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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信念与责任:政治家的品质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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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两次演讲的时间相距十四个月,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一次演讲是在1917年11月,当时一战还未结束,德国在战场上还有相当的优势,而第二次演讲发表在1919年1月28日,德国已经在两个月之前宣布投降,以战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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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本人对《政治作为志业》的演讲不太满意,后来讲稿发表时做了很多补充和修改。这次演讲涉及了相当广泛的议题,其中许多论点,比如“国家是垄断合法暴力的组织”的定义,以及对统治的三种正当性类型的划分,后来都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学科的核心主题。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其中一个主题,就是韦伯对于政治家的论述。在现代世界,一个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重要的品质?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才是理想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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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注意韦伯做出的一些类型区分。从事政治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依靠政治而活”,指从政只是其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在韦伯心目中,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了政治而活”,他们从事政治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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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韦伯还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官僚就是政治系统中的行政官员,公务人员或者“官吏”。官僚的首要职责是服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个人化”。他们对于工作本身没有好恶感,没有个人信念,或者说,必须克制甚至消除个人化的感情、立场与党派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他们只对规则和指令负责,不用考虑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也不用对政治大局和最终结果负责。极端地说,官僚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是一部高效率的运转良好的机器,它是没有“灵魂”的,这也是理性化时代对现代政治的塑造结果。而政治家则不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领袖”,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明确的信念和立场,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责无旁贷。虽然韦伯没有做明确的对应,我们有理由相信,官僚多半是“靠政治而活”,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活”。政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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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认为,在官僚体制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中,政治的外部条件不利于产生那种有志向、有立场的志业政治家。那么“为政治而活”的人尤其依赖于其内在品质。在他看来,政治家在人格上应当具备有三种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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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热情似乎比较好理解,将政治作为志业的政治家,是出于信念、为了理想投身于政治活动,当然会有强烈的情感。但韦伯对政治家的热情做出了精微的辨析。他强调指出,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sensation)。韦伯将这种空洞的热情称为无用的“亢奋”。“亢奋”只是演员的热情,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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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判断力是政治家极为重要的品格。韦伯强调,政治是复杂、多变和危险的实践活动,容易让人迷惑,所以他多次将政治比作魔鬼。从事政治的人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很容易走火入魔。因此,政治家必须具备卓越的判断力,对复杂的局面和形势,既要有深入其中、抵达内在理解的能力,又要有抽身而出、拉开距离、冷眼旁观的能力。政治家需要清醒地审时度势,保持良好的分寸感,这是相当难得的品质。政治的判断力与热情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失去了良好的判断力,政治热情很容易蜕变为无用的“亢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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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治家还必须具备健全的责任感。这听上去是浅显的道理,像是老生常谈,但深究起来却相当复杂。政治家要对什么负责?怎么做才算是负责?在韦伯看来,所谓担当责任是一种伦理要求,但政治家经常会面对两种不同的伦理要求,分别称为“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简单地说,心志伦理要求遵循自己信奉的理想原则去行动,不计后果,不论成败,无条件地忠实于原则的纯洁性。而责任伦理的要求则不同,需要行动者格外关注后果。政治是具有后果的实践行动,而且后果往往影响重大,所以遵从责任伦理的要求,对可能的后果深思熟虑并担负责任,就变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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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这两种原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演讲中,韦伯一方面主张这两种原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他又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说心志伦理就是不负责,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后来又说到,这两种原则“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相成”。也许,韦伯期望政治家能兼顾这两种伦理要求,但又提醒必须认识到这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冲突。实际上,对于“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确切涵义、彼此之间的区分和关联,构成了韦伯研究中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难题。在这里,我们暂时撇开复杂的学术争论,来把握韦伯论述中一个相当明确的倾向,那就是尖锐批判对心志伦理的片面执着,这关乎他心目中政治成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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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德国,有许多标举心志伦理的政治人物,韦伯对他们持有强烈的质疑和批评。首先,固执于心志伦理的人,一味追求让“纯洁的意念之火”常存不熄,他们相信善良的意愿最终会导致好的后果。但韦伯指出,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想法是极为幼稚的,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反,不理解这一点的人,被他称作“政治婴儿”。其次,这不仅幼稚而且危险。政治权力往往涉及暴力的使用,遵从心志伦理的人,就逻辑而言,应当拒绝任何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恰恰相反,他们往往呼吁“最后一次”使用暴力来终结暴力,获得永久的和平。但这种妄想实际上造成了更持久、更恶性的暴力冲突,造成了更大的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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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极为重视行动的后果,这当然并非易事。重要的挑战在于,政治行动的后果往往不会让所有人皆大欢喜,那么什么算是好的后果,判断的标准何在?如果一项政治举措,能大大提升国家实力,但同时会严重损害个人自由,这算不算好的结果?对此,韦伯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答,因为各种政治理想之间的分歧,也处在“诸神之争”的现代困境之中,很难做出理性的裁决。然而,韦伯有一个判断标准是明确的,那就是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无论你信仰什么,理想的目标是什么,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应当符合最初所意愿的目标,而不是事与愿违。如果你的意愿是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但结果却是普遍的奴役;如果意愿是人人平等,结果却是等级分化严重、贫富不均悬殊;如果意愿是一个道德纯洁的社会,结果却是伪善和腐败的蔓延;如果意愿是安全与稳定,结果却是人人自危和动荡不安——那么,你作为政治家就是不合格的。以这个标准来看,恰恰是那些心志伦理的信徒最为失败,他们怀有崇高的意愿,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失败之后也常常推脱责任,怨天尤人,这就是韦伯所称的“政治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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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说,“政治是一种并施热情和判断力,去出劲而缓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成熟的政治家需要同时具备热情、判断力和责任感这三种素质。虽然成熟的政治家也并不能确保事业的成功。但是,在信念的激励下尽己所能,清醒判断、审慎行动,最大限度地达成符合意愿的后果,那么即便失败,最终也能问心无愧,值得尊敬。所以韦伯说:“真正能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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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未决的难题:现代困境与韦伯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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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两次志业演讲,发表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三年之间,可以说是其一生思想的缩影。当时有学者评论说,这是“长久酝酿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的演讲。但这种力量带来的冲击与震撼,既发人深省,又让人惶恐,因为韦伯揭示了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可以称为“知识与信仰的分裂”,这是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难题。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复探讨、争论不息的许多主题,包括现代人的心灵危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政治决断论,以及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等,都与这个重大难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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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统一性的瓦解,是韦伯在演讲时谈到的一个要点。学术知识的目标是求真,就是发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事实真相。但在西方传统的观念中,真善美是一个和谐整体,发现了事实真相,也就能确立伦理道德的标准,由此分辨好坏对错,而且还能够确定美的本质,从而得以鉴别美与丑。但是现代学术的发展表明,真是一种事实判断,善或美都是价值判断,三者背后没有统一的依据。韦伯在演讲中谈到,“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这意味着韦伯认同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观点,事实与价值属于两种不同的问题领域,前者是“实然”问题,关乎“实际上是什么”,而后者是“应然”问题,判断“应当是什么”,实然与应然之间有没有逻辑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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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在演讲中说到,善的事物不一定是美的,而且恰恰因为不善才成为美。他举的一个例子是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恶的东西竟然可以绽放出美的花朵,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经常去博物馆,熟悉千姿百态的“现代派”作品,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了。真善美是人类重要的三个精神领域,这三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没有同样的理性基础,这种统一性的瓦解,被当代德国的大哲学家哈贝马斯称作“人类精神总体性的分裂”,造成现代世界最深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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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困境体现在什么方面呢?这关乎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们在前面讨论过,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嵌入整体的宇宙秩序之中,与神意或天道之类的“超验存在”密切相联,由此确立生命的意义。但经过现代的转变之后,宇宙秩序被祛除了迷魅,只剩下物理学意义上的因果规律,不再蕴含任何神秘的目的和意义。现代人失去以往安身立命的根基,而又无法依靠现代科学来重建意义的基础。韦伯在演讲中专门指出,所有价值判断最终都依赖于某种前提预设,而预设本身是科学无法证明的。比如,说科学具有“值得作为志业”的价值,这种说法本身是一个预设,无法用科学来证明。至于说“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或者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是有意义的”,那就更不可能证明了,韦伯说“科学不寻求这类问题的答案”。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知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而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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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知识与信仰的分裂”,由此造成的困境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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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拯救现代人的心灵危机?如何克服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这些问题在二十世纪引发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经久不息的热烈辩论。有人呼吁复兴宗教、回归传统,有人主张重返“古典理性主义”,试图为信仰和价值奠定新的基础。对于这些努力,韦伯大概会不以为然。因为他深信,世界的除魅是难以逆转的现代变迁,而现代科学或学术在根本意义上无法为宗教信仰辩护,无法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这超出学术的有效性边界。跨越这种边界的僭越,都可能是对“智性的诚实”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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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韦伯自己会如何应对现代的困境?他当然明白在世界除魅之后个人与社会生活会面临何等艰巨的挑战,因此他的冷峻言说时常带有悲观的色彩。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的虚弱,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萧瑟命运”。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韦伯将如何面对艰难的抉择?他是一个决断论者吗?在某种意义上韦伯具有决断论的倾向,因为他相信终极价值没有坚如磐石的理性基础,“诸神之争”无法依据理性判断做出裁决,正因如此,个人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信仰负责,政治家要为自己行动的后果负责,而且无可推脱,责无旁贷。担负这种沉重的责任,需要强健的精神意志,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但在另一个意义上,韦伯又显示出抵御决断论的倾向。韦伯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会有益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理解政治学原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的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终究无法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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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以自己一生对学术的奉献,抵达了思想清明的最高境界。于是,健全的心智结合强劲的英雄品格,构成了韦伯独有的精神气质。正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描述那样,韦伯不必诉诸幻觉,就能将自己内心的极度紧张与外部生活的多种矛盾,综合在统一的状态之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他称韦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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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导读源自“得到”App订阅专栏《刘苏里·名家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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