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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170232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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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复杂的适应系统：整体比个人更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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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定义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并解释它为什么会使观察者感到困惑。你可以认为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由三部分组成（见图5-1）。5首先，这里有一群异质主体。这些主体可以是你的大脑神经元、蜂巢里的蜜蜂、市场中的投资者，或居住在某个城市里的人们。异质性意味着每个主体都有不同的、不断进化的决策规则，这些规则既可以反映环境，又可以试图预测其中的变化。第二，这些主体相互作用，他们的互动创建了结构——科学家通常把这称作浮现。最后，浮现出来的结构就像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它所具有的某些属性和特征不同于潜在主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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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关于一个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的简单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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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黛博拉·戈登的评论。即使个别蚂蚁无能，作为整体的蚁群也是聪明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们无法以组成部分为基础来理解系统，这促使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草拟了一篇论文《多了就是不一样》。安德森写道：“事实证明，大而复杂的系统由众多成分聚集在一起组成，其行为不能通过简单地推断其中的一些成分来理解。相反，在复杂性的每一个层面，都会有全新的属性出现。”6如果你想了解一个蚁群，就不要去问一只蚂蚁。它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去研究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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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超出了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所具有的神秘特征。人类非常渴望理解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的链接可能会赋予人类进化优势。7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中，没有哪一种简单的方法可以通过研究部分来理解整体，因此，为系统层面的结果寻找简单的主体层面原因是无用的。然而，我们的思想却不外乎编造一个理由来缓解某个原因不明的结果所带来的痛痒。8当思想在寻求因果联系时遇到一个将其隐藏起来的系统，事故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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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错误，即通过不适当地推断个人行为来解释集体行为，是我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经常遇到的。从我开始住在华尔街的那一刻起，我就听说一个公司的每股收益是其股票价格的关键。投资者、管理者和媒体仍在宣扬这个消息。但是接下来，我看到金融经济学家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驱动股票价格的是现金流，而不是收益。9那么，到底哪个才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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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通过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收益和现金流两个阵营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收益阵营听人们谈论日常事件，包括投资团体的闲聊、电视台的节目，以及《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故事。相比之下，经济学家则考察市场行为。一个团体关注部分，另一个则注重总体。例如，实验经济学研究显示，即使当个体参与者的信息比较有限时，市场也能生成非常有效的价格。正如观察一只蜜蜂不会帮助你理解蜂群的行为，听个人投资者的意见也不会让你深入了解市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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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多次向高管们解释说，市场的意见远比个人的言论更有相关性。通过研究市场，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决策是如何影响经济价值的，这远比我们倾听那些信息不够完整的个人的意见有效。这不仅仅是学术兴趣问题：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为了满足某个收益目标，80%的高管会放弃创造价值的投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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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管而言，这种重心错置很重要，因为他们更多地依赖于高薪酬顾问的模棱两可的指导——他们通过交易获得报酬——而不是市场的集体智慧。从个人到集体的思维转向是困难的，尤其是因为个人观点更容易被人们获取，也更有说服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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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种错误也出现在行为金融学中，该领域考虑到了心理学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行为金融学爱好者认为，既然个人是非理性的——这与古典经济理论相反——而市场又是由个体组成的，那么，市场也应该呈现出非理性特征。这就好比说，“我们研究了蚂蚁，而且能够证明它们是笨拙和无能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蚁群也是笨拙和无能的”。但是，如果因为数量多而产生不同效果的话，这一结论就会站不住脚——事实也的确如此。市场的非理性并不遵循个人的非理性。例如，你和我都可能非理性地表现出过度自信，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自负的买家，而我也是一个自负的卖家，我们的偏见就有可能会抵消。在应对系统的过程中，集体的行为更重要。你必须仔细考虑分析单位，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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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直觉思考：斯坦福大学思维自修课 意想不到的后果：养活一只麋鹿，饿死一个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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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应对一个包含许多相互关联的部分的系统时，调整某一部分有可能对整体产生意料不到的影响。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例。回顾一下，情况是这样的：19世纪中期，当探险者在220万英亩的大片区域内无法找到充足的食物时，该公园的灾难就开始了。黄石公园于1872年正式成立，在此前几十年内，它见证了许多野生动物——麋鹿、野牛、羚羊、驯鹿——在猎人和偷猎者手中消失。于是，在1886年的时候，美国骑兵队被召来管理这个公园。他们的第一要务是恢复该公园的野生动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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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特殊喂养和妥善照料，麋鹿数量迅速膨胀。事实上，这些动物的群落变得如此繁盛，以至于它们开始过度啃食牧草，使基本植被大为减少，并造成土壤侵蚀。自此以后，一系列事件接踵而来：饥饿的麋鹿消耗了大量白杨树，该树种的减少造成了海狸数量的萎缩。海狸筑造的堤坝对生态系统来讲很重要，因为它们减缓了春季径流的速度，降低了侵蚀的概率，并保持了水质的洁净，从而为鳟鱼创造了良好的产卵环境。没有了海狸，生态系统迅速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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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公园的管理人员却无视以下事实，即麋鹿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应该对这个问题负责。事实上，1919～1920年的冬天，大约60%的麋鹿死于饥饿或疾病，在这之后，国家公园管理局忽略了缺少食物的因素，而错误地将麋鹿的死亡归咎于黄石的另外一个生物群落：食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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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了情况之后，他们开始捕杀（通常是非法和不正当的）狼、美洲狮和郊狼。然而，他们捕杀得越多，形势就变得越糟。野生动物群落开始经历飘忽不定的繁荣和萧条。这只是促使管理人员加大了捕杀力度，从而触发了一个病态的反馈回路。到了20世纪中期，他们几乎已经将食肉动物赶尽杀绝了。例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1926年射杀了最后一群狼，直到大约70年后才将它们重新引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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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着。黄石公园拙劣的监督解释了复杂系统周围存在的第二个错误：系统中某个成分的调整能够对整个系统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关于国家公园管理局，阿尔斯通·蔡斯写道：“95年以来，他们一直扮演着上帝的角色，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却似乎让公园的情况变得更糟。在试图管理这个美丽的野生区域时，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在那里，每个错误都使公园的情况恶化，但每个错误都无法得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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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个体层面最善意的行为，也会导致系统层面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长期以来被公认的。15但是，出于某些原因，决策挑战仍然存在。首先，与以往相比，我们的现代世界中存在更多相互连接的系统。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系统的次数更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它们会带来更大的后果。第二，我们仍然试图凭借对因果关系的天真理解来解决复杂系统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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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美国政府决定让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政府的立场是，既然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了解雷曼糟糕的财务状况，那它就能够承受这样的后果。然而，破产公告却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因为雷曼的损失比人们最初认为的更大，这就造成了全球风险厌恶情绪的增长。甚至像货币市场基金这样被认为安全的市场也遭受了打击。例如，“主要储备基金”——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宣称其为基金持有人带来了经济损失，因为其所持有的雷曼兄弟债务已被清除。这一公告震惊了投资者，在更广泛的金融体系内打击了人们的信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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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挑战也波及到了其他领域。例如，在开展研究和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过程中，乔治城大学精神病学家穆雷·鲍文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7在早年从医的生涯中，鲍文对很多学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使他相信，与当时常见的观点相比，应该采取一种更广泛的观点来看待心理健康。标准治疗专门针对个人，而鲍文则把患者置于家庭系统的背景下来进行观察。鲍文理论相应地提供了一些方法，即在理解和对待个人行为时将其当做一个相互关联的家庭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到类似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西方医学中的，在这个领域内，诱因以初级保健医生（整体）为代价催生了更多的专家（部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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