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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融合：空间实践与批判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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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因而出现了重组资本和劳动，从而为新一轮发展打好基础的尝试，在这样的条件下，空间的生产和重组被前所未有地有意识政治化：在对一个回应资本流动性加速和生产国际化所导致的不断变化的地理分工的新国际（地区）秩序的需要中；在上述力量引发的、因争夺缩减的财政资源而加剧的地区和国家斗争中；在为了回应大都市地区空间重组而对地方社群和城市邻近地区进行的动员中；在旨在重新控制自然之生产以及能将其摧毁的武器的激进环境运动中；在女性改变施加并保持男性支配的建成环境设计的努力中。空间性的神秘化短时期内难以破除，但是正在进行的“空间修复”已经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能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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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理论的重构是以空间性在社会实践中日益去神秘化和政治化为基础的。这种理论重构的基本前提是：空间性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而不是社会关系的偶然反映；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场所，因而是这种生产受到影响和逐步转变的场所。先前所断言的空间和阶级的范畴对立已经为一个关于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的转型性观念所取代：具有空间意识的社会角色积极且系统地尝试重构社会生活的包容的空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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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尔对这个空间实践观念的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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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研究的晚期文献已经习惯于依据一个公式把空间理解为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 of society）。这个观点尽管正确地回应了与空间相联系的学科中常常居于支配地位的技术决定论和短视的强调，但却没有充分表述问题……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空间就是社会……是社会的基本物质维度之一……因此，至少在地球上，空间形式同其他一切客体一样，是人类行为的产物。空间形式将会根据既定的生产方式和具体的发展模式表达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空间形式将会在历史界定的社会中表达和维护国家的权力关系。性别支配过程和国家强制的家庭生活将会实现并塑造空间形式。与此同时，被剥削阶级、被压迫对象和被支配女性的反抗将会指定空间形式的用途。这样一种矛盾的历史过程对空间的作用将会依托作为先前历史产物的既有空间形式和新的利益、计划、反抗和梦想来实现。最终，社会运动会不时兴起，挑战空间结构的意义并因此尝试新的功能和新的形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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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具有影响的著作《意识形态、科学和人文地理学》（Ideology，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中，德雷克·格利高里表述了一个关于空间和阶级的类似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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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分析并非由社会结构分析导出因而从属于后者……相反，二者互为条件。因此，空间结构并不仅仅是阶级冲突表现自身的竞技场，阶级关系也在空间中（并且通过空间）被构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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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高里在别处扩展了这个论点，极力主张在努力获得“对境遇性社会实践的充分理解”的过程中，必须完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始于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中，社会生产是一个关键“环节”。这一发现使地理学家转向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然而，必须对此作一个理论补充，这是一个同样惊人的发现：空间结构的形成亦即空间性的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关键“环节”。(55)这个循环的完成要求重新使阶级分析和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围绕一个明确且发展的空间问题域展开，要求承认社会生活的空间偶然性以及历史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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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明确推导出一个中心理论计划，这个计划贯穿于当代围绕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理论融合之中。这个计划的核心是一种依据空间性和我所定义的空间实践所创立的社会行为理论。这个实践导向（praxis-orientation）反过来把三个主要的理论家群体召集在一起，这三个群体迄今相互之间很少联系。第一个群体的组成成员是这样一些理论家，他们继续依靠、澄清并且发展空间性的概念化过程，这个概念化过程起源于法国马克思主义，现在被列斐伏尔（他仍然活跃且多产）和许多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学者推进。第二个群体使英语世界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转向一种针对资本主义空间性、周期性和危机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以对经验条件和经验事件的分析为基础。第三个群体包括批判社会理论家中的“结构化学派”成员以及针对理论实在论的相关批判哲学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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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State，Power，Socialism），这是普兰查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普兰查斯在这部著作中从其对政治和国家的相对缺乏空间关注的分析转向关注资本主义时空矩阵中体现的制度实质性（institutional materiality）。普兰查斯将社会形态（social formations）定义为生产方式存在和再生产的“真正场所”。在这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场所中，各种形式的国家通过其日益增长的专断和分配权力以时空矩阵的形式“创造现实”。(56)在这里也存在一种双向的关系。这些矩阵（他将之概括为“地域”和“传统”）组织和构造了国家行使权力的框架。例如，法律在其形式和抽象的本性中与“作为劳动过程物质参照系的时空”密切相关。(57)法律有助于使碎片化（个体化）变得神圣并且使在地域和传统中创造且日益同质化的社会时空的特定结构合法化。然而，与此同时，国家日益为自身保留社会时空，倾向于垄断组织这些矩阵的手段和程序——也就是这些矩阵确定的权力和控制网络，从而干预这些矩阵的形成。因此，国家塑造了空间性和历史性的物质框架并同时被其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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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矩阵的具体描述中，普兰查斯重新表述了列斐伏尔对于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化的描述，并且重复了他自己的论点，即空间性是生产关系的前提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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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是为了统一，分散是为了构造，原子化是为了整合，分割是为了整体化，封闭是为了同质化，个体化是为了抹杀差异性。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具体化的空间矩阵之中——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已经存在于自身生产关系之中和资本主义分工之中的矩阵。(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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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社会再生产、政治、权力和国家之间的直接关联是列斐伏尔理论建构的核心。利比兹和卡斯特尔以及其他许多目前在宽泛意义上的法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著述的学者的著作都关注这个关联。这个关联也勾勒出一些关键论题，这些论题正在影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对于空间性的当代唯物主义解释以及结构主义的社会理论，这是当前发生的理论融合的进一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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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性、政治和国家作用三者间的相互影响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和地区规划、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连接的部分而言至关重要。这已经有助于通过把城市尺度、地区尺度和国际尺度集中于同一个一般过程和问题域从而消除先前在这三者之间所作的概念划分。空间性的这种综合性唯物主义解释的一个例证就是，一种日益得到澄清和系统阐述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这一理论长期以来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和外部）混淆和争论的根源。不平衡地理发展是资本主义空间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生产关系具体化和界定空间性本身的分工的一个固有特征。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可以说既是媒介，也是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形成的产物，也是二者的生产者和再生产者。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典型模式是中心和边缘，而中心和边缘不是由绝对位置确定的，而是由地方化的生产体系以及这些体系之间的地理关系（例如各种形式价值的地理转移）的总属性确定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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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时间上会出现不平衡，并且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时期和其他时间模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同样会出现不平衡，而不平衡表现在同样可识别的空间性配置和模式中。这些具体模式不是社会斗争偶然的压出品，而是易变的社会斗争产物，是不时打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空间性序列的一部分。就此而论，这些模式卷入了政治和权力关系中并且加强了空间性和政府作用之间的连接。利比兹具体说明了这个与地区性不平衡地理发展有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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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社会经济区的不平衡发展，国家必须注意避免引发那些因过时的生产方式过于突然地解体或整合而可能出现的政治和社会斗争。这是当国家阻碍接合过程（保护主义）或迅速进行干预以消除社会后果（永久替代补偿）时通常采取的政策措施。但是，一旦国内和国际的形势变化有相应的要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赋予国家控制和鼓励建立一种新的地区间分工的任务。这种“计划空间”或多或少会与“继承空间”发生冲突。因此，国家干预所采取的形式必定是设法用计划空间替代现有空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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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够单独完成这种空间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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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与政治和国家相关联，而且与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以及相关的重组努力相关联。这种结合指向了另一个论题，这个论题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及相关方法的当前研究和理论方向：对被定义为“周期化—空间化”（periodisaiton-spatialisation）的时空结构化进行分析。对于记录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性历史序列的基本机制和过程的严谨考察正在进行，这种考察日益清晰并且不断揭示出社会生活的包容性大节律（embracing macro-rhy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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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描述这一理论融合，必须补充介绍另一组重要的参与者。尽管没有明确地对空间性提出一个唯物主义解释，但是他们的著作为空间性唯物主义解释的系统和有效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和理论洞见。这一群体的批判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具有三个总体特征。第一，他们的目的是围绕“对具体社会实践的一种充分理解”（格利高里语），也就是围绕一种实践哲学重新构建社会理论。(61)第二，对于实践哲学的这种探求建基于广泛地批判一些业已将传统社会理论二分的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决定论—唯意志论；结构—能动性；客观主义—主观主义；构建方法—语境方法。第三，他们的重构性批判致使他们进行了某种辩证综合，这种综合坚持认为原来的对立具有真实的张力和相互的偶然性，但是否认这些对立是固执的二重化，并且把这些对立的解决办法建基于受限制但却有知识的人类能动性和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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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严密的解释循环从理论目标开始，到重构性批判，再到辩证综合，最后返回到理论目标，它已经对当代的，特别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社会理论有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解释循环已经逐渐锚定于空间的一个概念重构，这一概念重构将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置于社会生活的时空构建和结构化之中。正是这个特殊的概念重构贯穿于空间性理论当代重构的全过程，把批判社会理论的最新进展引入这一理论重构中，而引入程度在地理思想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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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吉登斯作为一个当前用英语写作的一流社会理论解释者而拥有崇高声誉，他向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转向具有特别巨大的影响。在《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吉登斯将其早期著作中包含的不断演变的结构化理论作了修改，从而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生活的情境（situation），也就是社会生活对时空关系的嵌入，对存在（being）的基本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嵌入。尽管较之空间性和地理，吉登斯更加信任和强调时间性和历史，但是他在其理论表述中一直坚持这样一种逻辑，即保持时空之间的认识论平衡，并且他最近的著作比英语世界中其他任何重要的社会理论家的著作都更明确和反常地具有空间化色彩。这不仅使地理学家，更使那些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地理学家关注吉登斯的著作，而且日益使吉登斯自己卷入当前关于空间性的唯物主义解释的论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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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的批判社会理论建基于两种理论话语的创造性结合，这两种理论话语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对立和竞争：一种是解释社会学或解释学；另一种是结构主义。结构化理论所包含的批判性综合的中心内容是：能动性和结构的偶然相互作用；知识型人类主体的经验主体性、能力和实践意识；以及社会生活的结构规定性所导致的制约和强迫倾向。能动性和结构，意向性和规定性在社会实践中结合起来，而社会实践使社会生活（从日常的到划时代的社会生活）结构化并为它“赋予形式”。然而，吉登斯更进一步把社会实践置于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论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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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理论既没有能够足够认真地对待社会行为的时间性，也没有能够足够认真地对待社会行为的空间属性。乍看起来，社会活动出现在时空之中这一论断是再贫乏和空泛不过了。但是时间和空间都没有被纳入社会理论的中心，二者通常被看做是社会行为的外在环境……而不是社会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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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研究社会理论的方法在很多方面类似于格利高里所采纳的探究“地理解释”的方法。(63)通过对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误导进行的类似的解构性批判，以及对解释学和（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分析进行的持赞同态度的重构性批判，格利高里有选择地结合了“反思的”理论化和“结构的”理论化，认为必须以实践为导向对空间性作出解释，并对此作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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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吉登斯的空间性解释与列斐伏尔的研究计划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相比之下却不是很明显。例如，二者都强烈反对使主体性淹没于一种还原论的范畴结构主义之中，这种结构主义把人类主体看做是文化傀儡，后者只不过是结构的背负者。但是在认识物质生活的社会结构化对人类能动性和实践意识所施加的倾向性制约的过程中，二者都吸纳了一种更为开放的结构主义的某些要素。从日常生活的个体化惯例到资本主义兴起、扩张和生存的较长延续，社会生活可以说是通过能动性和结构被构成，并且在社会生产的时空中被具体化。在吉登斯对于“时空距离化”（time-space distanciation）和权力的产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时空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城市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之表现的民族主义之兴起以及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描述中，他不断重复了列斐伏尔的主要论证，以至于他成为把列斐伏尔的真正思想引入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渠道（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意外结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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