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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外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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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令人吃惊的是,有调查报告说,信息革命让管理层变得比以前更孤陋寡闻了。如今的管理层拥有更多的数据,但是,大多数信息是由信息技术部门提供的,都是很容易获取的公司内部信息。正如这篇调查报告显示的,今天影响一个机构的最重要的变化,可能是外界的变化,但现有的公司信息系统通常对这类变化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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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从前和外界有关的信息很少以电脑信息形式呈现出来。这些信息未经过编码,通常也没有量化,这也是为什么信息技术人员及其所服务的公司管理者通常会鄙视与外界有关的信息,轻蔑地将其称为“趣闻”的原因。此外,有太多管理者都误以为他们认识了一辈子的那个社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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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外界信息已经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得,尽管这些信息仍旧杂乱无章,但管理层现在可以自问:“我需要什么外界信息?”并以此作为起点,研发出能收集外界相关信息的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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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变革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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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生存和成功,每个组织都必须成为变革的领导者。要成功地引领变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创造变化。经验表明,把创新移植到传统企业中是行不通的,企业自身要成为变革的领导者:必须有组织地抛弃那些已被证明不成功的东西;也必须在企业内有组织地不断改进每一种产品、服务和流程(日本人称之为“改善”);必须善用成功,尤其是意外的成功;还必须有系统的创新。要成为变革的领导者,首先要改变整个组织的心态,让大家不再将变化视为威胁,而视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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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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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的就是对于那些可以预测到的未来社会变化,我们需要做好的准备。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那些预料以外的未来趋势和事件呢?其实,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根本无法预测的,未来的变化一定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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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革命为例,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两件事:第一,信息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第二,信息革命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事情都要深远。其实,这两点都错了!就速度和影响力而言,信息革命和过去两百年间的两次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次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另一次就是19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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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70年代中期,瓦特改良蒸汽机,促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深深触发了西方世界的创造灵感,但是,它并没有立刻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剧变,直至1829年,铁路以及其后10年发明的邮政服务和电报才带来很多变化。同样,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明的电脑,在信息革命中,有着与蒸汽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相同的地位,虽然激发了人类的创造灵感,但是没有带来相应的变化,直至40年后,即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广泛使用以后,信息革命才开始带来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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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今天,贫富差距加大以及诸如微软比尔·盖茨之类的“超级富豪”的出现,让很多人感到惊恐不安。事实上,贫富差距莫名其妙地突然加大和“超级富豪”的出现,在两次工业革命中也同样出现过。如果我们将那个时代和那个国家的平均收入和财富,与今天美国的平均收入和财富相比的话,就会发现当年的超级富豪远远比盖茨更加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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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多,也足以让我们相信:和工业革命的早期一样,信息革命对未来社会的真正影响还要拭目以待。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数10年,是人类自16世纪以来,在新机构和新理论的创建上最具创新性,也是最多产的时期。第一次工业革命把工厂变成了核心生产组织和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厂工人逐渐成为继1 000多年前身穿盔甲的骑士出现以来,社会上首度出现的新阶级。1810年后,罗特席尔德家族崛起并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力量,它不仅是第一家投资银行,也是继15世纪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和梅迪奇家族(Medici)以后的首家跨国公司。第一次工业革命还带来了包括知识产权、商行、有限责任、同业工会、合作社、科技大学和日报等很多其他产物。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创造了现代公务员和现代公司、商业银行、商学院以及妇女可以在家庭之外从事的第一份非仆役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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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工业革命也孕育了新的理论和新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就是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回应;俾斯麦的福利国家、英国的基督徒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以及美国对企业的管制等,这些塑造20世纪民主制度的政治理论,都是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回应;而188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力飞速增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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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社会的管理(珍藏版) 伟大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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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信息革命之后,我们再一次目睹了新机构和新理论的诞生,也就是诸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倡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等新经济区域的出现。它们既不是传统的自由贸易,也不是传统的保护主义产物。它们都在尝试在传统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以及在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和超越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同样地,如今主宰世界金融的花旗集团、高盛公司或荷兰ING霸菱银行其实也没有什么先例。这些公司已经不是从前的多国公司,而是真正的跨国公司。它们经手的资金,几乎完全不受任何国家的政府或中央银行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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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家对研究熊彼特的经济理论越来越感兴趣:包括“经济唯一稳定的状态是‘动态不均衡’”;“创新者从事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驱动力”;以及“新科技即使不是经济变化的唯一动力,也是经济变化的主要动力”。而相比早期的经济理论,将均衡视为经济健康的基础,而货币与财政政策才是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外在动力,显然,熊彼特的理论与早期基于均衡观点的经济理论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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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一切都表明,最重大的变化还没有出现,2030年的社会与今天的社会一定大不相同,与当今最受欢迎的未来学家所预测的样子也相去甚远。它不会被信息技术所支配或塑造。当然,信息技术非常重要,但它只是众多重要新科技的一种。和过去各时期的社会一样,下一个社会的主要特征将是新机构、新理论、新意识形态和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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