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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日本的“欺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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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方都市报》专栏写开栏语，说日本文化不是来源于中国，让很多人不舒服。专栏限定字数，何况不过是开栏语，只是把读者带入以后的系列文章。博客也不可能说得清，哪怕只是谈日语。这个语言，从语系上说，是属于阿尔泰语语系。日语是一种胶着语言，其文字，固然和汉字一样是表意的，但更是表音文字。那音，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存在了的。日本跟大陆（还未必是中原）有往来，是到了弥生时代中期以后的事，而之前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固然是一种表达方式，但骨子里却是一种思维方式。日语的宾语放在谓语之前，谓语在句末，这就是他们思维方式的体现。中国人不这么说，那是我们的思维方式跟日本人不一样，倒接近于欧美。我曾谈过这个问题。日语里的主语还常借助谓语的用法而省略，之所以省略，有说话人的策略在里面。日本人这么切入问题，于是就这么说话，不管是用什么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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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我们熟悉的概念，在日本人那里，其实并非那么回事。比如之前我说过的“道歉”，中国人知道什么是道歉，所以频频让日本人为战争罪行道歉。日本人也道歉了，二十多年来，每一任首相都道歉过，但是彼“道歉”非此“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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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貌似跟中国相同，但有的只是借助你的“表”，比如文字，又比如佛教。汉传佛教传入日本，不仅没有改变日本民族原来的“好色”习性，反而无论哪个流派，都无一例外地破了“色戒”。原来这些外来的东西，本来就只是日本使用的一个壶。有的则是后来刻意摆脱，“去唐化”，另起炉灶了。以至于还搞出不可理喻的来了，比如反“唐茶”而讲“寂”、“侘”，把享受变成了寒碜，而且是自己折磨自己。所以就有些被中国人视为“变态”的。日本语中也有“变态”一词，但此“变态”亦非彼“变态”。这些方面没有搞清楚，就是长期以来中日关系理不清的原因。不要自以为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而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套日本人。中国人甚至还可以套套西方人，西方人对日本人也是解读不了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吃过日本人的苦头，都是因为太会拿自己的逻辑套日本人。到头来愤怒，不服，都是自己的错：谁叫你把别人当自家人了？再次挨打，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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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日本人说话，往往没有不入耳的。比如当年在日本，日本人常会对我说：“你们中国真伟大啊，五千年文明古国！”天知道他们何以这么说。他们还会说：“你们中国人真好，你们有雷锋！”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接受。可是他们会很真诚地说着，就像大江健三郎说铁凝的《大浴女》是十年来全世界最好的小说之一、莫言可比鲁迅。我想铁凝、莫言心里一定惊讶：这个位高如山的人物，怎么会这么说话？日本人就这么说话，往好里说，是客气；往孬里说，是敷衍，或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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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讲“和”，一听，现在中国人一定脑门一亮：和谐！似乎确实，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就说“和をもつて貴しとなし、逆らわないことを尊ぶべし”，大意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但是这个“和”又非我们的“和”。所以听日本人夸你，千万不要飘飘然，那样是会让自己很可笑的；同样，日本人哑不作声了，千万不要以为我胜利了。日本人奉行的是“不争论主义”，中国人则要辩个水落石出，“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真理越辩越明，而日本人则有句话：这世界不是道理能讲得通的。所以中国人就是在杀死仇人前，也喜欢说一通为什么杀你、让你死得明白的话，都要把对方送阴间了，还表明个啥？这与其是向对方表明，不如是对自己，给自己一个杀人的理由。而被冤死的人，其家人则要为他大吵大闹办丧事，因为死者的“理”没有被辩清，不能不明不白地了结。而日本人就是恨而自杀，也往往自己找个安静的地方解决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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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和谐社会，日本可真是。整个社会笼罩在和谐的气氛里，大家都遵循着规则，社会安定，犯罪率极低。但是，又时时曝光出冲击性的事件。举凶杀事件为例，有的致死案件，简直就是推理小说家的作品，硬是给推到杀人的地步了，好像本来就设定结果非这样不可。其实本来原因并不巨大，不过是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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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一所中学发生了凶杀案，一个中国来的“残留孤儿”后代被打死了。所谓“残留孤儿”，就是当年侵华战败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日军败北，在中国的日本平民只得自寻逃路。有的流落山野，被中国人所收留，女的则嫁人，有了后代。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人得以回到日本，那些身上流着一半日本的血的后代也跟随赴日了。但是在日本社会，他们是难以被接受的，他们自己也难以适应。这个事件，在中国人圈里，往往被解读为民族歧视，即使被打死者只有一半中国血统，也毕竟有咱中国的血么！但我更愿意从性格方面找原因。中国人的性格，是不能受一点委屈的，除非实在没力量反抗，但是嘴里仍然是反抗的，比如“操你妈！”而日本人则相反。小孩家打架，并不少见，怎么会到了把人打死的地步？只因被打者不屈服，所以打得越狠，就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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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野岛伸司编剧的片子《人间失格——如果我死的话》里的主人公大场诚也是不断被欺负，只不过，他是纯种的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看这片子，简直是受尽折磨。一方面目睹了人性的黑暗和暴力，另一方面，也为这个受虐者的沉默而焦急。很多时候，他完全可以摆脱厄运的，只要他申诉，对父亲，对班主任，包括对误解他的人，也不至于如此受冤受屈。当然，他未必是完全没有表达的，但只是暧昧地表达。又得说到日本语言，它是具有暧昧性的，与其说是用来交流，不如说是用来暗示。日本人习惯于不把话说得太明白，从善意的方面说，这样，向对方提出要求时，不至让对方太为难；而向对方表示拒绝时，不至于让对方太难堪。但是要说的意思都是在的，看你有心，还是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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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人，听这样的表达，常常无心，所以会发生误解。中日之间的误解，很多时候也是因为这种表达方式。当然跟日本人相处久了，也不排除渐渐被同化，说话也暧昧了，让人听不太明白，必须去琢磨。最典型的就算是鲁迅了，典型的有话不好好说，绕来绕去。这当然有现实不让好好说的原因，但也有掌握了曲里拐弯的说话技巧的因素。作为文学或者杂文那样的“准文学”，这倒别有味道。这是另外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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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那个大场诚。即便他不明确表达，他反抗，也不至于如此受难，直到最后被折磨死。作者好像是故意要创造这么一个不可理喻的羔羊，以他的苦难来反衬对手的凶残。野岛伸司无疑是编剧高手，之前看他的《高校教师》，就尝到了他的厉害，所以酒井法子才会曾经爱上他。但是，莫非他只是高超的编剧？作为中国人，不禁会想：真有大场诚这样的人吗？如此安排对人物的折磨，岂非太刻意？许多拉得很长又吊人胃口的电视连续剧都是这样，特别是日剧、韩剧，反显出拙劣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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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野岛伸司并非那种高超的拙劣的编剧。他写的是日本人。日本人被欺负，确实往往选择不申诉的。日本社会讲究等级，但前提是上级能够搞定下级。你是上级，但对下级没有办法，也不能状告到老板那里去。那样，不但得不到支持，反可能被啐个狗血淋头：你自己的事搞不定，简直无能！被视为无能，在日本人那里是最糟糕的了，只要看看中国指涉德行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到了日本竟然变成了关于能力的故事，成了最恶毒的骂人的话“马鹿野郎”（“八格牙路”，直译：你这个连马跟鹿都分不清楚的家伙），就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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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的会社雇了中国人，作为基层管理者的日本人往往搞不定中国人。日本人天生直笨，中国人又那么聪明，所以拿中国人没办法，只能生闷气。一开始，对领导顶牛，中国人还有点担心，会不会告老板，然后会被炒鱿鱼？但却啥事没有，老板一点也不知道。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欺负并非总跟民族歧视有关，中国人也会欺负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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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讲强者逻辑，你既然无能，就自认倒霉。所以那些被欺负者，只能忍气吞声。欺负者和被欺负者，共同造就了奇特的“欺负文化”。日本人的“忍功”确实了得，我曾写过《日本人的表情》，那是一种隐忍。但岂止是表情？甚至未必只是被迫，被欺负者不申诉，未必完全出于软弱，难说没有能够自持的得意。想想，受了痛苦，喊喊叫叫，算什么本事？能忍才是本事。夸夸其谈者是浅薄的，哀哀叫苦者是软弱的，一个人成熟，就意味着能吃苦，还有比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的人更打不垮的吗？我越是忍，就越了不起，甚至就越接近神，而你的暴力反而成就了我。这倒符合博克、康德们的“崇高美”了，只不过，博克、康德是往上打通“苦难”与“美”，日本人是往下打通“痛”与“快”。所以被欺负者甚至还会宽恕欺负他的人了，就比如那个大场诚，他还“阳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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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忍，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如此长久压抑，再坚强的心理也会崩溃。内心已经坍塌了，只不过不显山露水，只不过沉默，不为外界所知。于是，要么就是爆发，要么就是向内的扭曲，但这更是一种爆发，只不过内心的风暴不为人知。而那些欺压他人的人，也会空虚的，就像没有外压的人体，是要爆出来的。所以一些中国人看日本人貌似羔羊，就更加欺负之，中国人的习惯是能乐就乐、能占就占。结果，对方突然咆哮如雷；一愣：这日本人简直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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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个当得好好的成功男人，晚上跑到中野或什么地方的SM店让“女王”打一下，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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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日本人的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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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第一感觉是街上的小车特别漂亮。首先，不像国内的小车那样享受了被划的待遇。在中国内地，不论哪个地方，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小车的车身都有划痕，于是还出现了号称一擦就能消除划痕的“快克士”等等产品，据说在国外还很流行。我不知道国外怎么会流行这，难不成那些亮丽的车身，都是靠“快克士”们修复的？司机驾驶室内都备着此类东西，一有被划，就迅速修复，然后才开上街去？作为有车族，我极为羡慕香港人有着如此优越的开车环境，不像内地，提心吊胆，战战兢兢，人一离车，就只能把车交给运气了。中国大陆私家车满街，好像生活不错了，可这过的是什么质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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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小车漂亮，还因为干净，几乎看不到灰尘。我总寻思，要保持这样的干净，需要多少天洗一次车？如果在内地，必须一天洗一次。我不知道香港的有车族们是否一天洗一次车，但我知道，在香港的几天里，我是没有擦过皮鞋的，到我离港时，鞋面却仍然光亮。回到内地，一天就脏了。这也许是比划车更难对付的事。要解决划车，只要警方努力，民众协助，还是不难的。但是这环境的肮脏，却难办得多，甚至须得去大西北植树，这可不容易。像北京，凭首都之尊，以集权之力，能够把“奥运”搞得光鲜，却也对沙尘无可奈何。这是铺天盖地的问题，就好像猪圈难以打扫一样。回家，跟家人感慨香港的干净，家人讶道：“当初在日本，不就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忘了？”我一愣，还真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日本了，也没有出过国，没有钱，也没有机会，比如公款去法兰克福什么的。当初刚回来时，对国内一切都不习惯，简直要活不下去了。然而这不也活过来了，有时候还有点滋润了。看来人并没有绝对不能承受的，就好像当年被塞进花轿的新娘，即便是百般不愿意，即便是被拐卖，最后不也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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