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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运动，一股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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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系统思考的学习小组里见到了弗里特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我们讨论了反文化运动。他认为，反文化运动都应该包含生态、社会和精神三个方面。“问题是，这些运动趋向于分裂在现实中理应互相归属的东西。当认识到‘新时代运动’并非真正接受转型变革的生态、社会和政治观点时，我就决定脱离这项运动。”这一点在我看来完全说得通。几个月后，我碰巧来到英国牛津，参加了一个由来自不同文化及不同领域的领导者组成的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探寻我们的时代格局，尤其是来自公司、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参与者们普遍关注的精神复兴问题。在分享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原因时，我谈到了自己曾经参与的、卡普拉所论及的三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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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们，我第一次“觉醒”并开始思考政治问题的时候是 16 岁。那年我和来自全德国的大约 10 万人一起去了布罗克多夫（Brokdorf）核电站工地，那里是 20 世纪 70 年代欧洲著名的反对使用核武器运动的战场之一。布罗克多夫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离我家在汉堡的农场很近。我们抗议核产业与大型国有电力设施垄断组织的不正当结盟，它们耗费纳税人数百亿美元，来资助一项在多数人眼里风险大于机会的技术。回想起来，我们认识到，对核技术的巨大资助和关注使德国错过了一趟重要的技术改革的列车——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在同一时期，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和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地区已初现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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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布罗克多夫的游行并不合法，并且现场有大批警力在警戒，但是游行一直都很平静。直到快结束时，我们开始退出主场，朝着几英里外的汽车走去，却突然听见低沉而有节奏的敲击声和喊叫声。我们转头看到数百名、 甚至可能是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挥舞着警棍，在盾牌上隆隆地敲打着，叫嚷着冲向我们。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跑！警察们像追赶猎物一样， 穿过田地扑向我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时我听到了头顶传来的轰鸣声，抬头看到一群直升机正在迫近。它们一直在超低空盘旋，致使我左右的人们被风压推倒。我边跑边回头看他们怎么样了，结果发现每个人都被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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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之后，逃脱出来的人们紧紧聚在一起，快速而安静地沿着公路走向我们的汽车。深红色的夕阳将一切涂抹得恍如电影画面一般。就在太阳即将落山、我们马上走到汽车旁边时，警察突然从我们左侧的一片树林里冲了出来，再一次发起进攻。当时一片漆黑，他们手里拿着警棍，高声叫嚷着冲了过来。此时奇怪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们每个人都停下脚步，沉默不语地站着，身体挨着身体，好像所有人是一个巨大的集合体，没有一个人逃跑。一瞬间，万籁俱寂。紧接着警察冲到了我们面前，并开始用警棍殴打够得着的人们，然而人群还是没有移动。警棍切入了我们这个集体，就像刀子切过黄油，但整个集体仍保持着沉静。过了一会儿，他们意识到没有人抵抗。他们感到吃惊，就停止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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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的肉体并没有受伤。但回到家里，我已经不同了。我们在那次事件中集合成了一个整体，而我化身成为整体中的一员，这个整体受到了攻击，受到了伤害，同时也被“打开”了。我觉得自己看到了敌人—— 一个压迫性体系，为了维护一小撮特权群体的利益，使用武力镇压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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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工作将会涉及转变“那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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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我移至西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冷战还分裂着柏林，但发自草根阶层的人权及和平运动欣欣向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我周围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可能发生在他们自身和整个社会的一切，并选择按照这种对可能性和觉察力的深层感知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无论何时跨进中欧，你都能立即感觉到自己已经联结到对正在生成的未来有高度开放性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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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组织学习中心召集的首届半年度会议，这是一场全国性优秀组织学习实践者的盛会。会上我深受震动，并发现了我和这个群体的联系纽带。我们之间的联系纽带不是具体环境或社会层面的，而是存在于意识的觉醒和机构变革的层面上。这个群体的兴趣在于从个人和集体的层面上增强对创造力源头的接触。这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人让我有了“归属感”（come home）。在牛津讲述这个故事帮助我明晰了为什么只陷于某一个层面的运动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像卡普拉一样，我希望能与致力于重新整合生态、社会以及精神这三种根源的人们合作。而且像他一样，我的兴趣在于以科学和意识的新融合为基础完成这一切，不要倒退至过去，而是向着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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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冲突和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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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提及的三类革命是一个大规模转变过程的模式。一些事物正在走向消亡，而正在从废墟中升起的新结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每一次革命变迁都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反冲：文化精神的变迁伴随着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向全球经济的转变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阴影，把数十亿人口排斥在基本温饱的门槛之外；网络社会和全球多边机构的兴起伴随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强烈抵制，导致像《京都议定书》这样的新多边协议无法有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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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地理政治和文化三种冲突的“根部”，我们发现，全球社会正面临着三种根本问题，它们存活于不同文化和文明背景下人们的心灵和头脑里。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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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创造一种更加平等的全球经济，使之服务于所有人的需要，包括今天的穷人和未来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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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深化民主、发展我们的政治机构，以便所有人能够直接地参与到塑造其周围环境和自身未来决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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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才能更新我们的文化，使每个人都被视为“成就真我”这项神圣任务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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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能力提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当今文明社会崛起的共有场域。这个共有场域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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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社会感：所有人类通过隐性的、不可见的纽带或场域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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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民主感：建立实现普遍参与的结构，使得最终所有的合法性从中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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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文化精神感：我们都在一条成就真我的旅途上，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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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感知的共同基础，是视人类为自由的存在 （being）——这个存在是由我们在循规蹈矩和联结创造力、道德行为、自由的深层源头之间做出选择的能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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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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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描述的社会变革引发的冲突及其反冲，同时在社会生活的三个舞台上上演。它们是：（1）客观的架构和系统；（2）实施出来的架构和系统；（3）行动的深层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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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舞台：客观的架构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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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要观点集中于第一个舞台。他们认为，社会世界存在跨越空间、时间和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可以对此进行研究和描述。为此，孔德在 19 世纪早期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这个术语，并认为历史是沿着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到实证主义的线形顺序来演化的。而与孔德和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反革新者一样，生活在 1858—1917 年间的埃米尔·涂尔干不喜欢社会的无秩序状态。他研究了个人所面临的外部强制性力量和结构。马克斯·韦伯逝于 1920 年，他曾强调合理化是线性发展的基础。他看到人们陷进一个“物质商品拥有日益增长的力量，最后将不可避免地控制人类”的“牢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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