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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跪在她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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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武士，被一个叫迷女的美丽女子诱进了家门。“迷女”供其吃喝玩乐，他们很快相爱了。有一天，迷女对武士说：“没想到我们俩会成为这种关系，这或许只是一场短暂的因缘，但也必定是有缘才会这样吧！那么，从今往后不管我要你死，还是要你活，你都肯听我的话吧？”武士答：“全凭你说了算！”于是，迷女就引着武士来到一栋房子里，将武士的头发绑在十字架上，让他背向自己，绑住他的双脚，她自己则换上了一套公卿服装，头戴乌帽，手持鞭子，狠狠在武士背上打了八十鞭。打完，迷女问武士：“疼吗？”武士答：“这点小伤算什么？”“果然不失我望！”迷女说，于是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的伤，给他更丰富的食物。当武士伤痕即将痊愈时，她再次把武士带到先前的那栋房子里，又将其绑在十字架上，在他背上狠狠抽了八十鞭。过了几天，她再次鞭打武士，连胸前、腹部都被打得血肉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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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今昔物语集》里的一则故事，这故事叫《不被知人女盗人语第三》，收在《今昔物语集》卷二十九第三话里。《今昔物语集》，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故事集，著名的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竹林中》，就是根据这里的一则故事改编的。《竹林中》这小说有点怪，但其实原故事并不怪。这个故事倒是真怪异了。但与其是怪在它讲了虐恋，毋宁是怪在是女人虐男人。虐恋已经有许多理论给予了解释，萨德、莫索克们也已经进了文学正史。虽然莫索克写的也是女人虐男人，但是毕竟是在欧洲，在莫索克的年代，男性霸权已经走向了没落。而众所周知，日本是个极为男权的国家，至今仍然如此。但是却在这样的土壤里产生了这样的故事，令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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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故事也可以解读为男性的坚忍。但是谷崎润一郎《春琴抄》就不能这么解读了，那个被女琴师兼女主人春琴折磨的佐助，只会像小孩那样哭哭啼啼。实际上，许多日本文学作品都有着女虐男的内容。就这个谷崎，他早期的那篇《饶太郎》，也写了主人公迷恋于被女方拷打。女方越是爱他，他就越渴望女方残酷拷打他。他的《刺青》里的女子则是“吸男人的血、踩男人的身体”的魔鬼。在长篇《痴人之爱》里，主人公河合让治被一个混血女子娜奥密搞得神魂颠倒，自甘受虐，即便娜奥密挥霍奢侈，还毫不掩饰地和各种男人交往，他依然向她奉献上一份“痴人之爱”，发出“跪在她脚下”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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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女性的痴恋，在川端康成笔下也不少见。另一个作家水上勉，也在他的《越前竹偶》里，让一个窝囊男人匍匐在一个女性脚下，当她的奴隶。有论者说，日本作家普遍有着女性崇拜的情结，确实如此。其实岂止日本作家，日本男性也是。这种情形似乎不只是在日本，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有这种情况。一方面贱视女人，甚至视女人为祸水，另一方面，对女性的崇拜也从来没有消失过。女性崇拜来源于人类早期，那时候人类还没有高级到懂得性别歧视，还只关心生存问题。先民们以狩猎为生，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力从事狩猎，这人，只有女人能生产。那时候的男人们甚至都不知道生孩子也有自己的功劳，他们以群婚制的方式生活，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人怀孕的原因，要去动物、植物、河水等人自身以外的大自然中去寻找。那时候有很多感生神话，讲述姑娘接触神木、神水、神的脚印，或者吃神果、神蛋等等而怀孕，那么能感受“神”从而生育的女性，也被戴上了具有神奇创造力的光环。到了后来人类开智了，当然也到了懂得农业生产了，男人成了劳动的主力，女人的地位就下降了。在中国，还出现了“产翁制”，产妇生完孩子后立即下地干活，产妇的丈夫却躺在床上“坐月子”，由产妇在床下侍候丈夫。“产翁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男人在生育中的功劳。男人一旦失去了对生育的神秘感，就可以蔑视女人，甚至用武力征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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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女性崇拜是人类早期遗留下来的，但我更愿意将之看作是男权的另一面，所以到了反征服的地步。实际上，征服与反征服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男人征服了女人，毋宁是掉进了陷阱，结果是正如布尔迪厄所分析的：“它的对立面是永久的压力和紧张，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荒谬的地步。”一方面，统治者从统治中受益，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被他们的统治所统治”，“统治者不可避免地将无意识的模式用于自身”，这使得他们不堪重负。心理学家瑞奇指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性格盔甲”的东西，它像盔甲一样包裹着人的全身心，让压力无法排泄。当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形成焦虑和恐惧之时，他就亟待来自外力的打击，就好像一只胀满的气球需要从外面扎一个孔，从而得以泄气。他得出人的快感模式：紧张——聚积——宣泄——放松，而受虐，就能达到宣泄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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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在日常生活中让自己受虐，是难以操作的，毕竟男人必须保持着这层盔甲，于是就有了虐恋俱乐部。这种地方往往是女虐男，由“女王”来鞭打折磨男性客人。据调查，光顾这种地方的男人，往往平日里身居高位，他们到这个地方来，把盔甲脱掉，把尊严放倒，接受“女王”的施虐。受虐者往往怀着一种逻辑：你虐待我，这样我就可以宣泄而不必为此负责了。当然更常用的办法是在文学中宣泄，文学是现实得不到满足之后的幻想，所以在日本，女虐男的文学作品就特别多了。当然这些写作者往往是男性，在现实生活中，男人欺压女人，但在文学作品里，却把鞭子交给女人，也不管女性愿意不愿意。就像莫索克《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的男人萨乌宁，非要女人旺达充当虐待自己的角色。其实，这也是另一种男权，是男人对女性的利用。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里，旺达到底是怎样的女人，没人关心，把她当成维纳斯，只是男人萨乌宁的想象：“高贵、邪恶、神仙般的女士，请把你的脚踏在奴隶的背上，在香桃木和龙舌兰下面，伸展你的大理石雕像般美丽的身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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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属性是他制定的，她的脚和身躯是他要利用的。正如三岛由纪夫谈谷崎润一郎时所指出的：“当母亲的纯洁的爱与性欲相混淆时，她会立即改头换面，她会变成典型的谷崎的女人，如《刺青》中的姑娘一样。她美丽的身体潜藏着一种黑暗、残暴、罪恶的东西。如果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就会看到，那不是女人生来具有的特别的罪恶，而是男人期待的一种罪恶，它反映了男性的欲望。”男人被女人虐待，只是男人愿意被虐待，只是他对自己权力的放弃。一旦他不想放弃了，他又可以收回，他又是权力的掌控者，他很快又会从奴仆变成了主人。其实，从谷崎润一郎的《富美子的脚》中的“拜脚”，就可以看出来：女佣富美子的脚美极了，以至于老主人弥留之际，不能进食，便要求富美子用脚指头夹着棉花，蘸米汤喂到他嘴里。说起“拜脚”，很容易就想起中国的“三寸金莲”了，那亵玩的本相就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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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日本 入佛界易，入魔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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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川端康成被介绍来中国，连同他的照片。当时总觉得那形象跟我熟悉的作家不一样。我喜欢在阅读作家作品前端详书里作家的照片。我熟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李丹译的《悲惨世界》扉页上的那个雨果，还临摹过；我认可那张列宾画的列夫·托尔斯泰像；我也喜欢上海译文版《海明威短篇小说选》里的海明威，我觉得那是他最生猛的照片，微眯着眼睛，像一只即将扑去的狮子，不知为什么现在不大用了；我最初不习惯卡夫卡那张正面像，就好像标准照，西装领带，不像作家，是否是从他的档案里撕下来的？或者是求职时所拍？现在许多害怕不能被录用的求职者，都拍这样的照片，对了，害怕，这就合了卡夫卡了。可是我仍然看不顺川端康成的照片，也许是因为跟传说反差太大了，传说他写得很“美”，可他人却一点也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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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中国人刚从“文革”中挣脱出来，还是一身灰布蓝衫，但是从灰蓝衣服的领口露出的假领，虽然小得连腋窝都遮不住，仍可以看出关不住的对美的渴求。这时川端康成出现了，人们惊叹：这世界上还有如此“美”的文字！人们想着“美”的时候，脑子里浮现出的还是早年的理想，牧歌式的、古典式的，还有19世纪的那些文学，甚至是前苏联时期的，就像现在老年人一讲好时代，就想着五六十年代一样。立刻有了不少模仿作品了，我记得有的还获得了全国小说奖，但那与其是川端式的，毋宁是泰戈尔式的，但又缺乏泰戈尔的宗教感。对所谓川端康成的“美”，当时我就很犹疑。虽然那篇广泛流传的演讲说的是“美丽的日本”，但那个“美丽”，却似乎不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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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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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伊豆的舞女》，也许还可以看到我们以为的“美”，那风景和民俗，那个天真的少女熏子，都符合我们的“美”的期许。《古都》、《雪国》里也有民俗和美景，也有美少女，但千重子似乎不再单纯，驹子似乎更不是那么回事了。而到了《千只鹤》、《睡美人》，简直有点邪乎了。但是川端毕竟是获得了诺奖的，于是就出现对《睡美人》的解读：作者是在揭露日本社会的丑恶和残酷，表达了对下层少女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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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不用社会学化的眼光来读，他们说，川端的好，好在细腻。当时的中国文学，文本普遍粗糙，不够“艺术”。对此不满的人们，期待着“艺术”的文本出现。传统认为，艺术就是描写，描写细腻了，才艺术。川端作品中还真比比皆是细腻的描写，细腻到驹子“脚趾窝都是干净的”程度。这似乎可以追踪到他早年的“新感觉派”经历，这个流派让眼睛变成电影摄影机，摄出肉眼看不到的事物细部。但是在《千只鹤》中，这种细腻居然针对母亲胸脯上的那颗黑痣了：“孩子吃奶时，让孩子看见，她会感到痛苦……婴儿从出生之日起就要喂奶，睁眼能看东西的头一眼，就看见母亲奶上这块丑陋的痣。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就是乳房上的丑陋的痣——它会深刻地缠住孩子的一生的啊！”于是痣的主人近子用小剪子剪去痣上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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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儿不嫌母丑。”母亲好不好，跟相貌无关。母亲自有她的价值，也就是“善”和“真”，而且这是更大的价值。可是在川端这里，却斤斤计较于母亲的相貌。在另一个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情形，那篇《少年滋干的母亲》里，儿子不敢跟母亲久别重逢，担心的却是母亲面容已经衰老。这样的儿子，无疑是逆子。在中国人的思维里，“美”是跟“善”、“真”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就是建立在“真”、“善”的基础上。离开了“善”，“美”就不存在了，只是妖魅；离开了“真”，则是伪饰。而谷崎的另一篇小说《春琴抄》恰恰以不“真”为“美”：女主人公春琴被毁容了，爱她的佐助为了看不到她的丑，把自己的眼睛刺瞎了。这是嗜美，这美，简直就是“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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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是谷崎润一郎就直接称自己是“恶魔”，毫不隐晦。谷崎的“唯美”就是“恶”。他笔下没有不美的女人，而且这些女人因她的美，征服了男人，“吸男人的血、踩男人的身体”（《刺青》）；让男人匍匐在她的脚下，《春琴抄》中的佐助如此，《痴人之爱》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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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也恋女。他不仅喜欢高雅、有地位的女性，比如岸惠子、有马稻子等女优，也喜欢平常的女性，比如伊豆姑娘、浅草少女。他对女性的爱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在《岸惠子的婚礼》中，他记述自己跟有马稻子的见面：“走到如此美貌的女子身旁，我有点难为情。在新桥站下车的时候，有马却来到我身旁，拎起我的手提包，我大惊失色。因为是去工作，手提包里全是书籍和纸张，很沉重。有马一直拎到出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她是当代电影明星，这样做真是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川端已经成大名了，有马只是个年轻的演员，不说日本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就从等级观念说，他也犯不着如此受宠若惊。撇开这两者，一个年轻人为老年人拎个包，也不至于“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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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甚至跟他恋慕的女子交谈，都不好意思坐得太近，更不敢握她的手。这让我想到了《睡美人》。《睡美人》开篇，“睡美人之家”的老板娘就向客人叮嘱了禁忌：不要对女孩子恶作剧，不要把手伸进她们的嘴里。表面上看，将那些女孩子药睡，是在摧残她们，但是她们却又是被当作不可冒犯的对象的。这个“睡”，让人想到佛教的一个名词，梵文是Middha，指的是身心处于类似昏迷的不由自主的状态。《睡美人》中的女性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中。这不是我的臆想，小说中也多次把女孩比作佛，比如：“说不定就像从前的神话传说那样，这个姑娘是一个什么佛的化身呢。有的神话不是说妓女和妖女本是佛的化身吗？”又比如：“如同与秘藏佛像共眠。”又比如：“这样看来，睡美人难道不是如同佛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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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对小说男主人公江口这一姓氏作过考证，认为这个姓，来源于谣曲《江口》。相传谣曲《江口》为14世纪能乐大师观阿弥所作，故事取材地点是一个名为“江口の里”的地方。这个地方，就离川端老家茨木市不远。《江口》讲了一个“妓女乃普贤菩萨之化身”的故事。表面上看，妓女从事着低贱的营生，过着悲惨的生活，但恰是这种体验成为看破人世无常的契机，因此，妓女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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