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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资本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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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资本所有权的流行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集中的过程带来了一些规模非常大的产业资本企业，其中最大的企业——例如鲍威尔·迪弗兰蒸汽煤公司、格斯特、基恩和内特尔福德钢铁公司——如今成为中型的跨国公司。尽管具有这种明显类似的集中趋势，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煤炭业和钢铁业截然不同的资本来源和运用。在煤炭业中，早期资本（到1875年）主要来源于地方，而且规模较小。也就是说，采矿活动通常由当地的小资产阶级（店主、律师、教师）进行，他们集中自己有限的财力，适度地投资于合资经营的一家采矿公司。当所开采的煤层靠近地表的时候，这样一种投资可能相当有利可图，不过技术知识的缺乏意味着这样一种开采模式往往会效率非常差、生产率也很低下。一旦开采必须深入地下，外来的业主和经理必须购买或发展英国老深矿煤田——例如达勒姆——发展的技术和工程专业知识。因此，在维多利亚／爱德华时代晚期，资本化水平成倍增长，但是这类资本主要来自业主的个人资产（净利润、私人借款），而非依靠发行股票，(19)所有者本身越来越非地方化，有时还是来自国外。在此期间，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往往变得愈来愈疏远、缺少家长制、矛盾重重，最终导致1926年的总罢工，其导火索是煤矿工人反对减薪和延长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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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冶铁业以及后来的炼钢业几乎完全是由个体的、非本地的资本家创建起来的，其中一些人由于投资不列颠其他地区的钢铁制造而拥有金融和技术资源；另一些人则为农业或商业中获得的盈余寻找出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竞争阶段，这两类人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银行大量借贷，补充投资资本，收购竞争对手濒临倒闭的公司，或者仅仅用于经营。当19世纪晚期钢铁业发展停滞时，英国钢铁业从英格兰内陆地区向南威尔士沿海地区大规模转移——出口贸易由此能够得到更有效的管理，为钢铁业提供了进一步的外部刺激。只有这一地区西部的马口铁业仍然是由当地资本创立和所有，连这也仅仅是存在于有限的范围内，尽管有一家地方所属的公司（理查德·托马斯公司）后来在该地区的钢铁工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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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煤炭工业发展初期，对劳动力的家长制控制常常与小规模的地方资本有关，但却随着工业的集中而日渐式微。在钢铁工业中，特别容易见到家长制的地方是比较分散的小型马口铁厂而非大型钢铁厂。然而，我们不能把它看做是规模大小与隔离状态的简单结果，相反煤炭工业中的家长式控制可能是19世纪初地方所有者对深刻的阶级冲突——“苏格兰牛”和其他新生的工人阶级组织等机构就是代表——的反应。同样地，后来钢铁业中的家长制也可能强加给了早期非当地的铁器制造商的继承人，当时他们对待工人的粗暴态度导致了严重的暴乱和随后的军事干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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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应该注意，这两大产业中的资本所有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国有化。这主要反映出：（1）重工业资本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失败；（2）以政府对持续私有制度的支持的形式来维持其利益代表的做法失败；（3）无论是家长制的还是公开对抗的劳资关系战略都未能削弱有组织工人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4）在战后重建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力量更普遍地认识到向工人让步作为和解基础的重要性，否则积累的恢复将难以为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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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具体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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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重工业地区是存在典型工人阶级的核心要素的地方，但是与这样一些构造相关的实践的发展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22)因此，所有这样的地区不可能都具有清醒的阶级意识、明显的组织团结性和工业斗争性的传统。我早已指出劳动过程的变化对阶级内部社会等级化的重要性，并且这很可能是阶级自主和阶级顺从相互区分的必要条件。在这一节的后半部分，我打算探讨具体社会关系的其他根源和界定这些社会关系的实践——这些实践具有更偶然的性质。但是，我首先想考察一下工业化南威尔士从它作为重工业地区的黄金时期到20世纪上半叶结束时的一个特征：独特的性别关系。其他类似的地区也可以归纳出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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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煤炭业历来不是只使用男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南威尔士情况确实如此。1842年的《矿场法》规定女性不得从事地下工作，但是该法的执行程度和力度却存在相当大的变化。后来，女性可以从事拖煤车、洗煤和搬坑木等地面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工作全部由童工和老矿工来承担，这表明并非是工作的艰苦程度迫使女性放弃这项工作。地方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到了工资收入，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在煤炭业之外的领域尤其是运输和军火行业可以获得报酬更好的工作。这些是对南威尔士煤田雇工之所以排斥女工的最恰当的解释。当时，对男性矿工来说，主要的问题是非熟练矿工尤其是童工涌入采矿行业。史密斯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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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现实的贸易保护需要对熟练技工型矿工的推崇，然而事实上，快速提拔年轻人极大地削弱了学徒期的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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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所写的是1910年的南威尔士，而在麦金太尔看来，1921年之后这种压力仍然可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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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清除劳动市场中那些压低工资的因素是符合男性矿工及其手下人利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童工有一部分时间从事地下技术性工作，这样就使得矿工能够以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工会制定的资深条例保护了老矿工，保证他们在年老时可以从事较轻的工作。女性是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替代来源。在女性不适合成为矿工的父权制论证的掩盖下，她们属于被废除的类别。(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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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煤田区的钢铁城镇中，女工的状况完全两极分化。虽然在工业发展早期，女性与男性并肩工作尤其是从事非技术性工作，但到20世纪初在工业区的中东部，她们几乎从钢铁业中消失了。然而，在马口铁工业集中的西部，女性不断加入生产工人的行列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口铁工业分散在轧制和切割钢铁的小手工工厂。经过处理的铁片被浸入装满液体镀锡材料的大缸，然后用于罐头制造和家用器皿工业。女工从事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工序。铁条被切割成可使用的规格之后，就会变成锋利的铁片，随后在工人手中以相当快的速度滑动或传递。女工唯一的防护装备就是一副厚重的防护手套和一双工作靴。可以想见，对于被锋利的铁片划伤或被灼热的铁片烫伤等工伤，这些装备只能提供有限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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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威尔士西部，女性并未被排除在重工业之外，有趣的原因之一是那里没有像东部那样的移民压力。工联主义运动尚未充分组织起来，并且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家长制的。然而，工业还选址于南威尔士的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种族特点和语言特征仍然最具威尔士的特色。就此而言，它还拥有最强大的新教传统。我们由此可能以为，如此“保守的”习俗将会完全拒斥妇女从事上述工作，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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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会组织化相对薄弱、家长制盛行、劳动供应并不过于充裕的南威尔士的一个工业区，女性并未脱离危险的重体力工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劳资关系对立的情况下，对女性工人供给的控制是男性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一个源泉。这种能力的基础是：资本终究不能直接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相反，劳动力是在家庭中生产出来的，并且本身受资本控制而非纯粹由资本的需求决定。通过雇佣女性来降低平均工资率，资本能够使工人们一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工人依靠工会保障机构来消除工资率降低的根源并争取家庭工资是明智之举。当然，倘若父权制不是性别收入差距据以成为一种适当惯例的条件，有组织的工人根本就不会对此问题一筹莫展。总之，这似乎让我们对如下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家庭劳动分工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27)如果说有区别的话，至少就南威尔士而言，女性回归家庭是有组织的男性工人针对收入减少而斗争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家庭工资的制度化，女性回归家庭由于能够加强了家庭中的父权制关系而得以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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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点涉及女性作为斗争性工会支持者的角色，尽管她们受到家庭的限制。她们在家庭之外的自信使她们对自己在家庭中的默从地位提出质疑。麦金太尔以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为例所提到的父权制力量似乎是一个合理（即使有所偏颇）的解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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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南威尔士工业环境中决定具体社会关系的因素时，我们还特别关注其他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历史的因素，关系到在吉登斯的“时空边界”中或不同社会关系模式——独特的生产基础在相同、追求利润的市场交换和生产总关系下的表现方式——之间转换的性质。这种转换的一个关键标志是“乡村”和“城市”范畴之间的差别，前者的生活形式会贯穿于后者的社会实践之中。让我们举例说明，南威尔士的第一波城市产业工人主要来自一个以动荡、激进主义和平等主义习俗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这些特征源于：（1）农业生产的性质；（2）民族语言的联合和分化；（3）大众的宗教不满；（4）限定相对不充分的阶级统治关系。试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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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政收入来自销售待肥育牛和桶装咸黄油。然而，如果没有公牛配种，农场就没法饲养可供销售的牛犊，也没有可供生产黄油的牛奶。可是饲养公牛成本很高，只有面积达到60英亩（或以上）的农场才能够饲养。6家农场中有5家都达不到所要求的面积，因此5家农场要依靠一家农场的公牛来配种。配种的报酬并非是现金而是干草收获季节的劳力……方言……表明人们是用贵族、农场主和雇工三分法来看待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农场主和雇工）都是与贵族相对的普通大众，被分为三部分的社会似乎变成了两部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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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正是由于土地贵族和所有小农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小农的主观的阶级成员观念难以确定。即使少数比较富裕的农场主与不那么富裕的小农之间存在特殊的差异，这一结论也同样适用。前者拥有各种资源（可能还拥有收入），从而为非现金的季节性交换关系奠定了基础；后者依靠那些资源，但却以集体形式的共同劳动力来支付。从客观上来看，由于农场主和雇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重要买主，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此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阶级。于是，在客观上，从大多数迁徙到南威尔士煤田的早期移民中产生的阶级体系是一种贵族和小农的双阶级体系。从主观上来看，就小农阶级而言，虽然存在财产的差异，但是各个阶层之间的障碍决不是排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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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后来平等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具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对于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拥有土地的阶级相对缺乏毕恭毕敬的态度；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在与更熟练或至少地位更高的矿工相处时，缺乏训练的工人并不愿意默从。我们再次将这些实践与北方大煤田的实践比较一下。在后者那里，煤矿业再造了先前农业经济的整个阶级结构。这是一种三个阶级的体系：同时是煤矿主的土地贵族、雇佣工资劳动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无产阶级。这种阶级体系内的半封建的服从和依赖结构为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等级化提供了基础，正如唐顿所指出的，(30)这正是东北地区煤田工人阶级文化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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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士的阶级限定不充分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语言和宗教问题的相互交织。农场主和雇工说威尔士语，而贵族（尽管属于威尔士民族）通常说英语。与此同时，另一种分化集中在宗教上，它把两大阶级集团分为新教徒（农场主和雇工）和圣公会教徒（贵族）。这两个强大的集体认同基础同时对意识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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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语）是普通大众的语言，因为它已经纳入他们自己的习俗之中。教会已经成为他们的公共机构：正是他们提供了精英，并且近百年来已经形成一种和谐的理解和含蓄的认识，因此他们（普通大众）能够进行某种控制。毕竟，这就是他们是新教徒而非圣公会教徒的原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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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就像统治阶级与其从属性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重要决裂一样，这是一个清楚的迹象。在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解释中，来自农民的乡村知识分子充当了贵族霸权的接力者，而威尔士的乡村知识分子则积极地削弱贵族的霸权。当这种文化转而进入城市—工业的环境中时，激进主义通过各种复杂的方式得到缓和。尽管无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要是威尔士人，但是自由主义的改革主义政治表象从制度和语言上取代了工作场所中的家长制社会关系。然而，一旦宗教的忠诚随着工业化规模的逐步扩大而衰减，从贫困而又冲突不断的农村地区就涌入了大量讲英语的新工人，从而加剧了由于价格和工资波动而产生的劳资冲突。随着社会主义思想和人物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煤田地区以往和谐的阶级关系在20世纪前十年里彻底地分崩离析了。(32)如果这种与威尔士特性的决裂为煤田地区日益恶化的社会动荡和冲突创造了条件，那么特定冲突的导火索就无疑来自交换和劳动力再生产（不是生产本身）领域而非文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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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煤炭和钢铁市场（美国和欧洲不断扩张的重工业、帝国海军舰队和商船的燃料以及拉丁美洲铁路的燃料）的独特性是造成当地社会关系具体性的第三个因素。这样的市场不同于爱德华时代其他世界煤田的市场，并且它们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关系中无法避免的供求波动。我们知道，这两大产业实施了浮动付薪制。这同样有助于解释1898—1926年南威尔士工业区的激烈冲突。长达六七个月的罢工和停工并不罕见，一些工人被列入黑名单，每隔一段时间一些工贼都会被招募。尤其当煤矿主试图（取得一定的成功）建立公司工会时，工会化本身也充满了问题。几乎每一次冲突都围绕着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因此到1926年英国唯一一次总罢工时，上述斗争已经变成了南威尔士矿工提出的一句精炼口号：“不加一分班，不少一分钱。”到这一时期，尽管家庭和社区之间的持续流动跨越了地理上的鸿沟，新教、自由主义的乡村威尔士与激进、社会主义的城市南威尔士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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