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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世界的除魅与现代的精神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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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学术贡献丰富而卓越，其中对现代世界特征的洞察尤为重要。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Öffentlichkeit）隐没。”在这里，“世界被祛除了迷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极为凝练地表达了韦伯对现代社会的根本判断，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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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界的除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用简单的比喻可以这样说：现代的来临意味着一种觉醒，像是世界到了“梦醒时分”，解除了古代迷梦一般的魅力或者魅惑。在现代之前，人们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中，相信其中有神存在，有精灵和鬼怪出没，灵性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有灵性，甚至万物有灵。这些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所谓“超验”的存在，是冥冥之中难以言说的事物，却构成了古代精神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古代世界笼罩在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也因此让人敬仰和畏惧。恰恰是这种神秘精神，将人类与整个宇宙连成一体，并从这种联系中获得生存的意义。古代人的终极价值，生命的根本意义，不是人类自足的，而是依托于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依赖于宇宙的整体秩序。人们往往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通过与超验存在的联系，确立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获得所谓“安身立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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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西方历史进入了现代。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科学是理知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科学论述的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在根本上抵制神秘、反对迷信。在这种理性化和理知化的时代，人们很难再轻信古代的玄思妙想，不再接受各种“神神道道”的话语。世界被理知化了，也就是被人看透了。比如，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日蚀或月蚀曾被视为神秘的天象，而当现代天文学揭穿其中奥秘，这些以往“神秘”的天象变得清澈而简单，一下子就失去了迷魅之处。世界被看透了，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之处。人们相信，即有些事情一时还看不透，但在原则上终究是能被看透的，其中的奥秘迟早会被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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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除魅”。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的除魅”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韦伯并没有说这一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无意去赞颂除魅之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此怀有复杂暧昧的态度。因为他知道，这个“梦醒时分”对许多人来说在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信仰失去了以往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终极价值不再具有客观性和公共性，会让人茫然若失。因此，“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然而，世界的除魅是现代世界的真相。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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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智性的诚实：志业演讲的背景与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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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许多为人传诵的演讲辞大多具有激荡人心的力量。而韦伯的这两篇演讲则相当不同，没有去激发共鸣、感染听众，反倒是刻意回避听众的期待，抑制他们的激情。因此，这两篇演讲都有一种格外冷峻的风格。领悟这种冷峻的基调，是解读这本书乃至韦伯思想气质的入门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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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两篇演讲的开场与结尾都是精心布局的，它们的开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在《学术作为志业》的开篇，韦伯说他习惯用一种“学究气”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对于学术究竟有什么意义，学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他没有直接告诉听众所期待的答案，而是用一种迂回的、有点学究气的方式，慢慢进入主题。类似地，在《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中，他开场的第一句就说，“在好几个方面必定会使各位失望”。这里“失望”这个词对应的德文单词“enttauschen”意思有点复杂，同时有“失望”“幻灭”和“挫折”的意思。韦伯知道，听众非常期待他能对当时紧迫的政治现实发表明确的见解，但他从一开始就坦言，他不准备去满足这种的期待，相反，他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挫折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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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韦伯为什么拒绝迎合听众的期待？为什么要故意采用带有“间离效应”的修辞策略？在我看来，这是源自他对当时历史背景和德国局势的洞察和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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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所处的时代，见证了德国的巨大变迁。二十世纪初，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在1913年超过了英国，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次年就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思想文化方面，当时的德国出现了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流派，有左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右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还有文化悲观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等等。各种思潮和观点，彼此之间纷争不休，走向对立分化，德国在精神上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在战争的阴影下，在思想界充满争议的氛围中，年轻人普遍感到迷茫，迫切希望有一位伟大的导师，能以先知般的确信为他们指明方向，对纷乱的问题给予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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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德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而且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讲者，他完全有能力满足年轻人的心愿，做一番才华横溢、俘获人心的演讲。但他刻意回避了感召人心的言辞，有意识地选择了格外冷峻的方式。因为他看到了当时德国精神氛围的危险。思想界弥漫着狂热与骚动的情绪，很容易让煽动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们编织迷人的幻觉，散布言之凿凿的错误答案，鼓吹虚妄的信心，误导人们去寻求虚假的希望、走向极端狂热；或者传播貌似深刻的虚无主义，让年轻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观和绝望。韦伯决意要做一名抵挡者，要抵御这些迷惑对思想的腐蚀。韦伯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智性的诚实”（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是多么严酷。但同时，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所吓倒。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才可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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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业演讲的冷峻基调正是来自韦伯的审慎。一方面拒绝虚妄的信心，因为他明白，在除魅之后的现代世界，以往单纯的信仰和价值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坚固性，而在德国陷入战争的危机时刻，所有紧迫的现实问题也都不会有简单明了的现成答案。在这样的处境中，无论是从事学术还是政治，前人信奉的那种明确而伟大的意义不再可信，而且在实践中会面临艰巨的挑战和考验。在此，谁要是宣称自己能够提供确定无疑的信念，给出可靠无误的答案，那就是在蛊惑人心，就是假先知。另一面，韦伯又要抵制极端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他需要在复杂而不确定的时代中，细心分辨什么是“可知的”与“不可知的”、什么是“可为的”与“不可为的”，以及两者之间的界限，从而论证，我们在放弃虚妄的信念之后，并非无路可走，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因此，韦伯同时要与狂热和绝望两面作战，他试图在各种蛊惑人心的喧哗之中发出冷峻的告诫，引导人们走向清醒，认清现代世界的特征和自身的处境，从而在良好的现实感中寻求有限的希望，在审慎的判断中付诸积极进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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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韦伯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所信奉的“智性的诚实”，就能够理解他冷峻的基调，并发觉其中也蕴含着审慎进取的品格。这突出地体现在演讲的结尾之处。对照阅读两篇演讲的结尾，我们也会发现有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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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圣经·旧约》的一段经文，那是《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啊！黑夜还有多久才过去呢？”守望的人回答说：“黎明来到了，可是黑夜还没有过去！你们如果再想问些什么，回头再来吧。”他由此告诫听众，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还为时过早，黑夜还没有过去！这是击碎虚妄的梦想，唤醒你面对现实。但韦伯同时也劝导年轻人，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这是激发和鼓励一种踏实而审慎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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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政治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段十四行诗，那是赞美萌生在春天的爱情成熟于夏日的诗篇。然后他说，政治的情况若能如此就太美好了，但坦言“事情不会如此”。德国迫切需要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却仍然没有出现。韦伯预言十年之后再来回望，情况可能会更糟，那时很可能“反动的时代早已开始”，今天的大部分希望都会落空。的确，历史应验了韦伯的忧虑，此后的十年，正是纳粹势力从发端走向兴盛夺权的反动岁月。他说等待我们的不会是“夏天锦簇的花丛”，而是“冰暗苛酷的寒冻冬夜”，这是相当暗淡的前景。但即便如此，他仍然阐明了“政治成熟”的标准，并坚信唯有达到这种标准的政治家才值得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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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志业演讲分别以“夜晚之黑暗”与“冬日之寒冷”的比喻收尾，韦伯以智性的诚实坦言，无论投身学术还是从事政治，你都将陷入艰难的局势，会经历严峻的考验。韦伯没有掩饰自己悲观的判断，但在他冷峻的告诫之中，饱含对学术与政治这两种志业的深切敬意，也因此蕴含着诚恳的激励，期望年轻人在认清艰巨的挑战之后不陷入绝望，仍然能以热情的心灵与清醒的头脑去直面挑战，怀着踏实的英雄主义，致力于这两项值得献身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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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思想的清明：学术之可为与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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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作为志业》的主题似乎很明确，针对在场的青年学生来讲解如何从事学术工作的问题。但我们后来会发现，韦伯实际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从“如何做学术”转向了“为何要做学术”的发问，最后切入根本性的大问题：在现代世界中学术本身究竟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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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一开始像是“就业指南”，似乎有点琐碎，相当“学究气”地探讨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告诫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学术工作依赖于制度环境，而现在大学的体制条件不容乐观。德国本来有洪堡大学这种“自由大学”的理念和传统，但现在的德国大学变得越来越像美国，非常专业化，学科分工明确，像是工厂里的劳工。而且学术象牙塔的等级严密，年轻人向上晋升的过程艰辛而漫长，常常听凭运气的摆布。讲述学术外部条件的严峻现状，是要对渴望献身于学术的年轻人泼冷水：学术工作投入很大而回报很少，作为谋生手段“性价比”很低，像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韦伯告诫年轻人，不要对运气心存幻想，如果选择了学术这不归路，那就不要郁闷，不要怨天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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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外在条件如此严峻苛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投身于学术生涯？这必定需要来自内心的支持。因此，韦伯把话题转向了“把学术作为精神上的志业”。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局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项表演事业”，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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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就可以来解释演讲标题中“志业”（德语的Beruf）这个词的意思。“志业”这个词在汉语中多少有生造的意味，对应的英文翻译是“vocation”，包含着“召唤”（calling）的涵义。志业超越了单纯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是一种听从神圣召唤、怀有信仰和使命感的精神活动，有点接近中国人讲的“神圣事业”或者“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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