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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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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对韦伯的生平有一整体的了解，我们的探讨必须基于他内心的紧张和一再出现的精神不安。可以提出的解释有好几种，在这些解释之间，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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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可能因为遗传而在体质上就有问题；毫无疑问，这种体质上的问题，散见于他的家族中。这个解释是最简单的一种，其证据非常容易找到。韦伯的妻子是他的远房亲戚，她的一些男性亲戚是在精神病院中结束生命的。再有者，韦伯的一个表弟进过精神病院，而韦伯本人在最严重的精神崩溃时，也曾被送到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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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把韦伯的问题看成纯粹官能性的，那么在证据上，我们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中择一来探讨。我们可以以他最亲近的人——父亲、母亲、爱人、妻子——为着眼点，在他的私人关系中，找出他的困扰；我们也可以把着眼点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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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韦伯的私人关系，我们当记得他是一个沉默、警觉、聪明超过其年龄的男孩；父母之间日益恶化的关系所造成的压力，一定曾使他忧忡。他强烈的侠士精神，部分是对父亲——在这个男人眼中，妻子爱他，不过就是甘心侍奉他，受他利用和控制——那种家长式傲慢专横态度的反应。这个情势，在韦伯三十一岁那年的一次冲突中，达到顶点。当着母亲和妻子的面，韦伯竟决定对父亲做判决。如果父亲不能做到儿子提出来的条件——让母亲在没有父亲陪伴的情况下“单独”来看儿子——韦伯便将无情地和父亲断绝一切关系。我们前面提过，这次冲突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这件事使韦伯产生一种无法消弭的罪恶感。若有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俄狄浦斯（Oedipus）的境况，确实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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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韦伯与母亲维持着亲密的关系。她有一次称他为“年长的女儿”（an older daughter）。为了她三子的行为，她热切求取商量的对象，不是丈夫，而是长子。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韦伯在年轻的时候，曾经一度渴望在大学里成为一个真正的粗犷男人。经过三个学期，他在外表上已从一个纤弱、妈妈的乖儿子，变成一个壮实的、嗜喝啤酒的、脸上有斗剑疤痕的、口叨雪茄的帝国时代典型德国大学生。母亲曾因此在他脸上掴了一掌。显然，这是属于父亲的儿子。这两种分别源自父亲和母亲的认同模型及其相关的价值系统，从来不曾在韦伯的内心生活中消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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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类似的紧张，后来造成他的罪恶感，起于他和早年一位爱人的疏远。这个女孩，是韦伯的一个表妹，他的母亲和姨母都很中意。使他更为痛苦的是，他母亲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的一位好友追求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玛丽安娜。因此，在娶玛丽安娜这件事上，韦伯为来自两方面的罪恶感所纠缠：他几乎准备把他的爱人让给好友，也几乎准备娶一位心理有问题、精神不平衡的女人。他在写给玛丽安娜的求婚信中，曾讨论这个情况；这封信一则示爱，一则也在表白心中的罪恶感。此外，在日后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总是充满歉意，因他全力投入学术工作“在内心中的无止运转”，对他们的婚姻造成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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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夫妇没有子女，不过韦伯不忘在公开场合坚持他的男性气概，每每在一种突出他身为普鲁士军官之特殊尊严的方式下，径行向别人提出决斗的挑战。然而，面对着普鲁士的尚武精神，及其军方官僚支持操纵兄弟会一类的教育机构，以求“驯服”上层阶级的青年，使其习于这方面事业所需的纪律，韦伯在著作中却不迟疑地公开抨击。他那深刻的个人人道主义、“基督徒的自由”以及在伦理方面崇高的标准，来自他对母亲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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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撇开韦伯的私人关系及由此而来的困扰，而做另一个方向的探讨。韦伯是一个卷入了他周遭的政治事件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是他自愿加诸己身的负担。凭着一股超乎寻常的责任感，在内心里，他觉得政治在呼唤他献身。但是，他并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让他的话对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况也造成了他内心的某些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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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对德国有强烈的认同，但是看起来，他的这种认同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普鲁士容克土地贵族（Junker）、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中没有脊椎骨的庸俗之辈（这些人渴望的，是出来一个强人专制领袖〔Caesar〕保护他们，以免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和小王朝的家长制统治威胁到他们），都是他大肆挞伐的对象。每当韦伯旅行的时候，他头一个念头是离开德国。他经常抱着失恋的人惯有的怨恨心情，对着他觉得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愤怒地说出永远不再回来的话。身为普鲁士的一名军官，他对德皇宣誓效忠；但是德皇却经常是他公开藐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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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很少的机会里，我们才得以窥见滋养他对国家与民族那份爱的是什么。在圣路易万国博览会场上，他骄傲地观看德国所展示的艺术品、工艺品和工业产品，感到德国人的技术、想象力和工艺技巧无与伦比。当在布鲁塞尔与四处流动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交往之际，有人告诉他巴黎手艺最高明的裁缝和伦敦手艺最高明的鞋匠，一大部分是来自说德语的奥地利，他深以属于一批只知致力于工作而罔顾自身利益的工人群众中的一分子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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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让我们明了，他本身禁欲主义式的工作狂热，牵连到他相信德国人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一般百姓和工人身上的庶民风格；他们没有拉丁贵族门客社交上的温文优雅，也没有盎格鲁撒克逊绅士由宗教所引发的纪律和崇尚传统的精神。他之所以全心献身于工作，是因为他认识到这是尽他作为德国人应尽的责任。1918年11月底，他曾写道：“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民族〕所有的缺点了，但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了不起的效率、单纯、实际，它追求——不是获得——‘日常生活之美’的能力，和其他民族的迷醉及做戏正成对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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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与父亲的关系是罪恶感的一个来源，韦伯生活在德国皇帝的统治下，也使他产生强烈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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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代表那个人的那个政权，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现在被外国（意大利、美国、全世界！）鄙视的程度——要紧的是，这种鄙视完全有道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最重要的、具有“世界政治”意义的一个权力因素了。任何人只要读几个月的外国报纸，一定会注意到这个情况。我们被“孤立”，因为那个人用那种方式来统治我们，而我们居然忍受还装作没事。在任何意义下心存民主以及民族政治的理想的个人或政党，都不能替这个政权负责任；这个政权的继续存在，比任何一种殖民地问题，都更危害我们的整个国际地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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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韦伯的一生，说明了一个人对政治权威的态度，可能是以他与家庭管教的关系为典范的。我们所要补充的，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一段话：在家庭里，父亲对孩子的爱，报偿了他对儿子的抚育照料；而在国家里，统治者统治的快乐，填补了他对人民所缺乏的爱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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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韦伯传》，p.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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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韦伯传》，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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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第一篇，第二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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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导论二 韦伯的政治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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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生平和学术，都和他的政治关怀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为了掌握他的思想背景，我们必须对他在政治上的意见和活动略有认识。这篇简短的文字，在这方面或可对读者有一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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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译自H. H. Gerth & C. Wright Mills, trans.& ed.,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1946），pp.32—44。和前篇《韦伯小传》一样，这也是Gerth和Mills为他们编译的韦伯作品集所撰导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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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翻译，是由简惠美完成初稿，次经康乐校订，最后由钱永祥校改定稿。在定稿过程中，我们参考了《韦伯传》，对原文做了一些修正和改动。文中所引《韦伯传》之处，我们用的是英文版的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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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说，韦伯的生平与思想，乃是政治事件与政治关怀的表现。他的政治立场，需要通过私人背景与公开的事件两方面来了解；要掌握他的这些立场，我们必须同时掌握住韦伯其人及韦伯这个知识分子。我们已看到，韦伯在极年轻的时候，如何认为西塞罗在面对将来临的政治阴谋时，表现行径的可笑。以后果来评价政治与宏论，以人的行动产生的所意图的或非在意中的结果来衡量他们的动机，始终是韦伯政治思考的不变原则。就这个基本意义来说，作为学者的韦伯，通常都是从实际从政者的角度来为文论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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