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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资本主义发展的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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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动员和吸收这三个必要环节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格局（historical geography）。没有这些剩余的在先创造和动员，资本的循环甚至不能够开始，也不能够扩张。另一方面，潜在的资本剩余以利润的形式连续生产，同时技术革命导致人们失去工作，这似乎永远会摆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吸收这些剩余而使其不贬值。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需要和吸收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永远存在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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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原始积累依赖于暴力侵占生产资料，这种侵占使资本剩余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同时迫使许多人成为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者。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商人（通过不公平的交易掠夺世界）和高利贷者（破坏地产权并把其转变成货币财富）把财富集中到城市，剩余产品被从农村榨取出来服务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剩余的社会和地理集中。然而，重要的是认识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能够在资本循环外部产生，并且通过各种原始积累和地理集中过程被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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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循环过程的内部也能够生产出必要的剩余。利润能够转化成资本。其实，现在实现利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把过去的一部分利润转变成新的资本投入。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维持资本主义所赖以生存的必要扩张。(2)劳动力剩余的生产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技术变化能够导致失业，但是通过这种机制维持稳定的剩余劳动力储备意味着，技术变化和增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的危机会频繁爆发并不断加深。原始积累、“潜在的”储备（妇女和儿童以及来自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以及人口增长提供了另外一个剩余劳动力来源。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正的人口增长率从长期来看是积累正常进行最可靠的基础，虽然从短期来看，大量的女性成为劳动力也能够满足积累正常进行的需要。(3)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个问题，因为资本家直接控制了劳动力的再生产。资本家支付的社会工资（social wage）会足以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增加劳动力总量，甚至提高劳动力素质。他们会创造各种社会手段迫使工人生育或不生育子女。但是工人的反应不能够确定。因此，劳动力是一种独特的商品。积累动态与人口增长如何相互配合并不能提前预知，并且资本循环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整体关系仍然是一个棘手且可能无法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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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无论怎么生产出来都必须被吸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资本家倾向于进行积累来处理问题，尽管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周期性和偶尔令人不安的不连续性。在两种一般情况下会有不同结果，这两种情况都值得探讨。第一，资本剩余与劳动力剩余完全不成比例，这能够导致前者或后者贬值。第二，在危机期间，所生产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都不能够被吸收，二者因此都会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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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的生产过程并不能够确保二者成比例地聚集在时空中从而恰好能够使它们自身被吸收进一个既定的资本循环中。资本循环所包含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整以适应这种差异，尽管这常常是以彻底的重组为代价。分布不平衡的剩余的自由地理流动性（free geographical mobility）也能够发挥有益作用。但是，还是会出现甚至长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种剩余不能够被吸收是因为另一种剩余的数量和质量不符合要求。要么资本贬值，要么劳动力贬值，但二者不会都贬值。就支配性的权力关系对资本有利而言，长期存在的情况最有可能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过剩，因劳动力贬值而引发的社会破坏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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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种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共存的状况。资本主义将会定期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危机状况，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破坏了其持续增长的能力。因此，资本和劳动力都贬值。难道没有办法避免这种十足的社会、经济甚至可能是政治的灾难？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问：有没有方法能够通过为资本循环开辟新的渠道和途径，以有效吸收这些剩余？我在下文中将证明这样一个论断，即空间替代和时间替代提供了大量吸收这些剩余的机会，然而这对积累动态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接着，我将会继续表明，两种策略都不能够永久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但是诉诸其中任何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改变了危机出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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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通过长期投资实现的时间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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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循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完成。我称此为“社会必要周转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turnover time），也就是在正常的生产和循环条件下以平均利润率周转定量资本所花费的时间。如果单个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比社会平均速度要快，那么他们就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如果一些资本家周转资本的速度不能够达到社会平均速度，那么他们的资本就相对贬值。因此，竞争产生的压力会迫使资本家通过技术和组织变化加快资本周转速度。任何总体的加速（aggregate acceleration）都会释放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由于同样的原因，总体的减速（我们指的是经济不景气、未售出的存货堆积等情况）通常意味着不正常的贬值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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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某些资本必然以慢得多的速度循环，例如固定资本（机器、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和消费基金中的资本（耐用消费品、住房等）。科学和技术的生产以及教育、医疗、社会服务、司法系统、行政部门、法律执行和军事保护的社会基础设施的供给确定了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项目酝酿期尤其长，并且利益回报（如果有的话）的年限长。这种投资依赖于联系当前消费需求，预先创造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我们现在碰到了一种令人高兴的情况，即在资本的循环过程中，这些剩余会连续不断地生产出来。就剩余的吸收而言，有什么能比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形成过程中把它们转变成长期项目更好的方法呢？其实，投资于科学技术，投资于训练（通过教育或压制）工人适应更强的工作节奏以及投资于新机器、交通运输系统、信息系统和分销渠道等，这些都能够有助于加快总的周转速度。一部分资本的循环减速是为了加快另一部分资本的周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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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可能存在一种动态平衡，即这些剩余在创造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被吸收，而这些基础设施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剩余。我认为，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能够自我维持增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也肯定具有这样的特征，即由于在基本生产中生产率日益提高的同时，剩余日益被吸收到社会和实体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维护中，就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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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螺旋发展过程在某一点上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它通常会被一种危机打断，在这种危机中，每个地方的劳动力和资本都会贬值。我现在必须表明这种打断如何以及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必须首先解释，剩余到底如何从当前的生产和消费中转移到对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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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思考一下劳动力的再分配。这里存在严重的摩擦问题（frictional problems），因为过剩的鞋匠不可能立刻成为科学家，而一个非常具有天赋的修路工必要时其实能够轻易变成老师。劳动力的质量并非均匀统一，因而一种剩余通常并不能够立刻在别处被吸收。就业和职业结构的转变必然是缓慢的，这本身能够检验任何螺旋式发展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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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资本的再分配同样存在问题。这种剩余可以作为货币存在、作为商品存在或作为生产能力存在。如果作为特定的使用价值（鞋和衬衫）或生产能力（车床和靴模）存在，这种剩余就不能够直接转变成一条公路或一种新的教育服务。它必须首先转变成货币。这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因为过度积累会导致资本不可能顺利地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一种形态，尤其不可能顺利地转变成货币形态。银行信贷能够逾越这个障碍，但是这一点并不确定。为什么银行信贷不会被用以创造更多同种剩余？如果每个资本家都深刻意识到需要服从“社会必要周转时间”的命令，那么为什么剩余资本会被吸收进长期投资中呢？第二个需要克服的障碍就在于此。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几乎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这个方法就是创造“虚拟资本”——债券、抵押贷款、股票和证券以及政府债券等。(4)虚拟资本把长期的循环过程（例如，铁路中包含的资本）转变成年度收益率。虚拟资本实现这一转变的途径是促进未来劳动产品的股权的日常买卖。收益率有时是固定的（债券），或者根据劳动逐年的实际产出（股份）而变化。但是，收益率完全可以通过与当前生产中社会必要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比较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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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银行信贷和虚拟资本，剩余资本可以从一个领域流动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当某种虚拟资本（铁路股份，政府债券等）的年收益超过了当前生产中的利润率，那么这就会刺激资本从当前的生产利用中转移到未来的投资利用中。然而，这种转移不太可能一帆风顺，因为许多投资（铁路、医院等）具有“块性”（lumpiness），从而必须经过不同的工作周期才能使一个项目投入运营。此外，许多投资的性质，常常使单个资本家无法介入——例如服务于公益事业且难以直接改作他用，因此为了建造铁路、港口、大学和科教中心等基础设施，必须发展新的特殊组织形式（合资公司、国有企业和准公用企业）。如果要确定年收益率变化的清晰市场信号，还必须妥善地组织资本市场。最后，依系于未来劳动产品的投资虚拟性引入了强烈的风险因素、不确定性因素以及人类判断和预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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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中，无数的投资者就如何在一种允许商品期货与政府和公司债务、财产抵押权以及债券和股票等一起交易的金融体制中最佳地配置自己的资本作出决策，而短期循环过程和长期循环过程之间能够纯粹侥幸地实现动态平衡。在这个世界中暗藏着各种各样的陷阱，也就是说判断错误很可能会导致极度不平衡的配置。银行信贷加上虚拟资本也许是一剂魔药，使一切资本立刻变得可转换，但也显然是一种挥发性混合物（volatile mix），能够在危机形成的大火中顷刻化为乌有。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能确定危机的必然性，只能确定通过震荡补偿仍然（至少原则上）可以控制的许多种可能性。危机的必然性必须以其他方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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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所探讨的动态平衡是最平稳和简单的动态平衡。从当前生产中产生的剩余货币资本，加上与剩余使用价值（商品和生产能力）相当的银行信贷一起作为虚拟资本投入到长期项目中。剩余劳动力于是可以就业了。当前生产中的剩余使用价值满足了对工资商品和生产资料的额外需求。存货减少了，而生产能力利用程度提高了。价格和利润得到恢复，对当前生产的再投资重新开始，从而进一步生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而二者又将通过虚拟资本的形成和对长期项目的投资得到吸收。只要虚拟资本的形成量不受到限制，这种过程显然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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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虚拟资本是对未来劳动的索取权。如果要实现虚拟资本的价值，那么对未来劳动的配置就必须确保最初投资的收益率。实际情况是，现在的问题通过订立未来债务合同被缓和了。就问题被缓和而不是被解决而言，动态平衡意味着通过加快虚拟资本形成来进行连续的时间替代。负债量增加，并且未来劳动日益被束缚在合同债务的框架之中（图7.1）。债务总有一天要还。究竟什么时候还取决于投在特定的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但是，加快虚拟资本的形成——螺旋式发展的真正核心——意味着当前生产中越来越多的活劳动不得不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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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发达资本主义的负债，1946—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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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机的形成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过度积累的资本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得到改善的基础设施的）当前生产的正增长变现。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过度积累的资本就会从储存体中回流出来，并与当前生产中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资本储备。虚拟资本进一步形成的能力不是遭遇劳动或资源制约因素的瓶颈，就是遭遇既有基础设施中资本循环的瓶颈。在基础设施报废之前，这种循环一旦受到干扰，这些设施就会贬值。通常接踵而至的危机使每个地方的剩余都将遭受贬值。第二种可能性是，储存在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没有变现且贬值了。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原因看起来是当前生产中生产率的滞后（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短缺），而这与合同负债量有关。因此，贬值集中在负债上。这些负债贬值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即因为货币化（通货膨胀）而贬值；也可能是个人的，即因为私人合同债务得不到履行而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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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长期有多长？如果把过度积累的倾向延续至未来，那么危机就可能被延缓很多年。但是危机越往后拖延，虚拟资本就越多，过度积累问题本身会受到压制而越严重，从而最终的危机会越深。但“最终”并没有确切的日期。即便在危机过程中，负债也能够被重组，债务期限也能够延长，从而避免立刻产生全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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