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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反托拉斯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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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同样是美国在政府管理艺术方面做出的一大贡献，但它引发的争议却更多。普通人要是听到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从来没怎么赞同过反托拉斯法，一定会大吃一惊。经济学家认为反托拉斯法是道德准则而不是经济学。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学家一般对非政府垄断，也就是企业垄断并不怎么害怕。自从1905年德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里夫曼出版了他全面研究企业垄断的著作《卡特尔》（Die Kartelle）一书以来，经济学家就了解到，所有企业垄断（即非政府垄断）都是短命的。通常，企业垄断所起的作用，就是用高昂的价格作为保护伞，使竞争者快速而安全地发展起来。80年前，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举起了高价的保护伞，保护了当时新兴的德士古、海湾和壳牌石油公司。贝尔系统用高昂的长途电话费，为MCI和Sprint等电话折扣商提供了保护伞。唯一的例外是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所称的“明智的垄断”，它赶在竞争对手之前，主动地快速下调价格，主动地淘汰自己的产品，从而维持自己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熊彼特所讲的例子，正吻合贝尔电话系统的情况——自然，这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通货膨胀发生之前，贝尔系统力量的根基所在。另一个例子是现在的IBM公司。明智的垄断确实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明智的垄断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使消费者受益，而不是向他们进行敲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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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对反托拉斯持有偏见，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反托拉斯没有什么结果。或者不如这么说，他们认为反托拉斯的实际结果，和反托拉斯所承诺的结果恰好相反。从经济权力的集中来看，美国的经济虽然有反托拉斯，但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经济，并无太大区别——在统计学上肯定不存在显著的差别。而其他的国家要么根本没有反托拉斯法，要么就算有反托拉斯法，也并未强制实行。显然，经济集中是由技术和市场力量决定的，而不是由法律决定的。在同一行业中，各国的集中程度大多相同。但在美国，反托拉斯所带来的结果是，经济集中和联合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反托拉斯极大地鼓励了企业合并。因为按照反托拉斯法，同一法人实体下的各个单位，被视为一个企业，它们之间的交易基本上不受反托拉斯法的限制。然而在别的国家，采取的是企业集团而不是企业合并的形式。在企业集团里，个别单位既保留了原先的独立性和一致性，又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一般只持有少量股票）联系起来。然而反托拉斯认为，这种由多个独立法人实体所组成的集团，显然是违反了法律。因此，反托拉斯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独立自主的小企业消失，并刺激了巨型企业的出现。而且，由于反托拉斯不赞成经济权力在同一市场的集中，它实际上迫使美国公司成立缺乏组织统一性和业务统一性的“多种经营联合企业”（如经营电话设备的国际电话电信公司，却给自己增加了面包厂和保险公司）。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认为企业合并比企业集团更好，同样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多种经营联合企业比前两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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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会给反托拉斯主义者造成丝毫的影响。尽管有着反托拉斯法，美国经济的集中程度，并不比没有反托拉斯法的发达国家低，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反托拉斯法必须更为严格地执行；二是魔鬼的强大、邪恶和狡猾，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对经济学家来说，类似反托拉斯法这类法律只不过是一种防范措施，但对反托拉斯法的信奉者来说，这是一种道德。而道德，至少在美国来说，总是比防范措施这种平凡的东西有吸引力得多。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同意，哪怕是整个废除反托拉斯法（更不要说只是废除其中有关垄断的条款），也不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太大损害。需要禁止的一些违法行为——限定价格、歧视性定价、歧视性折扣——已经涵盖在普通法的内容里。最重要的是，在完全没有反托拉斯立法的国家，这些违法行为也能得到恰当的处置。然而，反托拉斯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未来30年里，建议废除对“集中”和“垄断”的禁令，就像建议关掉所有法律学院一样，成功的机会极为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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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反托拉斯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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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仍然很清楚地表明，我们至少应该严肃考虑一下进行某些改革的必要性。首先要改革的应该是，在反托拉斯措施中，引入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都赞同的关于“分析”和“政策”的区别。“所有的经济学家，”有一条常常被引用的话说，“都认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和检验标准是消费者。如果有人认为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其他东西（比如就业），那他肯定不是经济学家。”这种说法虽然并不完全正确，却也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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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绝大多数美国甚至其他任何地方的经济学家来说，上述言论只适用于“经济分析”，而不适用于“经济政策”。但对于极少数经济学家——如芝加哥的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及其信徒们——来说，它却两者都适用。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他们观点的影响是健康有利的。施蒂格勒坚持认为，为了消除在经济政策中盛行的草率作风，在经济分析时极有必要只考虑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因素，而不考虑其他问题。施蒂格勒多年以来的一些主张是很有价值的，即政策制定者要从对纯经济因素的了解出发，才能看清所选择的政策由于偏离上述方向而造成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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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信徒们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在制定经济政策时，绝不能偏离纯经济分析。施蒂格勒的信徒们控制着反托拉斯。要是考虑了其他因素——比如外交、国防、社会效应等，那就是不纯洁，甚至是堕落。对于反托拉斯的经济学家来说，唯一要考虑的因素只有抽象的消费者利益。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拒绝承认，贝尔系统的解体必然导致穷人的电话费上浮，而企业的电话费则会降低；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对全体消费者的影响，也就是全国的电话费总额。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在纯经济分析上稍做让步，稍有偏离，就意味着滑向灾难的深渊，那就是“对法律玩弄政治”。对绝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接近疯狂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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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反托拉斯的确是政治。1984年冬，两家大型钢铁公司有意合并，里根政府就此问题发表声明说：“我们不允许政治介入反托拉斯当中，这完全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伪善的废话，毫不诚实。一起主要的反托拉斯诉讼必然是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处理它的方式更是如此。例如，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如果不是因为通货膨胀严重腐蚀了公司的经济实力，让它在政治上变得非常容易遭受攻击，几乎根本就不会提上议程。整个有关钢铁公司合并的决定也全都是政治性的：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允许大型钢铁公司合并，是否比限制从欧洲进口钢材，从而有可能引发和欧共体之间的贸易战，更为可取一些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白宫刚一宣布它不干涉钢铁公司合并的问题，反托拉斯就自食其言，同意它们合并了。反托拉斯经济学家认为，没有一种合理、严密而可观的理论，能在经济决策中考虑纯经济因素以外的问题。这是完全不正确的。50年前，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福利经济学中，早就提出了这一理论。福利经济学所做的是，从纯经济、纯粹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分析结果出发，相当精确地计算各种方案的经济成本。例如，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地方电话服务，长途电话费应该比严格的经济理论价格高出一定的水平，才能给地方电话业务提供补助，那么这一追加的成本是多高呢？如果做出某种经济让步或社会让步，其经济代价是多大呢？换句话说，某一政策的经济成本是多少？按照定义，政策并不只指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的或军事的——它总是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谁受了损失，谁获得了利益，损失有多少，利益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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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托拉斯经济学家有一点是非常正确的：法律并不见得能比反托拉斯措施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像在其他领域里那样，在重要的反托拉斯诉讼中，把分析和政策分离开来（顺便说一下，大多数法官们也同意）。在发现某个公司或行业违法之前，应当以法律分析和经济分析为主导，然后应当成立一支高水平的专家陪审团——其成员可由检控方指定一名，被告方指定一名，还有一名由公众提名（或是由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可以根据福利经济学，找出各种替代方案。专家小组考虑的问题可以限定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主要的社会影响；生产率、资本构成和就业等方面的重要经济影响；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和技术领导地位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一案中，这样一支陪审团肯定会建议，由各业务公司继续提供对贝尔实验室的经济支持，还可能强迫我们正视国防通信问题。陪审团只应提出建议，而不是做出裁决，由法官来做出最后裁决。但法官需要建议，法官的背景和职业经历中，并不具备有关这些问题的知识。如果按照相反的程序来处理这些问题，事情也会被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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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改革，或是稍微类似的改革，都是将来的事，但可能不会是太遥远的未来。如果贝尔系统解体行得通，并且在10年以后美国在通信方面仍然占有领先地位，那么一切都很好。但如果对美国电话电信公司的“自然垄断”进行反托拉斯清算10年以后，只不过是多了些把戏，成本反而增加了，并且损害了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危害到了国家的安全——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可能就要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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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前沿（珍藏版） 第35章 社会需求和企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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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有两名美国人，很可能在彼此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独立地发起了重大的社会改革活动。他们属于第一批这么做的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大力宣传并在经济上资助建立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朱利叶斯·罗森沃德（Julius Rosenwald）创立了农业服务机构，并接办了才创立不久的4H俱乐部[1]。卡内基当时已经从商界退休，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富翁之一。罗森沃德才刚刚买下一家濒临倒闭的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他的事业和财富才刚刚开了个头。但这两人都是激进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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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企业家为自己树立的纪念碑都是文化方面的：博物馆、歌剧院、大学等。和卡内基与罗森沃德同时期的主要美国企业家，如利兰·斯坦福（A.Leland Stanford）、亨利·亨廷顿（Henry E.Huntington）、J.P.摩根、亨利·弗里克（Henry C.Frick），以及稍后的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仍遵循着这一传统做法。而卡内基和罗森沃德则转而去改造社会和民众——提高他们的绩效、能力和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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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人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了。他们信奉的人生哲学完全不同。卡内基恨不得站到屋顶上高呼：致富的唯一目的在于散财。他认为，上帝希望我们把事情做好，这样我们才能去做好事。相比之下，罗森沃德谦虚，在公开场合很腼腆，不摆架子，从不说教，但他的行为却比言辞更响亮。“要想做得好，你必须先有做好的能力。”这是罗森沃德的信条，比卡内基这位来自匹兹堡的无政府主义钢铁大王要激进得多。卡内基信奉财富的社会责任；罗森沃德信奉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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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沃德看到当时美国农民仍然相当贫穷落后，极有必要提高他们的能力、生产力和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让农民掌握科学的务农知识和耕作技巧。当时，经过了几十年对农艺学和农场推销学的系统研究，这类知识和技巧已经极为丰富。但在1900年或1910年前后，它们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除了极少数有知识的农学家，一般人难以掌握。虽然罗森沃德这么做的动机有一部分是出于慈善性目的，但他同样看到，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繁荣，和其主要顾客（也就是农民）的富裕紧密相关。反过来，农民的富裕又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罗森沃德创立的农业服务机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曾独立支撑它长达10年之久，直到美国政府最终接手为止——和4H俱乐部显然是慈善性质的，但它们同时也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广告和公共关系部，而且最重要的是，还开发了市场和客户。它们的成功，部分地解释了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如何从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在短短10年内成了全美第一家真正的全国性零售商，并成为盈利性最好、成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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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名美国企业家提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另一种方法。威廉·诺里斯（William C.Norris）于1957年创立了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 Corporation），并担任董事长直至1986年退休。他把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看做是企业创造利润的机遇。他同时还是位关心自己同胞的慈善家。他根据社会需求而不是市场需求来选择自己的项目（在市内的少数族裔社区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对犯人进行改造和培训，教育在学习上有困难的人）。但他指出，对公司的投资、企业中进行信息和数据处理的人力资源、公司所拥有的专门技术，完全可以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创造出一家能够自我维持和盈利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