类,从陆地被放逐到岛,再放逐到海。《放逐,放逐》中还借用了一个福建古老的故事——《沉东京浮福建》。说的是东京和福建五百年一个浮沉——东京浮了,福建沉了;福建沉了,东京浮了。当然这里的“东京”,并不是日本的东京,而是中原的宋的京城。福建和中原你浮我沉,照见了福建作为边缘地域的悲哀。当然我用这故事,也确实有意误指日本东京,小说里写的就是福建人跑去东京求生存的。然而大半个世纪前,日本人却是往中国这边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就窥视中国北大荒的大片沃土,号召无地可种的农民组成“垦荒团”,来到中国强占土地。武力侵华是如此企图,填海筑地也是如此企图。史载,江户时代加贺地方的巨商前屋五兵卫,为了围海囤田,竟然不惜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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