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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中国：从全面二孩到成功老龄化 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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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层面“共建、共融、共享”的制度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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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是小康社会的共建者，是和谐社会的共融者，更是福利社会的共享者。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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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发展的人口老龄化对尚不健全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资金压力。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有限众所周知，不少农村人口仍处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我国老龄问题的重心和难点在农村。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城市老龄化程度。2000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为9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9.8％；2009年底，农村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11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11.3％。此外，还有部分失能老人1894万人。预计到2045年，我国农村80岁以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比例将超过22％。由于农村物质基础比较薄弱，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较低，农村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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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老龄化的养老—照料的双重危机已经爆发。人口流动加深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赡养责任人口”的大量流失增大了应对难度。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在降低城市老年人口比例的同时提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农村老年人与儿女分居比例和空巢比例。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但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86年的1.86扩大到2010年的3.23，农村人口更是典型的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和孤独终老，需要提前从战略上应对。人口结构具有强大的惯性，将长时期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应对老龄化必须留出提前量，在战略上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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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巩固传统家庭养老制度。以生育率的适度回升重建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加强家庭养老功能。生育政策和养老政策密不可分，从政策上改变“限制性生育”为“鼓励性生育”是负责的也是有远见的。国家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强调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作为子女赡养人有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抚慰，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的义务。但生育的独子化、家庭的小型化以及人口的流动都导致农村家庭养老—照料功能的严重弱化。很多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父母将面临老难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多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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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生育管制、鼓励两胎生育有助于缓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考虑到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以及中国已经多年进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两个事实，中国的人口新政非大智慧大勇气不可为，恐怕不能局限于普遍允许二胎，而且需要探索引进生育的社会成本部分替代生育的家庭成本的机制，降低农村家庭内部生养孩子的压力，提振平均的生育水平，遏制少子化和人口亏损的态势，恢复生育的自然生态和人口生产的活力，提高农村家庭自我养老的保障能力，缓解2030年以后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际的养老大危机。双子生育主导下的适度老龄化，将通过提升和保障年轻人口的养老支持力，从源头上遏制老龄化危机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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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对接城乡养老保障制度，实现养老公平与效益的双赢。构建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有效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切入点。构建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仅是保障和改善老年农民生活的需要，也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需要，已然成为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虽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但是城市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明显强于农村，为此要强化国家对农民的“福利养老责任”，对接城乡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和落实农村老年福利制度，保障农民国民养老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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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低收入老人的高龄津贴制度，困难老人的养老补贴制度，失独老人的社会（机构）养老制度，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理补贴制度，而且要注意制度的衔接，使之体系化，避免碎片化、重叠化和低效化。民政部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年都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民政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个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被概括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到“十三五”期间，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越来越迫切。社区为老服务的覆盖率在城市要达到100％，在农村要达到50％，任务艰巨。为此，要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养老投入，同时扩大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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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未富先老”命题的核心价值主张是，提醒我们面临的挑战的巨大性以及未雨绸缪加快社会财富创造和养老资源积累的紧迫性，那么“边富边老”的新命题则提出了关怀老年、财富共享、和谐共生的重要主张。事实上，各级政府也是这么实践的，如离退休金水平的提高。无论是旧命题还是新命题，都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两大问题。它们各有各的依归，各有各的价值，却完全可以统一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的三大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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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提醒我们要做大财富蛋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命题与主张公平地切分蛋糕的“边富边老”共享观是相辅相成的。最应该警惕的是，我们不能从“未富先老”这种严峻的事实中读出为政府不作为辩护的遁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共享不能忘记对农村老年人的关怀和反哺。农村老龄化超前于城镇，造成农村养老负担比城镇更大。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镇，引发农村老龄化、少儿化、女性化“三化”并存，农村老年人不但要自我养老，还要担负隔代抚育重任，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严重弱化，而养老保险、低保、新型合作医疗等制度建设与城镇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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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物的内在联系来看，两大命题分别关注的了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一是经济效益问题，二是社会公平问题。我们要做两篇文章，在蛋糕做大之后，要锦上添花，保障老年人公平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会；在蛋糕不够大的时候，则要保障老年人基本的生活条件，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做法就是有力的证明。归根结底，养老保障水平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养老保障方式要与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和老年人口的特点相适应。把握住这两个互相适应来设计和运作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使人口的结构变化与社会财富的创造、累积和分配达到和谐、适应、共生的良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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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点是维系住老年人个体和外部世界建设性的平衡关系或者说良性的互动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老年人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从“老有所为”到“老有所用”进而到“老有所成”。与此同时，使整个社会在生产性老龄化的推动下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际之间的公平和公正以及人口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全面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自然的生态，而且是社会的生态甚至心态的秩序。积极的老年文化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内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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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需要肩负起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伦理建设的三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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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责任了解老年人和家庭的需求及其变化，进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快速的人口转变背景下，全球社会正在从核心家庭的老年照护转向专业机构的老年照护。政府要努力打造有强大公共财政支持、有强大质量监督体系、家庭化、有品质的老年护理体系。机构养老不仅仅是养老地点的选择，更重要的是有养老服务品质的保障，因为它更专业。社会化养老供不应求，由此提出了一个加快机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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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我们既要面对“未富先老”的事实，同时也要在“边富边老”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近年中央为退休长者提高退休金水平的报道常入眼帘。老年人过去是贡献者，现在理应是共享者，现在各地各级政府为老年人办好事、办实事都可以理解为老年社会福利的发展，都体现了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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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融、共享是构筑和谐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原则。老年人的再就业是他们的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年轻人竞争不过老年人，说明老年人依然有价值可以创造，或者说有些岗位是适合老年人的，老年人就业有拾遗补阙的作用。鼓励老年人的再社会化和社会参与，实现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和谐老龄化，就可以收获“人口转型红利”或者说“老年人口红利”。政府要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全社会都要树立积极的老龄观。在实际生活中，老年人再就业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批健康老年人处在赋闲状况。老年人再就业有利于社会发展，即使有与年轻人争饭碗现象也符合市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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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还包括文化建设、法律建设、制度建设等很多长期的任务。特别是对“无后老人”要给予特别的关爱和帮助，满足他们可能卑微却迫切的要求，共建一个老年友好的国家、人道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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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需要有基础性考虑、全局性设计和长远性安排。概括而言，我们需要秉持“积极应对，化弊为利；提前应对，有备而老；科学应对，对症下药；全面应对，统筹治理”的态度取向来构筑具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老龄化应对战略。如果我们在全社会能准备好四大应对的态度，并在诸多方面做好准备，就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确保老人安享晚年以及社会和谐发展两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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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人口老龄化，我们应该树立的“科学老龄观”是辨证的：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后果的严重性、话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要坚持以积极、主动、乐观的态度去看待和回应。水木清华有一句箴言：行甚于言。“积极应对、化弊为利”的主张意味着我们不能悲观失望，而是需要直面挑战，积极回应，不消极等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可能转化为无法化解的巨大压力，也可能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引致生产，消费促进生产，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也是可以转化的。巨大的为老服务市场需求昭示着巨大的老龄产业的发展空间。老龄化社会的商机无限。根据估计，我国未来养老市场潜力可能达到数万亿元人民币，帮助创造数千万个就业岗位，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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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并不完全是依赖性人口，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人口红利包括了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口红利”。事实上，很多老年人还在继续为家庭、为成年儿女、为社会发展作出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老年人不是负担、包袱和问题的代名词。在理念上，那种把老年人当作负担和包袱的观点是片面而且有害的，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会加大负面作用。因为，老年人口的存在一定会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影响力是正是负，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这一群体，这就要求社会高度重视老年人的正面作用，并将负面作用想方设法进行转化。老年人口红利的实质，是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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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是“老年价值”的再发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改变了社会上对老年群体过于消极的评价，重塑了老年人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一是有助于老年人正面认识自身价值，做暮年烈士，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二是对社会来说，积极老龄化也就是“产出性老龄化”，老年人可以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也提醒决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要重视老年人的尊严、价值和参与，关注行为层面的“老有所为”，更要关注心理层面的“老有所用”以及价值层面的“老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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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成功的老龄化一定是有准备、有储备的老龄化。(6)无论是准老年人、家庭、社会和政府都需要为重度老龄化的到来做好准备。概括来说，我们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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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思想准备。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悄然无声却一步紧似一步。中国的人口每日每时都在推进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而且高龄化问题、重度老龄化问题必将更加突出。国际社会提出了很多理论与主张，著名的有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健康、参与、保障三大原则等。老龄化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准备好。严峻的事实提醒我们，需要实现有准备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程度有高低，规模有大小。基础养老设施、服务体系、养老制度包括生育储备都需要提前做好准备。时不我待，我们需要尽可能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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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健康准备。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况，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我们要从全生命历程的观点出发推进“健康老龄化”，准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要为生命老年期的到来做好能力储备工作。(7)长寿不等于健康。(8)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度报告中曾经指出：“单纯寿命的增加而不是生命质量的提高，是没有价值的，即健康寿命比寿命更重要。”身心健康构成了活动能力的基础。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了健康意识、健康行为和健康产出。我们要倡导中青年人口“储蓄健康，应对老龄”。健康准备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理性选择和科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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