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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男性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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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妇女在劳动力中担任的角色，都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上看，妇女参与劳动的情况总是和男性不相上下，即使在富裕的19世纪，闲坐香闺、不从事劳动的女性也是少之又少的。田地、手工艺人的作坊或是小商铺，都必须由夫妻共同经营，才能生存下去。一直到20世纪初，医生若没有结婚也是不能开业的，因为医生需要妻子安排看病时间、开门、记录病历以及寄送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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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妇女一直在工作，但自远古以来，妇女所做的工作就跟男性不同，那时就有了所谓男性工作和女性工作之分。《圣经》上记载了无数女性到水井去打水的故事，却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做过。纺织工作似乎也是女人的专利。现在的知识工作倒是“不分男女的”，这不是出于女权主义者的压力，而是因为这种工作男女都可以做得很好。然而，最初在设计知识工作时，其实只是为某一性别单独设计的。例如，教师这一职业是在1794年发明的，这一年巴黎师范学院成立，当时教学严格地定为是男性的工作。60年后，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期间，南丁格尔创设了第二种新的知识工作——专业护理，它被视为纯粹的女性工作。但是到了1850年，各国的教学工作已经变成男女皆宜的工作；2000年时，美国护理学校的学生当中，有2/5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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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是没有女医生的。最早获得医学博士的欧洲女性之一，伟大的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特索利（Maria Montessori）曾经说过：“我不是女医生，我是一个医生，碰巧是一个女人。”这个道理同样也适用于所有的知识工作。知识工作者，无论性别为何，都是专业人士，使用同样的知识，做同样的工作，用同样的标准来管理，也用同样的成果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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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需要高级知识工作者的职业，诸如医师、律师、科学家、神职人员和教师，已经出现很久了，虽然直到过去100年间，他们的数目才开始大量增长。然而，最大的知识工作者群体在20世纪开始时，几乎是不存在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增长起来。他们是知识技术人员，他们大部分的工作属于体力劳动（就这点而言，他们是熟练工人的接班人），但他们的薪水取决于头脑里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通过正式的教育得到的，而不是通过学徒获得的。他们包括X光技师、物理治疗师、超声波检验师、精神科治疗工作人员、牙科技师等很多职业。过去的30年中，医疗技术人员是美国劳动力中成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在英国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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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二三十年中，电脑、制造业和教育行业方面的知识技术人员的数目很可能增长得更快，而办公室里的技术人员如律师助理，也会迅速增加。无独有偶，昔日的“秘书”正在迅速转变为“助理”，成为老板办公室及其工作的经理人。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知识技术人员会成为发达国家劳动力的主流，其地位会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权力高峰时期，工会里的工厂工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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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知识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工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虽然很多知识工作者会花很多时间，做一些非技术性工作，例如整理病床、接电话或整理档案等；但是，在他们自己和公众的心目中，这些人使用正规知识从事的工作，才是界定他们身份的主要依据，这一点让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知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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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工作者有两大需求，一是正规教育，这是他们从事知识工作的必要条件；二是在职进修，这让他们的知识可以不断更新。培养高级知识专业工作者如医师、牧师和律师的正规教育，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但是以系统化、组织化的方式培养知识技术人员，目前只有几个国家在做而已。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人类有新需求出现，就会有新机构来满足，在未来几十年内，以培养知识技术人员为宗旨的教育机构，也将在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迅速成长。不同于以往的是，针对受过良好教育并具备高深知识的成年人的继续教育的需求，将成为一大重点。在过去，一个人的教育在他开始工作之后就停止了；但是在知识社会，则是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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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同于传统技术，传统技术的改变非常缓慢。西班牙巴塞罗纳附近的一座博物馆里，收藏了大量罗马帝国晚期工匠使用的手工具。这些工具跟目前还在使用的工具非常相似，现在的任何一名工匠都能立即辨认出来。因此，就技术训练的目的而言，这个假设是相当合理的：一个人在十七八岁时学到的东西可以受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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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现在的知识很快就落伍了，知识工作者必须定期回到学校，因此，为已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提供继续教育，将会成为下一个社会高速发展的产业。大部分继续教育将以非传统的方式进行，从周末研讨会到网上培训课程，应有尽有；教学可以在任何地方，从传统的大学到学生家里进行。一般认为，信息革命将对教育、传统学校和大学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实它对知识工作者的继续教育的影响或许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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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工作者通常会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来识别自己的身份。他们自我介绍时，会说“我是人类学家”，或者“我是理疗师”。他们可能会以自己所服务的组织为荣，不管这个组织是公司、大学还是政府，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这个组织里工作”，而不是“属于这个组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感到，与组织中从事不同知识领域工作的同事相比，他们与其他组织中从事与其相同专业的人有着更多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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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知识作为一个重要资源的出现，意味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知识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只要能始终留在同一个知识领域里，他们并不在乎从一所大学或一家公司，换到另一所大学或另一家公司，也不在乎从一个国家换到另一个国家。很多人在谈论要恢复知识工作者对雇主的忠诚度，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徒劳无功。知识工作者可能会依附于某个组织，并对此感到很惬意，但他们效忠的主要对象很可能是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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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没有高低之分。在某个特定情况下，知识要么派得上用场，要么就没有用武之地。负责做心脏手术的外科医生，其薪水可能比语言障碍矫正师要高，社会地位也高得多，但是，如果要为中风患者进行康复治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障碍矫正师的知识就会远远胜过心脏外科医生。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知识工作者都认为自己不是“下属”，而是“专业人员”，而他们也期望受到如此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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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重要，知识工作者也不例外。但是他们既不认为金钱是最终的衡量标准，也不认为金钱可以替代专业绩效和成就。昔日的工人主要是把工作当成谋生的方式，而今天大多数的知识工作者却认为，工作是一种生活方式，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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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永远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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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是第一个可以让人毫无限制地向上发展的社会。知识和其他生产工具最大的不同，就是不能继承或遗留给后代，要获得知识，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学起，每个人生来都是同样的无知。在这一点上，人人生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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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必须整理成某种形式才能教授，这表明知识必须向大众开放，成为普遍都能获取的东西，即使现在还不是如此，也很快就能做到。这让知识社会变成高度流动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格式化的学习过程，在学校学习各种知识，而不是通过给师傅当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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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时，甚至可能到1900年时，人类社会几乎都还不具有什么流动性。以印度的世袭种姓制度为例，在该体制下，出身不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决定这个人的职业。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社会也好不到哪里去，例如，在大多数社会中，如果父亲是农民，儿子通常也是农民，女儿则会嫁给农民。大体而言，唯一的流动是向下流动，原因不外乎战争、疾病、个人的不幸或诸如酗酒、赌博之类的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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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这个机会无限的国度，向上流动的机会也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少得多。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部分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仍是专业人士和管理者的后代，而不是农民、小店主或工厂工人的后代。当时美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之所以不同，不在于美国向上流动的机会多，而在于美国社会很欢迎、鼓励和珍惜任何向上流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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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则更加肯定这种向上流动性：它将任何妨碍上进的东西，都视为一种歧视。这意味着社会现在希望每个人都变成“成功人士”，这在过去是一种十分可笑的观念。自然，只有少数人可以特别成功，但大部分的人也渴望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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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braith）在其著作里第一次谈到“富裕社会”，这是个并非有更多富人，也不是富者更富，而是让大多数人能在财务上感到安全的社会。在知识社会里，很多人，甚至可能是大部分人，都有一些比财务安全感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地位或“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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