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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170232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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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以貌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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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生如何思考》一书中，杰罗姆·古柏曼博士描述道，一个身体健康的护林员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胸口隐隐作痛。值班医生仔细听护林员描述了一下症状，对照一份关于心脏病的清单核实了一下，然后安排他做一些标准化验。结果出来之后，一切正常。化验结果，再加上这个人健康的气色，促使医生向病人保证，他的心脏“几乎不可能”是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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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护林员又来了，这一次是心脏病发作。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但是，前一天见他的那位医生几乎发狂。经过反思，医生意识到他陷入了一种由代表性启发式引起的偏见。这种偏见是我们的第二种决策错误，指的是我们通常以自己思维中的代表性类别为基础直奔结论，而忽略了可能的替代性选项。“人不可貌相”是一句老生常谈的格言，说的就是这种偏见，这句话鼓励我们对选项保持开放的态度，即使我们的思维试图锁闭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错误在于排除了心脏病，因为从表面上来看，病人是个典型的身体健康的人。“你必须对非典型情况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不要这么快就给自己和病人吃定心丸，说一切都好。”医生后来若有所思地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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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启发式构成了一个相关挑战，它指的是根据某一事件在记忆中的可得性程度来判断其频率或可能性。如果我们最近见过某样东西，或者曾经对它有过鲜明的印象，我们就会倾向于过度重视它的可能性。古柏曼讲述道，之前有个女患者来到医院，低烧不退，呼吸急促。她所在的社区最近经历了一场病毒性肺炎，这就为医生创造了思想上的可得性。他诊断她患有亚临床疾病，暗示她有肺炎，但症状还只停留在表面。可是，她的症状是由阿司匹林毒性引起的，而不是肺炎。她服用了过量的阿司匹林，以求治好感冒，而她的低烧和呼吸急促正是典型症状。然而，医生却忽略了这些，因为病毒性肺炎的症状十分明显。就像代表性一样，可得性也会鼓励我们忽略可替代选项。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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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代表性和可得性启发式可能怎样对你的决策施加影响。你是否曾经仅凭外表判断过某人？你是否曾经在听说一次飞机失事之后更害怕飞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就是个正常人。但是，你可能因此误解，或者完全漏掉“可达成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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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1702326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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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可以利用趋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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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请看一组随机排序的正方形和圆形（图2–2）。你认为下一个会是什么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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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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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的脑海中强烈暗示着相同的答案：又一个正方形。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三种常见的错误，即从过去的结果中得出不当推断的倾向。杜克大学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斯科特·胡特尔和他的同事确认了这个发现，当时，他们把受试者安排在一台大脑阅读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机中，然后向他们展示了圆形和正方形的几种随机模式。在只有一个图形的情况下，人们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图形。但是，当这个图形在同一行连续出现两次后，他们便会自动地认为第三个图形也一样，即使他们知道图形的序列是随机的。或许，两个还不能构成一种趋势，但我们的大脑肯定会这么认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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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错误很难纠正，因为，我们思想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用来辨认模式的愿望，而且，我们的预测过程也非常迅速（研究人员把这称作“自动的和强制性的”）。这种模式识别能力是经过几千年进化而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非常有用。“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所有的模式都是可预测的，”胡特尔说，“例如，当你听到后面传来一阵破裂声时，那一定不是无中生有，它意味着一根树枝正在往下掉，你需要闪开。所以说，我们进化的过程就是寻找这些模式的过程。但是，这些因果关系在技术世界不一定成立，因为这个世界可能会产生非常规行为，我们在这里寻找模式，却发现它们根本不存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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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法同样会让其他一些错误变得更明确。我们可以重申归纳问题，即以有限数量的观察为依据对未来所进行的不当投射。如果没有适当考虑概率的作用就把早期表现外推到未来，那么，均值回归就无法被反映出来。基于过去结果的模型做出了一种肯定的预测，即未来和历史之间具有典型的相似性。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或是我们的思想所建构的模型——进行预测时都不会适当考虑其他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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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1702326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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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如有疑问，合理化自己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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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协调一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愿望，这种愿望让我们形成了下一个错误，即刻板印象，它的一个侧面就是认知失调。14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持有两种认知——想法、态度、信仰、观点——且它们在心理上出现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认知失调。15这种失调会导致心理不适，而我们的思想却在试图减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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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通过弄清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来解决这种不适，例如，一个人知道系安全带可以提高安全性，却不这么做。为了减少失调，他可能会将自己的决策合理化，要么表示系安全带不舒服，要么声称他的驾驶能力高于平均水平，能够使他免受伤害。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有点自欺欺人是好的，因为风险通常都比较低，不会影响我们晚上睡个好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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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遇上风险较高的情况，自我辩白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纵观历史，存心不良的独裁者、宗教极端分子和徇私舞弊的高级官员们的不光彩行为历历在目，当他们伤害别人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下面的一些例子表明，为了解决内部冲突，人们的思想会呈现出怎样的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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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八年级学生都希望成为宇航员或消防员，而库尔特·怀斯却梦想着从哈佛获得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在某所比较大的大学任教。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之后，怀斯赴哈佛大学学习，师从著名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后获得该校的地质学博士学位，至此，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一部分梦想。怀斯的论文采用一种统计学方法，推断出某个特定物种生活的时期——通常是在数百万年前，从而补充了化石记录。他的贡献完全符合已确立起来的进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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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怀斯的文凭呢？与他的科学训练直接矛盾的是，怀斯是个“年轻的地球创造论者”，他相信《圣经》中的一种说法，即今天距离上帝创造地球只有几千年的时间。怀斯的思想冲突激化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他决定煞费苦心地去把《圣经》通读一遍，把不符合进化理论的每一节都删除掉。这项工程花费了怀斯好几个月的功夫，当他完成时，他所惧怕的事实一目了然：《圣经》的内容所剩无几。因此，他不得不在进化论与《圣经》之间作出决定，他选择了《圣经》。正如他所讲述的那样，“就在那天晚上，我接受了上帝的话语，同时拒绝了反对它的一切，包括进化论。”他接着说，“如果宇宙中的所有证据都反对创造论，那我会第一个承认，但我依然会是一个创造论者。关于这一点，我必须有自己的立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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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包括费斯汀格在内的三位科学家注意到了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声称要接收来自其他行星的灵性生命体的训示。科学家们渗透到这个团体，并收集了关于他们集会和活动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们开始相信，外星人已让他们感应到了一种不祥的征兆，那就是，12月21日将会发生一场毁灭世界的洪水。好消息是，宇宙飞船将在午夜降临，拯救这个团体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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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末日之前，这个团体的成员们表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一方面，他们放弃工作，停止学业，散尽财产，期待新的生活，以此来维护或逐渐增加对该团体的承诺。另一方面，除了分享含糊的、关于灾难即将来临的新闻报道以外，他们很少帮助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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