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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神的变迁——新意识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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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革的同时，有另外一场革命也正在进行。我称之为“内在的革命”。这场个人和公众知觉的微妙变迁，对于 21 世纪的个人和公司而言，或许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有几种力量正在驱动这次全球性的变迁：作为一种全球性力量的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 [7]的诞生、创意阶层的崛起以及新灵性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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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全球性力量的公民社会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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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帕特南收集美国公民参与度衰落的证据时，出现了一种几乎不为人注意的、正好处在他信息采集盲点之中的现象，这就是：公民社会以及数百万快速成长的非政府组织 （NGO） 已经崛起为这个世界的主要力量。虽然像红十字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存在了 100 多年，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组织的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按照世界观察研究所的调查，它们的壮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它们的能力和对变革的影响上。“它们引导、强迫、加入和推进政府和企业实施了一系列行动，范围涉猎很广，包括让原子反应堆退役、调停国内战争以及鞭挞专制政权对人权的践踏等等。”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启发，在 20 世纪近 40 年的时间里，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在影响世界格局的 4 个关键历史事件中，成为主要的行动者和驱动力量。这4个关键历史事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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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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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70 年代环境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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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80 年代人权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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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90 年代南非种族隔离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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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件都标志着那个年代的精神，而且其潜在驱动力基本相同：公民社会的力量结合非暴力变革的纪律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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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治理首次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通过联合国组织而诞生。商业和公司的全球化仅仅出现于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而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仅仅从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成为全球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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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层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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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所说，“内在的革命”的另一个驱动力是“创意阶层的崛起”。这个阶层创造了今天经济发展的很多成果。在美国，大约有 3 800 万人或30% 的劳动者属于这个新的阶层，其核心包括科学、工程、建筑、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界的人员，以及商业、金融、法律、医疗保健和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这些人的行业差别很大，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呢？弗罗里达认为是一种共享的创造氛围，看重创造力、个性化、差异性以及实力。创意阶层和其他阶层人们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工作性质。工人阶层和服务阶层的人们获得报酬主要是通过按照计划执行任务，而创意阶层的人们则是通过创造，与其他人相比，他们拥有相当可观的自主权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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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当弗罗里达研究高科技产业群落的所在位置时，他遇见了一位曾经调查过男同性恋人群位置分布的博士生。当两人把各自的研究放到一起时，发现研究结果互相吻合。“虽然绝大多数专家仍然认为技术是广泛社会变革的驱动力，但我确信，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性变革和我们生活、工作方式的微妙改变有关。”弗罗里达看到了一条主要的脉络：创造力是经济增长和创意阶层崛起的根本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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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弗罗里达等人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创造性不能被随意购买、出售、开启或关闭。但是，创造力的确呈现出一定的地理分布。因为创造力需要环境来滋养其源头和多样化的形式，所以创意阶层的人们会被吸引到提供灵感和适宜创新的环境。因此一些高科技领域的公司，往往被吸引到创意阶层聚居的区域。弗罗里达认为所有重建旧形式社会资本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它们在当今的经济现实面前只能落荒而逃。”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全球制药公司诺华（Novartis）会随着其他欧洲制药公司，将其主要研发中心迁移到位于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特区之间的医药高科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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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创意经济中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样，基本的社会形式也有相当的改变。我们和他人及机构之间联系的纽带在减弱，因为联系纽带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现在，我们一天之内所见到的人数，比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一个月见到的人还多。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持续地建立和重建自己的身份。我们存在于持续的自我创造和再创造中， 在过程中反映自我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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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灵性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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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性 （spirituality）可以被定义为创造力的源头。它不同于宗教信仰，因为它关注体验而非信念。甚至一向不怎么做有关灵性报道的《商业周刊》都说，心灵的复苏正横扫美国公司，“各种类型的管理者都把神秘主义融入管理，把通常在教堂、庙宇和寺院进行的功课引进办公室。”但是，灵修事件不只发生在管理者圈子里。一个相关的例证是，在过去的 6 年里，施乐公司 300 名员工，从高级经理到职员，都参加了“愿景探索”的活动，并将其作为该公司价值 4 亿美元革命性产品开发项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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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新墨西哥州北部的一次心灵静修中，十几位施乐的工程师看到一个褪了色的施乐纸盒，在路边一个坑底的废机油中上下浮动。他们当场就发誓要开发一台永远不会给其他物品带来污染的机器。最终，他们设计并生产了施乐265DC，一台 97% 可以回收的机器。这些工程师超越了他们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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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员工参加灵修项目会带来巨大的产能提高，而且离职率会大幅降低。“我们已经看到，”麦肯锡的一位资深合作伙伴说，“包括自我超越内容的变革过程，能够使员工大幅提高绩效……而且提高的不仅是个人，还有整个团队。”当然，这个发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否为了提高利润率而滥用灵修手段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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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热潮不仅局限于商界。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调查指出，40% 的美国人声称正参加一些定期集会以及为参与者提供支持和关心的小组。其中，大概有一半的小组与教会有关。这是美国社会的一场“无声革命”（quiet revolution），以更加有流动性的方式重新界定了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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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无声革命”表明，人们对诸如自我超越、对话和心流等话题的兴趣正在迅速上涨。正像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描述的，很长时间以来，注意力的力量和心流体验（flow）一直在对话的实践中得到重视和培养。从本质来说，对话包含了从礼貌到冲突、从冲突到探询，以及从探询到生成心流的集体注意力转移。我的同事比尔·艾萨克斯（Bill Isaacs），MIT 对话项目的创始人，曾经在一个钢铁厂和一个本地的医疗保健系统中把对话作为变革的方法，还曾经在许多跨国公司中把对话作为建立领导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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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修的出现仅仅是“婴儿潮”这代人更加自省的附带现象，还是与社会普遍的文化变迁有关？当我见到弗朗西斯科·瓦瑞拉时，他曾谈到《意识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出版了一期关于“冥想”的文章。文章提到了包括冥想在内的获得本体体验的方法。他说：“这在三四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广泛接受了冥想的做法，不仅在我的领导力研讨会上，在其他很多不可能的地方也是如此。社会学家保罗·雷（Paul Ray）对美国 10 万多人的研究指出了文化的一个深刻转变。他把社会划分为现代人群、传统人群和文化创意人群。虽然“文化创意人群”仅代表了人口的 26%，但却是增长最快的部分。欧洲的文化创意人群占人口的 30%~35%。这群人的特点是：他们拥有以简约、可持续性、灵性以及社会觉悟为特点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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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的研究显示，朝向文化创造的价值转移遭遇到了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被动观点的反冲，尤其是（但并非仅是）在美国。按照市场研究公司芬兰依维环境科学有限公司（Environics）对 1500 名美国人的调查，同意“为了使这个国家的居民保住工作，我们必须接受未来更高的污染程度”这一说法的美国人，从 1996 年的 17% 上升到 2000年的 26%；同意“多数主动参与环境团体的人是极端主义者，不是理性的人”这一说法的美国人，从 1996 年的 32% 跃升到 2000 年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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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运动，一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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