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58192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09]

1702358193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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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5 德雷克·格利高里，约翰·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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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7 19世纪，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在自然科学的阴影下形成了它们的现代形式。这使我们可以确定出它们之间的许多联系，乃至它们之间的交叉结合。不过，在我们看来其中的大多数结合并不成功。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之间进行了一场有影响的交流，前者关心的是把人文地理学建成一门具有独立完整性的（自然）科学，后者则想将其纳入自己的社会形态学领域，并将其置于社会学这门新科学的更大框架之下。从制度环境和知识框架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彼此不可能简单地相互包容。不过，它们都相信社会集体生活的道德性—目的性，也相信现在所说的“情境性”（contextuality）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同样，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的创始人绝不是社会理论的陌路人。20世纪中期，人们有选择地用他们的著作来把人文地理学重构为一门“空间科学”。冯·杜能（von Thünen）的农业土地利用模式包含一些明显静止的杜能圈，这些杜能圈进入了对19世纪初期欧洲地主与工人之间关系的广泛讨论。在这场讨论之中，生产的空间边际与农业工资之间的关系明显带有黑格尔政治哲学的色彩。等总运费线限定了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抽象工业区位模型，但不久就进入他随后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动力机制的探讨中。尽管这仅仅是一种梗概式的说明，但它仍然把一种具有历史敏感性的政治经济学引入到一种超时间的机械模拟中。然后，这些贯穿在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社会学中，后者同他哥哥马克斯·韦伯的著名研究计划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此过程中，阿尔弗雷德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一种独立的、纯几何学的（或者纯经济的）区位理论的可能性。最后，芝加哥学派所确认的环形—马赛克式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不仅对起源于达尔文一种原生而又不变的“自然秩序”的思考来说是束缚，而且对源于涂尔干的一种基于公共商谈和交往的明确的“道德秩序”的揭示主要来说是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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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199 当然，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的这些交织组合以及其他仍待研究的交织组合远比这种粗略的评论所表明的更为复杂。但是，这些交织组合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而且一些交织组合甚至遭到了系统性的拒斥。“社会”脱离了“空间”，这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二元论。同时，涂尔干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来为社会学营造一个生存环境，把社会学的目标当作是以内在的社会过程来解释社会结构。因此，人文地理学开始以同样排他性的方式被定义为运用内在的空间过程对空间结构进行的解释。用来描述许多“空间过程”的是形式语言体系，尤其是几何学和概率论。这使人文地理学进一步远离了社会理论所使用的迥然不同的日常语言体系。即便如此，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理论基本上仍然继续分享一种自然主义，继续接受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与自然主义存在着最密切的关系）的信条。到目前为止，这些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判，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对这种批判进行概述。但是，我们确实想表明这种批判的一个最重要的效应：因为它可以说对社会理论和人文地理学如何被禁止“通婚”提供了一种解读——这种“通婚”并不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苟合，而是一种公开但又被拖延的“订婚”。令人感到悖谬的是，人文地理学和社会理论只有尽早完全抛弃空间结构分析才能够“完婚”。空间被视为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对人类意向性或社会结构的“编码”或“映像”。这意味着就空间组织被称为空间组织而言，任何对它的解释不得不在一种主要是去“空间的”或者一些人所偏爱的“组构的”社会理论内部寻找。于是，大多时候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构想社会生活的角度是意向性（解释社会学、构成现象学和解释学的领域、“唯心主义”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领域）还是结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领域、系统理论与城市和区域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在最优的情况下，空间结构化的问题域对这些交流来说是边缘化的；在最糟的情况下，它直接被谴责为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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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1 但是，这些互相对立的立场最近在“结构化”理论中的互相贯通重新凸显出来，向具体的回归也随之而来。这一回归标志着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的相互关联作为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出现了一次重要复兴。一系列更广泛的发展更加凸显了这些思想的重新组合：联合且不平衡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这尤其是因为生产的国际化和空间分工的重组；社会关系的结构化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并且阶级和非阶级的社会运动出现了，其中许多是以城市或地区为基础的；日常生活的时空组织出现了转变，这尤其是因为交通、通信和微电子技术的深刻革命；国家对远距离的分散人群的监控能力得到提高。由于这些变化，空间结构如今不仅仅被视为社会生活于其中展开的竞技场，而且还被视为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媒介。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才可以说是面对一个共同的（即使不是经典的）“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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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3 这些不同的发展激起了一系列关于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的衔接领域的重大争论。在本书中，我们只探讨了其中的四个领域：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对这些新分析策略的意义；把空间纳入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之中的一般后果；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空间结构化；时间—地理学及其扩展对一种适当情境化的社会理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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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5 对实在论的关注是本书一再出现的主题。在第2章中，多琳·梅西（Doreen Massey）简要地勾勒了现代人文地理学的演变过程。她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路径：在第一类路径中，事件空间模式的普遍化是科学地位的判断标准；第二类路径认为，科学研究就是找出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中构成的（社会）结构内的“必然”和“偶然”关系。这种对事件与结构的区分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区分，它意味着科学必须要描述这样一些结构：它们的“因果力”在具体的时空环境中偶然地产生出一系列具体事件。在第3章中，约翰·厄里（John Urry）讨论了这些主张的意义。他考察了社会关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市民社会”内部的时空结构化，并且对如下三个领域之间的三重分离进行了辩护：（1）事件在时空中的分布；（2）特定社会实体的时空结构化；（3）不同社会实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时空关系。在第4章中，安德鲁·赛雅（Andrew Sayer）集中讨论了其中的第二个领域，并且强调社会结构内部的必然关系和偶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是确定“空间”对具体研究产生的“影响”。正如赛雅所论证的那样，如果我们想要判定特定结构的“因果力”的影响，就必须揭示出它们的特定时空配置和背景环境。这进而意味着，人为地分离“空间”和“社会”，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重新组合是一种最基本的错误。我们必须彻底摒弃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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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7 但是，在第5章中，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坚持认为，那些倡导这种策略的作者通常不能证明有一些独特的“社会—空间”实体可以成为某一门新“社会—空间”科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他拒绝了四种把“城市”确立为“城市”社会学的独特研究对象的连续尝试：这些尝试把城市当作一个生态社群、一种文化形式、一个资源分配系统和一个集体消费单位。桑德斯进而为他所说的一种“非空间的”（non-spatial）而不是“去空间的”城市社会学提出了辩护。“非空间的”城市社会学并不关注一种所谓自主的城市现实，但仍然关注地方化的一般社会过程的大环境。尽管桑德斯声称“蔑视”任何“使对空间的关注成为社会学话语的中心”的企图，但是爱德华·索雅（Edward Soja）在第6章中主张，社会生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空间性”，然而传统的理论构建却排除了这种“空间性”。索雅极力论证，必须为“社会生产的（socially produced）空间”建构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他相信，亨利·列斐伏尔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进行的一系列干预预示了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理解。在索雅看来，如今围绕着列斐伏尔的许多中心命题正在出现一种真正重大的融合趋势；这种友好的融合吸引并修正了马克思和非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对差别是如此根本的传统来说，接纳空间带来了异常令人困扰的后果。在第7章中，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令人遗憾的是，空间和地理问题在所有社会理论中都遭到了忽视和冷落，因为任何社会理论纳入这一问题都会导致自身的核心命题不再成立。”这显然重新回到了萨克（Sack）对抽象研究和具体研究的区分。同时，哈维阐明了“空间—经济”中固定与流动之间必然产生的一种紧张关系，试图以此构建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在“地区空间”内部及它们之间，一些力量维持和颠覆了生产和消费的“结构化的连贯性”（structured coherence）。因此，哈维在确定这些力量时试图表明，不仅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具有它们自身的地理布局，而且这样一些空间结构（或“修复”）也存在于这些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中，因而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重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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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09 哈维的论文为接下来的许多论文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背景。在第8章中，理查德·沃克（Richard Walker）回到了理论实在论所蕴涵的本体论深度概念。同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层的社会关系包含四“层”的结构规定性：阶级、分工、资本和劳动在工作场所中的结合（雇佣关系）以及资本和劳动在时空中的结合（空间分工）。沃克利用这一图式论证说，只要把阶级的形成描绘成一种“地理过程”，就必须引入哈维的固定与流动辩证法。在他看来，阶级是通过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构建起来的，而这些活动必然使阶级卷入空间的社会使用中（并且通过空间的社会使用构建阶级）。在第9章中，艾伦·瓦德（Alan Warde）考察了另一个“地质学”比喻。这个比喻承诺要揭示社会关系模式化中的“历史—地理”变迁。按照这个最初由梅西提出的命题，连续的积累周期在地理空间中沉积了一层层“工业沉积物”，产生出一种空间分工，而这种分工又被纳入高度流动的资本对利润的持续追逐中。这些不同的沉积层通过某些方式“凝固”产生时空分化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断定，我们可以依据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地方（localities）。瓦德指出了这种简单探索的一些局限：需要阐明每一层中区位逻辑之间的转换规则；需要阐明那些在不同地点产生出不同的政治效应的不同阶级残余之间的结合规则；还需要认识不同于纯阶级效应的地方效应。因此，这使他能够扩展最初的那个比喻，使之包含空间分化型政治实践的生产过程中的四个机制：劳动过程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化，集体消费的地方化以及“市民社会”内部再生产实践问题上的斗争。“市民社会”观念在第10章中也凸显出来。在这一章中，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葛兰西，认为地区与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实践基本上具有共同的边界。对库克来说，阶级关系的比较地理学包括五个基本要素：生产基础、劳动过程、资本所有权、社会关系的具体性和社会制度的具体性。通过对南威尔士进行的个案研究，库克能够表明这些差异绝不完全根源于经济，并且政治传统植根于一种丰富和充满活力的大众文化之中。在第11章中，雷·帕尔（Ray Pahl）研究了肯特郡谢佩岛的各种非正式经济活动及其在“地点意识”（sense of place）形成中的作用，进而强化了这些结论。他表明，“地方政治经济”包含的不只是劳动过程或劳动力市场。尽管他接受了梅西的地质学比喻，但是他还坚持认为，一门合格的“社会地形学”（social geomorphology）必须包括具有空间具体性的社会分工谈判所运用的家庭工作策略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围绕着这些策略形成的文化实践和传统。这种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显然矫正了那些把社会生活的地方纹理与资本的全球重组直接联系起来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尔认可了白兰士所推崇的地点“特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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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11 当然，地点概念在现代结构化理论中正日益凸显出来。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安东尼·吉登斯运用哈格斯特朗（Hägerstrand）的时间地理学来表明社会系统的结构化是如何从根本上在时空中形成的。然而，在第12章中，吉登斯在哈格斯特朗具体阐述的领域之外发展了这些观念。尽管哈格斯特朗的思想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吉登斯认为这些思想既未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行动者理论，也未能形成完整的互动场景组织理论。因此他主张，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比经典时间地理学更严格地审查地点概念。“地点”不能简单地用来指明“一个空间点”。因而，吉登斯引入了“场所”一词，用来表示空间点为社会互动提供背景环境的用途。行动者使用这些背景环境的属性，事实上是行动条件的时空分布，形成跨越时空的相遇。进一步来说，这样一些背景环境具有内在的差异（区域化），并且这在日常社会实践的安排和调节中以及在权力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发挥了战略性的作用。吉登斯对哈格斯特朗的批评与德雷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在第13章中的评论相吻合。格利高里指出了哈格斯特朗早期的空间扩散理论与他随后对时间地理学形式化之间的一些连贯性，并且认为这些连贯性致使他不能够完全明确其问题域。但是，二者之间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哈格斯特朗的扩散理论没有认真地讨论创新所突破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实践体系。该理论受到了经验主义的束缚。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事件序列（沟通和采纳）是通过一种简单的空间形态学连接起来的。相比之下，时间地理学表明了同这些分析程序的一种决裂：认识到时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计量标准，意识到那些制约社会生活展开的相互缠结的因素，并且承认竞争和冲突的突出性。这些变化走向了一种更为严格、全面的情境结构化理论，而这种结构化理论能够符合理论实在论的原则。在第14章中，阿兰·普雷德（Allan Pred）为时间地理学和结构化理论的整合提供了一个例证。他（像帕尔一样）从白兰士那里汲取了理论营养。对普雷德来说，“地点”始终代表一种人类的产物：它总是带来一种无法与社会转变分离的空间转变。个人路径与机构计划在时空中的交织嵌入社会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和转变之中，并且这是与生活方式的沉淀、个人历史的形成和“外部自然”的改造同时发生的。在对18世纪和19世纪瑞典思科讷省圈地运动的个案研究中，普雷德揭示了这种把地点视为“历史偶然的过程”的理论。尽管哈格斯特朗早期的许多著作关注信息的流通，但是吉登斯和格利高里都认为他没有充分地解释对人类主体的知识性。然而，第15章中，奈杰尔·斯瑞夫特（Nigel Thrift）把知识的可得性当做建构一种“情境化社会行动”理论的关键要素，而这种“情境化社会行动”理论再次利用了结构化理论和时间地理学。斯瑞夫特描述了各类知识库在社会中生成和循环的过程，揭示了知识可得性中的时空差异，并因此把这些差异视为行动条件的时空总体分布中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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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13 因此，本书的各章全都同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衔接相关。它们逐步展开并详细阐明了《对立面》（Antipode）、《国际城市和地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和《社会与空间》（Society and Space）等杂志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不过，这些杂志的作者们体验到了吉登斯所说的一种高度的“时空距离化”（time-space distanciation）。本书的目标是将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一部分学术空间缩至最小，为理论研究和经验工作制定一个新议程，从而探索一个全新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共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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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18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1702358010]

1702358219 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二章　空间的诸种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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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21 多琳·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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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24 迄今为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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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26 一直以来，地理“学科”很难处理自身与“空间”和“空间性”观念之间的关系。这个观念非常令人头疼、非常理论化、非常易变。有时，它完全被视为学术分工内部唯一可以声称具有区分意义的特征。有时，它又被斥责为一种盲目的崇拜。正是随着这些看法的反复，理解“空间／空间性”的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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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28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有这种反复关系的极端例子，并且恰恰是那一段历史形成了本文的第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基本内容非常简单，即70年代的激进批判拒斥了事物的空间组织化、距离，或许首先是地理分化的重要性，但是这无论是出于学术上还是政治上的合理原因，都走得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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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30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某个时期，人文地理学或者至少它的核心部分显然围绕“地区”展开。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设置围绕着世界的各个地区：“非洲”“亚洲”和“大不列颠的群岛地区”。研究的焦点是地方、差异和独特性。主要内容是理解这些地方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和如何获得它们的独特特征。当然，这并不总是最复杂的理论工作。相反，许多著作的章节往往简单地开始于地质构造结束于政治。但是，这种研究给社会科学的这个门类所带来的东西是一种独特的要素。首先，它把事物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其分开；试图理解各个环节、关系、综合，而不是只关注分析的某一方面。因此，它关注的必然是独特性。其次，这种研究给地理学带来了它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世界（在非常字面的意义上）某个部分——地点、地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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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32 20世纪60年代颠覆了这一切。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地理学也迎来了“实证主义革命”——特别是量化方法的外观。过去的地区地理学尴尬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学术的大门对它牢牢地关上了。它被视为地理学的黑暗时代。从现在开始，我们进入了真正科学研究的“高原”。这个故事人们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无须赘述。当然，这样一种进展完全吻合那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这是威尔逊主义的时代，是“白热化”的时代，是技术革命的时代，是我们相信通过中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就能拯救全世界的时代。随着城市问题开始进入政治议程，我们构建了出行分布（trip distribution）和运具分配（modal split）的数学模型，在上班途中所花费时间的问题上绞尽脑汁。当然，许多社会科学具有这样的特点。地理学与这些学科共同遭遇的问题都牵涉一种方法——琐碎的因果性观念。也就是这样一种看法：仅仅通过经验规则就可以发现（只要你能进行足够的观察）科学“规律”，是数学（或数学中的问题）而不是现实世界的问题指导了研究的方向。但是，除此之外，这一新潮流还向“地理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事物适合被模型化？所寻求的是何种规律和关系？这些规律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实际情况是，这些方法的汇集使得地理学失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唯有一般和可普遍化的东西才具有科学性的主张使地理学失去了它的核心关注点。在这个壮观的新世界中，人们应该感兴趣的最后一种东西是独特、特殊、具体。这种东西应当由规范化来处理，它是科学事业的一个障碍。这对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来说相对容易，或者看上去如此。无论进行界定是多么困难，它们都有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经济、社会和政治——来研究。地理学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部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没有可以切分和研究的特定社会关系。它拥有的一切，或者似乎拥有的是一个维度：空间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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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34 因此，地理学把自身确立为“空间科学”。它研究的是空间规律、空间关系和空间过程。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可以抛开社会内容研究空间互动的某些原则。在一个不太明显但社会意义更重要的层面上，人们热衷于识别出空间的规则性，渴望用空间因素来解释它们。他们认为，对地理模式的解释是属于空间的，而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内城问题在那个时期越来越突出，并且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证。因为内城具有一种明显的空间规则性。由于假设每一种空间模式背后都存在着一种空间原因，因此，地理学家（也不仅仅是地理学家）运用内城的各种特征（或者研究区位本身的特征）去解释它们的消亡。这或许是当事者由于自身问题而受到指责的最初地理学版本。地理学一方面追求实证主义，另一方面渴求在制度化的学术分工中得到认同。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地理学家和地理学提出了一些大胆的主张——有一个纯空间的世界，有一些没有实质和内容的空间规律，并且有一些可能脱离社会环境的空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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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36 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直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观点。像纯粹空间过程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只有一些特殊的社会过程发生在空间中。内城正在发生的一切——例如失业——现在被认为与其说同城市有关，不如说同工业有关，各个城市是进行越来越一般化的去工业化过程的第一线。城市处于去工业化过程的第一线，这一事实被认为与城市的工业特征（竞争力弱、劳动更加密集、生产率低）关系更为密切，而不是因为城市的地方特征。换言之，就城市变成了时代的基调而言，空间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仍然成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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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38 但是，反过来说，这一观点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仅从学术分工的角度来讲，这意味着地理学被剥夺了它的空间角色。换言之，我们发现，它力图解释的对象的根本原因不在本学科之内。地理学家要么不得不改行学习另一门社会科学，要么站在社会科学的过渡地带的末端，忠实地描述那些属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的结果。学术分工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继续轻松地进行它们的概念性研究，好像世界存在于针尖之上，没有距离，没有空间的差别。换言之，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规律大部分都是无视空间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就意味着空间学科与实质性学科都低估了地理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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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358240 换个角度看，情况也同样如此。随着这种对地理学作用的轻视，特殊性、个体性和地点的重要性也普遍遭到了轻视。20世纪70年代，激进批判的焦点不是我们在周围世界中看到的各种结果，而是揭示它们共同的根本原因。全部的论证不仅要指出空间模式是社会过程造就的，而且要指出它们是由共同的社会过程造就的。这是一个重要观点，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更是如此。内城开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与地区相互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它们相互竞争对于政府和决策者来说并无为难之处。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仅是指出你不能只指责受害者，而且是要指出受害者全都在陷入一种共同的困境中，因而与其在地区政策上竞争，不如为了国家政策而联合起来。因此，重视那些不同的地理结果具有的共同性，这一点过去重要，现在仍然重要。然而，这样做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对地理学重要性的轻视，即轻视地理学的变量、结果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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