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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人口老龄化的四个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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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各国、各地区殊途同归，必有规律可循。人口老龄化既可以是“长寿革命”的成果，也可以是“生育革命”的产物，结合人口年龄金字塔，前者我们称之为“顶端老龄化”，后者我们称之为“底部老龄化”，概要说，就是“上扩下缩老龄化”。在开放人口的假定下，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可能被缓解甚至逆转，出现减速型或者逆向型人口老龄化也是可以想见的。综合各家之说，笔者提出“年龄—能力—结构—权利四要素理论”，试图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从四个关节点着眼，来结构性描述人口老龄化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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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年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龄是人生进度的标记，是看待和讨论人口老龄化的首要变量。岁月具有天然的磨损能力，年龄的演进在总体上意味着功能的退化，但个体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细分的话，年龄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起始年龄，另一个是组群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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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年龄通常同于退休年龄，但考虑到我国农村老年人并不享受退休制度的福祉，所以还是用起始年龄为好。起始年龄是老年的起点，但不是老龄化的起点。老年的起点在中国是60岁，在国际上是65岁。但由于各国退休年龄不一致，所以从领取养老金的角度看老年，起始年龄的确存在着差异性。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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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群年龄提示我们，老年这个群体因为年龄的不同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有些老年人属于70岁或者75岁以下的低龄老人，年轻有活力，不是负担，相反地可以为家庭和社会作出很多新的贡献；但也有个别老年人开始进入“能力丧失的发轫期”，演变为失能老人。有些老年人属于70岁到80岁或者75岁到85岁的中龄老人，一般健康状况要差一些，部分老人开始逐渐失能甚至提前完全失能，处在“能力丧失的关键期”。有些老年人属于80岁或者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处在“能力丧失的完成期”，可能会有更多的老者从部分失能转变到完全失能，因此需要全方位的长期照料。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升、结构的深化、规模的扩大和影响的重化，低龄老人、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组群年龄到底如何划分，是三分类还是多分类，各个组群的起始年龄和终结年龄各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可变的，如何科学厘定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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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能力。人口老龄化的主体是老年人，所以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功能状况和能力状况如何，对于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作用力方向和利弊具有决定性影响。老年人的能力主要包括生理生殖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劳动工作能力、学习创造能力以及社会交往能力。如果多数老年人是健康的、有知识、有能力、乐于奉献并且在老有所为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那么这个老龄化就是“有贡献的老龄化”，就是“生产性的老龄化”，就是“有价值的老龄化”。如果说健康老龄化的主张是维系甚至提升老年人的能力，那么积极老龄化的主张则是开发和证明老年人的能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推动实现成功老龄化和幸福老龄化的两个巨轮，缺一不可。从能力的角度区分老年群体，可以包括健康老年人、亚健康老年人、不健康老年人，也可以包括能自理老年人、部分失能老年人、完全失能老年人。无论从年龄还是从能力的角度看，老年群体均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老年差别化是一个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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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结构。结构就是关系，结构就是功能。从结构—关系—功能的角度看待人口老龄化是必需的视角。为此，我们需要超越经典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框架，提出“和谐老龄化”的命题。换言之，成功的老龄化战略必须处理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代内代际、家里家外的人际关系、老年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老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与日常接触最多的也是最亲近的人——如配偶、儿女、儿媳女婿以及孙辈、保姆等——的关系能否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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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由内而外产生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老年人这个群体的能力和态度，还取决于老年人与老年人的关系、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关系是否合适和谐。在和谐老龄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适度老龄化”的新命题，就是说老年人口的规模和年轻人口的规模以及两个亚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需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区间。在文化的层面上，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就是要解决成年儿女和年轻人口对于老年父母和老年群体的养老支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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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权利。权利关涉保障，权利提醒责任。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很多老年人成为高龄、长寿的老人，同时也更加脆弱，他们需要更多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根据贡献—回报理论，老年人作为权利主体，普遍享有赡养、共享、参与、选择、发展等权利。老年人权利的落实和保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一个老年友爱型的社会一定是老年群体能够全方位、全人口、全过程得到关怀、服务和保障的社会。中国需要努力建设的是能力和权利本位型的幸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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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年龄是一个符号 老年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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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测，2015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每年减少几百万人，而老年人口每年增加数百万人。这一减一增的人口“剪刀差”发展趋势，意味着年轻劳动力的供给短缺势难避免，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当在必然，老有所为的话题也因此变得重要起来。关于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国外提出过积极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的重要主张，与我们倡导的老有所为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着眼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的和谐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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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我们可以丰富对老年人的看法。一日笔者去学校，出小区门，见一帮民工在为马路边的街树根部重铺网状地砖，大概是为了未雨绸缪地加快地面水的渗透。忽然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也在其列，不禁相问：老人家多大岁数了？老者笑答：66岁了。笔者顺手一指不远处正用铁锨往车上装土的另一老者，问：那位老人家多大了？答曰：他76岁了。笔者有点惊诧，这么好的体能，幸哉！壮哉！一般人看到老者这么辛苦，心中会感到不忍，甚至顿生怜悯之心。其实这只是一面，老有所为彰显着老年人的生命尊严。笔者想起了远在浙江老家的白发亲娘，信佛吃素的妈妈80岁高龄了，身体并不太好，除了要照顾半失能的父亲外，还在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地劳作，因为家在拆迁的别墅区，离市场远，买菜不便，所以就想到自给自足。我们总劝她不要太辛苦，老人家却总是闲不住，忙于松土、除草、播种、施肥、浇水、收获，以苦为乐，乐此不疲，春华秋实，笑送斜阳。每当收获时节，她的喜悦写在脸上，母亲非常快乐地与亲朋分享新鲜瓜蔬。她以强烈的自尊、辛勤的劳作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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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以发展出老年的符号—功能同差理论。众所周知，我国人口老龄化势不可当，日趋深化，但老年的起点是约定俗成的60岁，西方则为65岁。社会老年学告诉我们，老年人口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既表现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安排等特征变量上，也表现在健康状况、行为能力等功能变量上。健康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轻忘一句名言：给生命以岁月，给岁月以生命。换言之，我们不仅要追求健康老龄化，而且要追求生产性老龄化。在个体的意义上，只要老年人自己愿意、心里高兴，旁人眼里辛苦备偿的“老有所为”其实包含着深刻的老有所乐、老有所用、老有所成和老有所尊所带来的幸福感、价值感和自豪感。毫无疑问，老有所养是基本的，也因为其基础性地位，所以需要通过提升和超拔来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直言之，老年人向往的不是简单的生存层面上的老有所养，而是有保障、有快乐、有尊严、有作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相伴共生，对老年人的很多需求我们无法也不能割裂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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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该回答本文的主题了——年龄是什么？年龄是岁月的印记，是符号，是标签。年龄作为符号是统一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但功能是有差别的，同样岁数的老年人其自理能力和活动能力因为健康水平的差异而表现出很大的功能差别，所以老年存在着选择的空间和可能，可以积极，可以消极。积极老龄化的时间含义就是过充实而有寄托的生活，对年轻人如此，对老年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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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提出以“老年发展”和“老年人口红利”为核心的乐观老年论。我们要收获“老年人口红利”并延长收获期，老有所为、积极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所实现的“老年发展”是不二法门。在这个意义上，对一切老有所为的老者，我们都要给予尊重、奉献敬意，他们老骥伏枥、自强不息的精神是积极老龄化的支柱，是构建幸福老龄社会的精神动力。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全方位健全老年保障体系，减少非意愿、不快乐、有害身心的“老有所苦”现象，让每一个老年人活得有尊严，也让每一个老年人活得有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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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老年须五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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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的卫衍翔先生提出了“六十而立”论，影响日隆。其后，国家提出了五个“老有”、六个“老有”的工作方针，其中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有所为”主张。2002年，国际社会在马德里召开了意义深远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战略主张。同年，笔者在《人口研究》第五期发表了“老年发展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预测显示，从2015年到2035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会增加一倍，达到20％；此后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将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那么在我们智慧和能力所及的范围里，我国不仅要为广大老年人构筑起强大的关怀—服务—保障体系，而且要塑造老年形象，提升老年境界，促进老年发展，挖掘老年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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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曰立身。毛泽东早年讲过一句话“野蛮我体魄，文明我精神”，深刻又生动。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是老年最重要的资本。如果说金钱是物质财富，那么健康就是幸福财富。健康是1，功名是0。有了健康，拥有的一切才有附丽。健康老龄化是极为重要的国家战略、社区战略、家庭战略和人生战略。社会老年学主张从全生命历程出发来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也就是说，要在中青年期就注意自身的健康建设，建立科学的、有益于身心的健康生活方式。中青年人口的亚健康和过劳问题需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健康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建设尤其重要。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保护神、幸福的创造者。老年人也需要“健康行动”和“健康储蓄”。老年人有更多的闲暇，可以在躯体健康、功能健康、身心健康、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性健康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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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曰立志。老年期容易成为生命的一个萎缩期。但是一个志行合一的老者却能展现晚年别样的风采，收获人生最后的果实。志向是激发生命能量的动力。老年须立志。从工作和劳动的舞台退隐下来不应该成为老年无所用心、无所追求的遁词。曹操在传诵千古的《龟虽寿》中用激昂的诗句表达了一个老者的志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哀莫大于心死。老年需要“成长”而不是“变老”。生命的意义在于自强不息。尼泊尔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前外交大臣赛伦德拉·库马尔·乌帕德亚雅2011年5月9日在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不幸遇难，享年82岁，但他勇于挑战自我和生命极限的精神却永放光芒。他当时说：“登山运动通常是体能考验，但是，它也是一种意志的考验。我想证明，像我一样的老年人也能完成挑战。”马斯洛的五层次人类需求理论完全适用于老年人，最高层面的自我实现的需求是老年人实现老年价值生生不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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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曰立德。孔子说：老年戒之在得。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救死扶伤是谓德，敬天爱人是谓德，慈护弱小是谓德。1979年，69岁的印度修女德蕾莎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她一生为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以维护穷人的尊严著称。一位贫病交加的老人临死前拉着德蕾莎的手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德蕾莎修女对死亡有独到的看法，她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在于贫困、疾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没有人伸出援手；即使死去，临终前也应有个归宿。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养老送终、老有善终是共通性需求。但“独子高龄化”却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巨大深远的挑战，今后将有很多老人老无所依、老难善终。有爱心、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年人可以去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老年人，特别是空巢独居、病残孤苦的老年人，奉献自己宝贵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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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曰立言。随着一批又一批中年轻人进入老年期，知识老人的比例也随之增加。著书立说、建言立言的老年人大有人在。例如，国学大师、楚辞专家、长寿老人文怀沙以文子名世，以“正清和”三字立言，做到了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开老年立言之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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