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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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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的初步界定］何谓政治？“政治”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概念，每一种自主的领导（leitende）活动，都算是政治。因此，银行有其汇兑政策，中央银行有其贴现政策，工会在罢工中有其政策；甚至城市或村镇有其教育政策，一个社团的主持人在领导中也有其政策；乃至于一个精明的妻子努力影响她的丈夫时，亦有政策可言。[1]今天晚上，我们的考察当然不能以这么广泛的概念为基础。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指的是对一个政治团体——这在今天是指国家（Staat）——的领导或对这种领导所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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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政治”团体（politischer Verband）[2]是什么？什么叫做“国家”[3]？在社会学上来说，国家不能用它的活动内容来加以界定。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不曾在某时某地被某政治团体引为己任；而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地，都完全是国家的工作。易言之，没有什么工作，永远特属于人们认为是政治性的团体（在今天即国家，在历史上即近代国家的前身）。也许，归根究底，近代国家要在社会学上得到界定，唯有诉诸它——和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一样——特具的手段：直接的武力（physische Gewaltsamkeit）[4]。“每个国家的基础都在于武力”，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wsk）[5]如是说。这在事实上完全正确。如果社会的构成竟全然不知以武力为手段，那么“国家”的概念必荡然无存，从而出现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自然，武力并不是国家正常的或唯一的手段——没有人这么说；但是武力乃是国家特有的手段。尤其是在今天，国家和武力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团体——从氏族（Sippe）开始——都曾以武力为完全正常的工具。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必须要说：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注意：“疆域”（Gebiet）乃是国家的特色之一——（在事实上）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就现代来说，特别的乃是：只有在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其他一切团体或个人，才有使用武力的权利。因此，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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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的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如此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权力（Macht）[6]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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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这和我们的语言一般用法相符。当我们说一个问题是“政治”性的问题、说一个部长或官员是“政务”官、说一个决定受到“政治”性的影响时，我们的意思是说，对那个问题的解决、对那个决定的达成或者对那个官员职权范围的划定而言，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乃是最具决定性的考虑。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力；这权力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力带来的声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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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当性的三种纯粹类型］一如历史上在国家之前出现的政治团体，国家是一种以正当（legitime）[7]（这是说，被视为正当）的武力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Herrschaft）[8]人的关系。国家的存在，在于被支配者必须顺从支配者声称具有的权威（Autorität）。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这种支配所根据的，是什么内在的道理和外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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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则上，支配的心理根据——也就是说支配的正当性根据——有三[9]。首先，“永恒的昨日”的权威：也就是权威因于“古已如此”的威信和去遵袭的习惯而变成神圣的习俗（Sitte）。这是旧日家父长（Patriarch）及家产制领主（Patrimonialfürst）[10]所施展的“传统型”支配。其次，权威可以来自个人身上超凡的恩典之赐（Gnadengabe），即所谓的卡理斯玛（Charisma）[11]。这种权威，来自受支配者对某一个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启示、英雄性的气质或事迹或其他的领袖特质，所发的人格上的皈依和信赖；这是“卡理斯玛”型的支配。先知或——在政治领域内——群雄推举出来的盟主、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plebiszitäre Herrschen）[12]、伟大的群众鼓动者（Demagog）、政党领袖等类的人，所运用者即为此。最后，还有一类型支配，靠的是人对法规成文条款之妥当性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sachliche）“职权”的妥当性有其信任。这也就是说，对于合于法规的职责的执行，人们会去服从。近代的“国家公务员”以及在这一方面类似公务人员的权力拥有者，所运用的支配便属此类型。当然，在实际中，人们之所以会去接受支配，是因于恐惧和期望这类最真实不过的动机：恐惧魔法力量的报复、恐惧权力拥有者的报复、期望在世间或在彼岸得到报偿。或者，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利益而服从；这一点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无论如何，如果去诘问这些服从的“正当性”根据，则答案不出于这三种“纯粹”类型[13]：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正当性的这几种概念以及其内在心理上的基础，对于支配的结构，具有极为可观的意义。当然，这些纯粹类型，绝难在实际中出现。不过，今天我们不能深入这些纯粹类型各种极度复杂的样态、转变和组合；这些乃是“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n Staatslehre）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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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卡理斯玛型支配］ 在此，让我们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因于服从者对“领袖”纯粹个人的“卡理斯玛”所发的皈依而形成的支配。这种类型的支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志业这个观念最高度的表现，在此找到了其根源。向先知、战时领袖、公民大会（Ekklesia）或国会中的伟大群众鼓动者的卡理斯玛皈依，意思就是这个领导者个人已被承认在内心受到“征召”，负有使命，作为大家的领袖。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于习俗或法条，而是因为人们信仰这个人。只要这个人不徒然是个狭隘虚荣的一时之雄，那么作为领袖，当然他会对他的事业全心以赴、献身敬业。不过，他的附从者——弟子、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皈依的对象，乃是他这个人和他这个人的特质。这类卡理斯玛式的领袖，在各地及各历史时期都曾出现。在过去，最重要的卡理斯玛式人物有两类：一方面有法师和先知，另一方面则有战时推举出的盟主、山寨头子和雇佣兵领袖（condottiere）[14]。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则是西方所特有者：这种政治领袖起先的形态，是自由的“群众鼓动者”；他们只在西方的环境中出现，特别是在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城市国家（Stadtstaat）的土壤上出现；后来，这种领袖则以国会中的“政党领袖”形态出现，这也只有在西方环境中所特有的立宪国家中才能培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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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德文中，“Politik”一词同时指“政治”和“政策”，因此韦伯在此举出一些“政策”作为“Politik”的例子。参见《经济与社会》, p.55及英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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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团体”（Verband，英译作organization或association）和“政治团体”，韦伯都有明确的定义。对“团体”的定义，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1章第12节（pp.48—49）；对“政治团体”的定义，见同书第1部分第1章第17节（pp.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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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文里，“国家”一词的意思，和西文中我们译为“国家”的字眼（比如说英文中的“state”）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合。在西方政治传统中，“state”指的是一个共同体在内部秩序和权力结构上的“状态”；因此，从马基雅维利首度使用这个字眼以来，这个概念是和在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分不开的。一旦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制度化、系统化到了自成一个体系的时候，“国家”——精确一点说：近代国家——才告出现。韦伯的解释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1章第17节（pp.54—56，特别是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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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本文中，“武力”一词是Gewalt （force）或physische Gewalt （physical force）的翻译。中文的“暴力”一词，似乎强调了在道德上或法律上“不正当”的意思；“武力”一词好像可以避免这种色彩，但中文的“武力”又强调了制度性或军事性的意思。韦伯所谓的Gewalt，只是一种直接的强迫性力量，不论其表现方式，更不涉及其正当与否。援依孙中山先生的用法，取“武力”一词译Gew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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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wsk），今名布列斯特，为白俄罗斯邻近波兰边境的一座城市。1918年3月3日，在德军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外交部长托洛茨基被迫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放弃芬兰、波罗的海诸国、波兰及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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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韦伯关于“权力”的定义，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1章第16节（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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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正当性”一词本身，韦伯没有做太多的解释，虽然他十分着力于说明“正当性”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他倾向于用被支配者的“态度”和“信念”来考察支配者的“正当性”。参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第1节，特别是p.214及p.263。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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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韦伯对“支配”一词的定义，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1章第16节（p.53）；又请参见英译者注（p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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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配的三种类型，是韦伯的政治社会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1910年到1920年的十年之间，韦伯曾三度陈述他的分类法。参见Wolfgang Mommsen, The Age of Bureaucracy: Perspectives on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Max Weber（Oxford, 1974） , pp.16—17。最系统明确的陈述，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特别是第1节2（pp.215—216）。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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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韦伯对家父长制和家产制支配所作的定义，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第3节7a（pp.231—232）。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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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韦伯关于“卡理斯玛”的说明，见《经济与社会》第1部分第3章第4节（pp.241—242）；又参见p.216。中译见《支配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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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是韦伯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所谓“直接诉求民意认可”，是说卡理斯玛型的领袖，跳出了传统惯例，越过了制度及国家或政党官僚，直接诉求于群众。例如在近代大众民主及严密的官僚制之下，这种领袖利用民主的某些管道，直接向人民求取支持，即构成“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民主制”（plebiscitarian democracy）。罗马皇帝恺撒、拿破仑一世和三世、俾斯麦、葛莱斯顿，都是韦伯心目中的“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统治者”。韦伯认为这种领袖是西方理性化世界中政治的唯一希望。参见p.250注1。又请参考Karl Loewenstein, Max Weber’s Political Ideas in the Perspective of Our Time（Amherst, 1966），Ch. IV； Wolfgang Mommsen，前引书，Ch. IV，中译见《支配的类型》的《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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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谓“纯粹类型”（reinen Typen），韦伯通常称为“理想型”（ideal Typus）。理想型是韦伯方法论的关键性概念；它是一种思维的建构，用来整理杂多的经验现象，并借着比较经验现象和理想型之间的偏离或相似，对现象进行描述、分析和排比。它的作用，和今天社会科学中所谓的“模型”（model），有许多相近之处。见韦伯的方法论著作：Max Weber,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89—93; pp.42—43。又请参见前面弗洛因德《韦伯的学术》一文中相关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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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十四十五世纪时，意大利境内各邦纷战，遂有人自组军队，接受雇用，以佣兵身份替人作战。韦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式的企业经营，反映的是新兴市民阶级本身须专注于经济（接上页注）活动，无暇兼军人之职以及军事的专业化。这种佣兵部队的组织者、经理人兼领袖，即为condott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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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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