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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中国进入了“人口还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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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实现了低生育目标。其时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转为负值，人口开始积累负增长惯性，对这种静悄悄的人口革命，一般人是感知不到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呈现负数标志着中国人口增长的方向性改变，即从内在趋势来看，中国人口开始积累下降的势能，逐步达到零增长直至负增长。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变化有外在和内在两种趋势，内在趋势才真正代表人口的未来，中国不应该被人口的“表面增加”所迷惑而忽视人口的“内在缩减”。从1990年起到人口峰值出现，中国人口一直处在惯性增长阶段，表现为自然增长率为正值而且总人口不断增加，然而在此表象下，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呈现出一致的人口再生产缩减态势，积累着巨大的负增长惯性势能，预言中的“人口雪崩”是早晚要发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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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的初衷就是控制和降低高生育率，那为什么低生育目标实现之后，计划生育依然故我？也许“总量逻辑”可以解释这种国家行为。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尚未释放完毕，所以虽然生育率开始持续低于更替水平，但人口总量继续膨胀，所以计划生育得到了维系。还有一个原因是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的定位，使得一般性的意见撼动不了计划生育的地位。基本国策的定位是希望“天下第一难”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政治支持，顺利破题，其实背后是2000年实现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雄心。令人扼腕的是，“人均”的概念将哪怕是最必要的人口增长也完全负面化了。从此之后，中国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血泪横飞的人口控制之战，这是国家针对家庭、政府针对人民、当下针对未来而因此注定没有赢家的罕见“战争”。在民主的力量难以制衡权力的时候，权力就会傲慢地凌驾于民主之上。何况，计划生育已经长成了一棵利益纠缠、盘根错节的大树，社会抚养费制度为计生部门的权力寻租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至少有几十万干部靠计划生育吃饭。1990年以后，高生育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计划生育开始迷失在负意义、负价值、负能量的历史征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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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计划生育在减少人口增量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口内伤”，独生子女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最缺乏远见的人口政策，它对一个人口大国宏观和微观人口结构造成的巨大损伤可谓史所仅见，它对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极其深广，难以承受和消除。独生子女家庭“失独”现象从零散出现到形成规模，拉开了“后计生人口问题”的历史序幕，接踵而至的还有持续少子化背景下出现的生产性、服务性和防卫性三类人力资源短缺、男性可婚人口过剩而女性短缺，加之长寿化背景下出现的老年高龄化、空巢化、失能化和孤独化带来的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老无所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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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低生育率具有统计意义，那么2000年以后出现的超低生育率就具有人文意义了。也就是说，进入21世纪之后的超低生育率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是很多家庭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内生性、稳定性、持续性低生育率。很多调查都发现，绝大多数家庭理想子女数在1—2个之间，平均在1.8个左右。2006年8月，第六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显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78个和1.60个，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依次为1.70个、1.74个、1.77个，差距缩小。1997年时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也与此类似。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于2010年4月进行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发现，现实条件对人们生育子女的意愿影响明显，经济基础和住房成为重要生育前提，预期生育年龄也将因现实因素而推迟2.1年；让子女有个伴并在将来减轻子女赡养老人的压力，是人们希望多生育一个子女的首要出发点；而如果生育两个子女，一男一女最为相宜。但实际生育率因为生养条件和生育能力的局限，只会低于1.8个。总体而言，意愿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但略高于政策生育率。意味着放宽生育政策，并不会有强烈的反弹。在发达地区和小众人口，意愿生育率已经低于政策生育率，意味着“弹簧”（计划外生育的愿望）的弹性几乎丧失。那么当下放宽生育政策，实际上对生育率回升已经没有多大帮助，当然从权利回归的角度说，意义非凡。目前所观察到的低生育率已经相当稳定。让人担心的与其说是中国生育率的反弹，不如说是中国生育率的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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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五普”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10年“六普”时仅1.18，近年的数据基本在1.3以下。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中国已持续进入超低生育率主导的人口萎缩新时代。在农村，生第二个孩子的多半是在老一辈人的劝说之下才生了第二胎。还有的年轻人第二胎怀孕后主动做流产，原因是养不起。有的地方，计生干部也因为完不成罚款指标，主动登门劝说年轻人生二胎，罚款打折，但收效甚微。计划生育早已异化为逐利工具，然而“工具性计生”无疑违背了人道主义和社会正义。部分70后非独家庭希望生育二胎的意愿对国家来说是振兴人口的“最后机遇”，可以预见的是，80后、90后、00后因为生养成本高、养育能力弱等综合因素的作用，生育第二胎的愿望将进一步弱化。这种生育意愿代际弱化倾向可以看作是一个规律性趋势，因此，全面开放生育，也大势已去。实际上，一切有生育二胎及以上意愿和能力的人口，对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来说都是张艺谋一样有人口产出贡献、给国家未来带来利益的人群。婴幼儿人口在本质上是种子型人口、希望型人口，也是潜力型人口，应该善待。为了人口的成长，负担是暂时的，也是必要的，人口红利则是长久的，也是可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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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这一切都昭示着“人口萎缩时代”的历史使命，这就是首先要重新认识人口增长的性质和价值，以及人口的复兴和振兴对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大意义。其次要直面计划生育的代价和风险以及林林总总的“新人口问题”，维护生育的公平与正义，为家庭计划留出权利空间，为家庭发展提供政策空间。应该积极构建家庭友好的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体系，一方面要预防、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回到鼓励奖励一对夫妇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路线上来；另一方面则要关怀、服务和保障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包括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家庭，孩子伤病残亡的痛苦家庭，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存在养老风险的老年家庭，性和生殖健康的问题家庭，难以找到配偶的独男家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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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权于民，赋权于民，造福于民”，是人文中国、和谐中国和幸福中国的核心价值取向。“后计划生育时代”呼唤人本、人文和人权的回归，在意愿低生育普遍出现的新时期，为加强家庭发展的安全和年轻人口的储备，“鼓励生育、保护家庭、优化人口”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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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养老安全是重大国家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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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对应的英文名是Security。也就是说，Security一词既可以理解成“安全”，也可以理解成“保障”。有保障，就有安全；没有或缺乏保障，就是不安全。“安全”的反义词是“风险”。有保障就意味着无风险。“安全”表示没有危险、恐惧、不确定性以及免于担忧的状态，同时还表示有预防和保护的各种措施。安全概念系列可分出两支，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是指以政治、军事和国土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是指区别于传统的安全概念，又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实质影响的更加广义的安全，是涉及人口、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和环境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安全。在非传统安全的概念谱系中，“养老安全”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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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安全需要及早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和预防。老龄问题的核心是养老问题。然而，对于未来养老，国人普遍有担心甚至恐慌！养老不是轻松的话题，而是越来越沉重。在全国政协官网2013年选登的342份政协提案中，31份关注“养老”，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呈现出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等诸多特征。养老风险包括了收入保障风险、日常照料风险、失能失智风险、孤独抑郁风险等等，首当其冲的是收入保障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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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英才》杂志发表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的文章，如果继续无度发钞，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预备1000万元人民币来养老，恐怕未必够。分析认为，一个1987年退休的职工在当年估算其养老金的数目，3万元已算奢侈；一个2007年退休的职工积累100万元就足以在退休后安享晚年；一个将在2027年退休的职工，可能需要300万—500万元的积蓄。在退休之前，一个人需要积攒多少钱才能安度余生？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这要看每个人退休后的生活预期、所在地的养老成本，以及不同的生存年限等综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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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来看，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原因是“一胎化”政策主导下的人口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这一基本国情意味着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相对弱，如养老金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加快使得养老基金已经出现了大的资金缺口。在微观上，大多数人没有对自己的养老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复旦大学保险系“2011年度假期学生社会实践”面向广大上海市民进行问卷调查，探寻民众对养老风险的认知与防御。有6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很难估计自己的未来，70％的受访者更加关注自己的现有生活而不关注未来生活，有75％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除了法定养老金之外的其他养老计划。老年失保失养的风险是存在的。例如，1995年，家住浙江台州椒江区的黄大伯月工资只有70元，他花了200元“巨资”给老伴和儿子都入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7年过去了（2012年），黄大伯一打听，他老伴要么选择一次性领走总共300块钱的养老金，要么接受每个月只能拿到2元的养老金。当时的这种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推出，叫“老农保”，实际上是一种农民储蓄积累式的养老保险。按照当时的年利率测算出每月12元的养老金，但近年银行利息一直在下调，结果就导致了“2元钱养老金”的问世。明眼人看出，这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导致“养老金缩水”！非公务员都可能变成“黄大伯”！物价上涨可能会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失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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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替代率下降导致名义养老金减少。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据称，1999年之前，中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总体维持在75％以上，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已下降至40％以下，而且不同人群养老金替代率的巨大差异也引起了各方广泛关注。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一般退休人员仅能拿到原工资的40％左右，且有下降趋势；公务员退休金按退休前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之和以一定比例计发，养老金替代率可以达到80％甚至100％。“退休双轨制”存在明显的养老金待遇差别，是社会不公的重要领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4年10月24日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10年调整，现在已经超过月均2000元；但相较于不断上涨的公务员及事业单位退休金，养老金差距过大问题尚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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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空账运行表明养老金体系渐入困境。由于养老金收支的平衡性差，实际还是现收现付制，现在的在职职工养活现在的退休职工，未来还是没有足够的储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高达2.2万亿元。2010年，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空账额为1.76万亿元。短短一年，空账额增加了近500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显示，从1997年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迅速扩大。财政补贴越来越多，负债额也越来越大，在2002年的时候才400亿元，现在是700亿—800亿元。随着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将减速，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会相应趋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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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财政补贴持续性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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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我国养老金体系统筹层次低，导致调剂余缺的能力相对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2011年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2.84亿人，但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根据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团队完成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预计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领钱者增多，缴费者减少，少子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风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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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人口少子化意味着四个减少，即社会财富创造者减少、三产服务提供者减少、养老保险缴纳者减少和老年照料支持者减少。生育少子化导致劳动力不足！我国每年人口的增加数从1978年的1800万人降低到2014年的约600万人，年轻人口的比例迅速降低。0—14岁少儿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的33.6％逐步下降到2010年的16.6％，今后仍将下降。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减少345万人，以后逐年下降。这是令人不安的人口前景。从“老劳比”（即65岁及以上人口除以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通常称“老年赡养比”）变化看，2020年接近20％，2025年接近23％，趋势不断升高，到2050年预期超过50％。人口发展的代际失衡问题日趋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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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养老金问题是两个因素决定的：其一，社会能够生产的财富量（人口经济学视角）；其二，社会能够分配的财富量（人口社会学视角）。没有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和积累剩余，再好的养老金制度也是摆设。养老制度包括了两大子制度的配合，即生育制度和保险制度两者需要相得益彰。前者解决年轻人口的养老供给，后者解决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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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老龄化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养老风险。“一胎化”政策导致了少子老龄化以及老少、老劳代际人口的倾斜失衡，也就是说养老金的缴纳者减少，而养老金的领取者增加，一旦过了养老金缺口难以弥合的拐点，隐伏的养老金财务危机就会公开爆发，导致很多社会养老保险者陷入老无所养的巨大风险。现在的青壮年人口、青少年人口都是潜在的养老高风险人群，一是家庭养老或者儿女养老不可靠（独生子女不啃老就不错了），二是社会养老不保险（养老金缺口已经危机四伏），三是自我养老不可待（积蓄有限而且随通胀缩水、老年时收入减少甚至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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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持续的超低生育率、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扩展的老年长寿化趋势继续下去，预料年轻人口的供给不足和老年人口的养老压力将夹击并压垮中国本已脆弱不堪的养老金体系，导致大面积的老无所养和人道主义危机。有远见的适度生育制度保证代际人口均衡，确保养老金的缴纳者与养老金的领取者能保持良性的平衡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提振生育率以弥补年轻人口储备不足，通过老少人口代际均衡实现适度老龄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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