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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问题：一门寻找研究对象的二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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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近整个20世纪里，城市社会学在西方学院派社会学中已经作为一门二级学科存在了，有自己的教授教席、专业期刊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这段时期，有人认为城市社会学独特的研究对象（城市）确立了这门学科本身，这就如同社会学的其他领域都界定了自身的具体研究对象，例如家庭（家庭社会学）、公司（工业社会学）、国家（政治社会学）等。然而，也有很多人认为社会学的这些研究领域不仅以确定特定的经验性研究对象（家庭、公司和民族国家）为基础，更以研究这些对象中包含的具体社会关系为基础（例如，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或父母与子女关系；公司内部的劳资关系；民族国家内部政党间的关系、压力集团间的关系和文职人员间的关系等）。既然城市社会学把城市视为其研究对象，因此它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具体研究城市内部特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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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别处更为详细地指出过(8)，在过去70年时间里，确定城市生活所特有的一类社会关系或社会过程的尝试主要有四次。尽管留下了有趣且有益的成果，但这四次尝试都失败了。这些尝试的失败表明，企图把特定的社会过程与特定的空间形式相联系并据此确立与城市研究有关的城市社会学基本原理，也许是徒劳的。这是因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城市已经不能够代表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组织单位。一门部落社会学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可能显得古怪且不合时宜，因为部落作为社会组织单位早已不存在了。就城市社会学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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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一次尝试：作为生态社群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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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及其同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第一次尝试创立一门城市社会学理论，这也许仍然是最系统的一次尝试。(9)帕克认为(10)，城市分析的探究对象是“生态社群”。生态社群与“社会”不同，其特征是，其中的人类自发地进行“生物性”生存斗争，结果导致自身与环境间的功能适应。这样，人类生态学就是对一个基本过程（竞争）及其非预期效应（功能适应）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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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帕克的工作中，他对生物竞争过程的关注与对研究对象城市的关注之间一开始就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体现在帕克显然不能够确定人类生态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独立的新学科，其理论上的研究对象是竞争和适应性，或者人类生态学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对城市的经验性关注。(11)总之，问题在于是否可以根据人类生态学对一个过程（生物性斗争）或一个对象（城市）的关注来定义这门学科，因为这两个主题显然早已不再相辅相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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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生态传统研究的推进，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基本紧张关系显露出来。如果人类生态学被理解为一种城市理论并因此根据作为探究对象的城市来定义，那么我们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其专门的理论关注点就是生物性竞争过程。其实，阿里汉（Alihan）1938年发表的有影响的批评已经表明，研究城市但却不分析文化过程以及生物性过程，不分析“社会”以及“社群”，既不受欢迎也无可能性。(12)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生态学被理解为一种适应性理论并因此根据一个一般过程来定义，那么我们显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它只能运用于对城市的研究，因为生物性斗争几乎存在于人类事务的一切方面。总之，人类生态学的理论关注点并非以城市为基础，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专门指向城市。因此必然的结果是，人类生态学家两个貌合神离的关注点最终分开了。那些仍然致力于城市研究的人继续炮制研究社群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这些论文和专著现在看来都缺乏一致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原理，但是那些仍然专注于适应性研究的人则必须放弃芝加哥学派所特有的对城市的关注，转而发展并运用帕克的理论洞见对适应自身外部环境的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进行功能主义的分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创立城市理论的第一次尝试已经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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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二次尝试：作为文化形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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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早就认识到，社会集合体（social aggregates）的规模和复杂性会影响在其中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如西美尔（Simmel）在20世纪初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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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验会立刻告诉我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必定会发展出维持并提高自身的形式和组织，但一个较小的群体却不必如此。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较小的群体具有一些当其壮大时就会消失的特性，包括其成员间的各种互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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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怎么以其他方式定义城市，城市都显然是大且复杂的（有社会差异的）人类集合体。考虑到这一点，“城市”理论家们已经试图确定那些与城市相联系并且可以根据城市规模和异质性来解释的具体互动模式，就不足为怪了。西美尔自己企图确定一种与众不同的“大都市人格类型”，但是三十年后，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匿名性、肤浅性、易变性和节段性可以解释为聚落规模、密度和混合性的产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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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两种表述的共同问题在于，二者混淆了社会学的规模效应与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文化影响可以更好解释的效应。这种混淆在西美尔的文章中显而易见，因为他将“大都市人格”解释为聚落规模效应（城市特有的特征）与发达的分工和货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整体的一个特征）的共同产物。沃斯的著作中显然也存在这样的混淆，因为如甘斯（Gans）所示，与其将沃斯确认的城市生活方式解释为大规模、人口密集且混合的聚落的产物，不如根据城市人的社会阶级和生活周期来对这种生活方式进行解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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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论证丝毫没有否认诸如规模和复杂性等因素对于社会关系模式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大聚落中的生活通常要比小聚落中的生活隐秘；人口密集的定居点（例如，高层公寓楼）聚集的人很可能会通过保持社会距离来对空间距离的接近作出反映。但这使得要确认一种与众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单纯根据城市特有的变量来解释这一生活方式则相对容易。如西美尔的著作表明，数字的社会学效应研究是一个有潜在成果且令人着迷的领域，但这种研究并非是一门城市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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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三次尝试：作为资源分配系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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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确定独特的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es）的第三种方法主要通过约翰·雷克斯（John Rex）和瑞·帕尔（Ray Pahl）(16)的著作在英国发展起来。他们的工作试图表明城市是独特的不平等模式和社会冲突模式的运作过程，这种不平等和冲突超出了工作领域产生的不平等和冲突。城市社会学的具体任务就是研究和解释“城市管理者”（也就是，诸如地产经纪人、地方当局的官僚、社会工作者等控制“城市”战略资源例如住宅的个人）的行为如何导致城市中的不平等，以及这些不平等又如何成为“城市阶级斗争”的主题（尤其是那些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稀缺且诱人的住宅资源的不同城市群体间的“住宅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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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表述城市社会学的关注点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事关假设的城市管理者的自主性，因为不久就变得很清楚，如帕尔首先表明，这类管理者在对不平等资源分配的任何分析中都完全没有构成“独立的变量”，他们的分配行为实际上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影响并且受到中央政府施加的政策和指令严格限制。帕尔修正了其先前的论证对此作出回应，认为城市管理者（他现在将其视为地方公共部门的看门人）在城市分析中不应被视为独立变量，而应被视为介入或中介变量。然而，帕尔这种论证实际上是将其城市社会学的独立变量转移到了城市之外；城市不平等主要根据私人资本和国家的运作得到解释，而地方管理者的行为仅仅能间接地对其施加影响。因此，帕尔在其晚期著作中几乎不再关注城市管理者，转而思考中央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关系（他根据社团主义理论审视这一关系），这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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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方法的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在许多方面类似，就是如何运用“住宅阶级”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受到许多人批评，一部分是因为围绕住宅问题发生冲突的群体本身并非是“住宅”阶级，而是一些特殊的社会群体，例如黑人家庭或单亲家庭（也就是说，如果冲突是由种族、性别等导致的，那么住宅阶级冲突这种说法是有误导性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群体无论如何不能从阶级的角度被理论化，即便从雷克斯采纳的韦伯主义视角来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住宅阶级冲突这一说法是有误导性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住宅实际上也许并不能代表这些群体间的一个冲突问题，例如，在其与萨利·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后来对汉兹沃斯（Handsworth）的研究工作中(17)，雷克斯发现内城区（inner city）的黑人并不太想要白人地区的近郊房屋，就此而言，谈论那些想要获得各种住房的群体间的住宅阶级冲突是具有误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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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雷克斯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并非是住宅阶级冲突，而是种族冲突；并非是“城市的”不平等，而是种族的不平等。这在其研究汉兹沃斯的著作中已经变得很明显，因为他谈及一个“底层黑人”的发展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尽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学问题，但这显然并不是一个专属“城市”的问题，因为尽管大多数黑人生活在英国的大城市，但就业和教育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并不能通过“城市”特有的变量得到解释。因此，雷克斯对住房阶级的研究与帕尔对城市管理者的研究一样必然要对社会整体中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分析，并且二者的观点都不能为一门城市社会学提供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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