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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第十一章 资本重组、地方政治经济学与家庭工作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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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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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的资本重组正在使城市经济和地区经济发生迅猛的变化，这如今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看法了。(1)在那些曾经寻找“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中，这一点已经带来了关注焦点的进一步变化。(2)早期的争论现在已经改变了关注焦点，不再关注由空间所界定的地方区域的误置形态（misplaced concreteness），转而关注在社会学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由政治所界定的国家。(3)然而，对国家的这种关注——强调国家通过提供集体消费手段的方式成为“对日常生活进行操控”(4)的源泉——相对短暂。(5)英国和美国摒弃公共开支的过程，或者用更加时髦的术语来说，集体消费的再商品化，重新强调了市场机制以及个人工资——而不是社会工资——的重要性。同时，跨国公司的增多鼓励了一种新国际分工的发展，因此资本和劳动在地方上更可能是一种合作而不是冲突的关系。(6)倘若环境不再完全合心惬意，工厂可能离开国家的威胁能够产生一种明显的去激进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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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林尼（Szelenyi）主张更准确地分析这种资本重组的地区意义。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当然并不只有他追求这样一种思考方式。(7)在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论文中，梅西概述了与重组过程相关的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后果。但是，正如她可能最先承认的那样，这并不是强调不平衡发展本身的新颖性——历史地看，那不过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事实而已——而是根据对不平等的更广泛的理解，尤其是从阶级和性别关系的角度强调重组的重要影响。(8)于是，相对而言看到如下状况并不意外：都市圈内部地区之间出现了去中心化，而地区内部则出现了边缘化。英国和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工作如此重新分布的特点反而较少受到重视。正如梅西所指出的，这些工作更可能被分为半熟练或者非熟练的工作，经常出现在分厂中，更可能获得很低的报酬，而最重要的是，它们可能是妇女所从事的工作。不仅工人在资本中的相对地位可能降低，而且性别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在制造业中，男性雇工的下降部分地对应于女性雇工的增长。然而，这些国内的变迁恰恰表明了地区之间在操作和影响上的变化。正如梅西所言：“地方经济的结构可以看做是新的‘一轮轮投资’的连续沉积‘层’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些沉积‘层’反过来代表着地区在更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分工中所连续发挥的作用。”(9)她指出，同一“层”（“layer”）或者“同一轮的投资”在不同的地区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因为它接触到的可以说是早已存在的不同结构，其中每一个结构都是一组不同投资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产物。进一步来说，这些地方结构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所有来自外部的影响，而是反过来能够与这些外部的力量进行不同的相互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区别地调整或修正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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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里、里斯（Rees）和其他学者对不同地方和区域环境的研究证实并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梅西的研究。(10)这种研究非常重要，并且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质疑这种分析方式的重要性和力量。空间重组意味着社会重组，并且对地方劳动市场的分析需要详细思考薪资工作模式：工作的报酬、技能、级别，以及工作是全职还是兼职或季节性工作等。一些地区严重依赖地方资本；另一些地区更严重地依赖国际资本：排列和组合可能高度复杂，并且不同的组合需要不同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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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重组的地区意义的分析可以延伸，更明确地包含土地、财产和地租以及资本、就业和所有形式的工作乃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动。地方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会涉及对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历史性理解，比如地方土地市场的发展。绝大多数所谓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只是适度的社会学兴趣所在——特别是这些分析大部分局限于表面记录的全职或兼职雇佣劳动关系的时候，这一点布莱克伯恩（Black burn）和曼恩（Mann）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1)获知一些种类的就业不断上升或其他种类的就业不断下降，这显然是重要的，但是了解本地区其他资源也是有重要的：为其他产业或就业形式提供滋生土壤的雄厚实力，兴建或改善住宅条件的可能性，非正式支持网络的力量以及其他解决问题的手段。这些都只是其中一些的重要因素，如果要对资本重组的社会结构内涵作完整评估，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上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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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为复杂但也可能更加合适的分析模型应该关注工作和就业的各种形式，并且把不同领域的不同受众的想法和争论整合到一起。有一组争论主要集中在家里所从事的工作，即习惯上被视为“妇女的工作”以及被描述为家庭工作的那一类任务上。能否从根本上将剩余价值再生产的手段恰当地概念化，这一争论一直如火如荼(12)：争论通常是关于识别抽象层次上压迫的源头以及探求理解某一社会形态性质的潜在含义。但对于各种工作形式的变迁，却鲜有人问津：同样，资本重组带来了薪资工作模式的改变，所以家庭工作的模式也在变化。的确，格尔舒尼（Gershuny）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表明：花费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总量和参与正式雇佣工作的程度之间是一种负相关。(13)这里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若妇女做全职工作，家务活就没有人干或者男性就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争论固然是带有经验性质的，但是正式经济与按照性别的家务分工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梅西以及其他的学者指出了资本投资的层次与性别关系之间的关联，但没有把他们的分析延伸至市场的问题，而那些关注市场问题的学者也不经常将他们的分析延伸到地方的或者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在英国，用“劳动力储备军”这一术语将妇女的就业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动态结构联系了起来，这是正确的。(14)但是，因为就业环境对于其他的社会范畴已经变得不再可靠，这些概念也就逐渐丧失了它们原有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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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于“储备军”的详细分析当然并非没有好处，但是没有人试图解释这支“储备军”在不同地区的规模和构成，也没有人试图将这与重组争论系统地联系起来。此外，相对而言，这里也没有人试图系统地将家庭分工的重组以及雇佣之外的其他工作与正式经济中的结构变化以及不断变化的家务技术联系起来。要这样做，可能要先区分不同的工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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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第一个领域中，社会工作关系是由正式劳动力需求的建构或决定方式所决定的。雇佣劳动可能被记录或者不被记录，可能受到保护或者不受保护，同时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政府行为的调整或节制。在工资和薪酬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地方，无论工作是否被正式地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实际的社会工作关系可能没有多少不同。在这个领域里可能存在着小商品生产，以其独特的社会工作关系而存在，这种小商品生产又同时有其未曾明言的、更为黑暗的一面或隐秘性。这种隐秘性雇佣劳动和小商品生产有多少被准确地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任意的，取决于当时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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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工作的第二个领域包括家庭内部所有成员本身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消费，不管决定这些活动的动机模式和做与不做的限制模式如何。这里要强调的是谁从事工作以及在哪里从事工作。这基本上是一个自我供给（self-provisioning）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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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个领域涉及所有通过以及为其他家庭成员展开的活动，不管他们之间有联系与否。总的来说，这种工作并不依赖于报酬，或者即使是依赖的话，这种报酬也并非严格地建立在市场原则基础之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商品和服务按照互惠的原则交换，在特定的地区，这种互惠原则特别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然而这里的关注点仍然是这些活动，不用考虑动机模式或抑制模式——在这些模式下工作还能不能进行。工作在这里是由独特的社会关系及其所处的地方情境来界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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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领域既不相互排斥，也不应该和明显的自然情境联系起来。很明显，小商品生产常常发生在家庭中，而互惠式的交换则发生在正式的工作场所。然而，作为更清晰地理解在不同领域产生的所有工作形式的一种方式，这三个领域之间的分析性区分是很重要的。其目的就是为了理解家庭工作的三个领域是如何联系以及在独特的环境中，整个工作系统如何与资本重组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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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 非正式经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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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林尼已经涉及非正式经济的问题，把它当做“替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选择”。由于只存在一种经济模式，所以这种立场往往站不住脚，尽管那种唯一的经济模式的部分收益并非总是全部地被记录在国民账户上。如果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被记录在国民账户上，那么他们可能得到较少的收入和保护（这也是讨论“隐性”或“黑色”经济时的一个共同话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收入和保护。尽管如此，没有被登记的工作很明显是不能被公开地计算的，因此排除了对那些弱势群体的至关重要的保护。非正式工作中的特殊及“微弱”联系从长期来看会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15)，但是这也可能涉及不对称的权力与依赖模式。未被登记的工作的范围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在集中研究资本重组的区域影响时，没有对此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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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正式工作与正式登记工作的增长是否不成比例，存在大量的分散且不成体系的争论。(16)这种争论常常涉及同样的过程，简直可以运用到任何形式的非正式工作。不过，我认为不同的方面还是分开来考虑比较好。下面就拟以英国为例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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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经济中非正式工作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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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各种就业形式的保护性立法、强制的退休金发放以及工会保护使得雇主不会对他们的雇佣行为负完全责任，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其次，对于个体经营者和小商户来说，降低税收的门槛以及对服务和商品购买征收增值税大大地刺激他们不公开自己经济活动的水平。在劳动关系和税收方面，国家参与的变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导致了未登记的或者此前称之为“隐性的”薪资劳动的相对增长。“隐性的”薪资工作机会关键取决于一个既定社会形式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在英国，资本的集中程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家庭资本主义几乎被消灭殆尽，即使有些地方还有家庭资本主义存在，也只是七零八落地发展。一些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在接纳外来移民以及高度自我开发型的小型家庭企业，这些家庭企业一般涉猎诸如制衣、制造业这样的行业以及像餐馆和快餐店这样的服务业。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家庭资本主义这一领域独自欣欣向荣，其中许多企业并没有公开或记录在案。(17)尽管这里有一系列不同种类的工作可以被归结到“非正式”的名下，但是就其自身而言只存在一个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带有一个货币体系和一个银行系统，所以没有必要再假设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给它贴上“非正式”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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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庭自我供给的非正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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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付钱的非正式工作之外，家庭中一种不用付费的自我供给型工作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有许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首先，工人在正式经济中工作的时间不断减少，这给他们提供了看似“空闲”的时间来从事其他工作。(18)这使得他们可以兼职第二职业，但是这个职业不能被称作“非正式”工作，除非它是没有公开的（第二职业绝非是违法的，并且是被正式登记在国民账户上的）。利用空余时间兼职现象的增加同时带来了家庭所有制、便宜有用的动力工具以及其他自助设备的发展。此外，在正式经济中，小规模的家庭维修费用持续上涨，这也成为这类家庭工作的强大经济诱因。(19)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人都感到他们自己可以更好更多地完成一些辛苦一点的工作，然后他们对自己可以运用某项工艺或技术以及增加了自己的财富价值产生一种满足感（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绝大多数家庭财产的个体所有者是不得已通过抵押协议来保持其财产的）。由于制造业中存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家庭日益提供其他的商品和服务。随着新装备的使用，资本可以转化为劳动力，还可以提供更便宜的商品或者服务，这样就会有及时的赢利和其他的美事。这里没必要试图对每个消费者作持续的、详细的成本效益分析，每个消费者自己也不可能都来做这些计算。无论如何，这无疑将强烈地刺激制造业部门设计出更加有技术含量的适合自我供给的辅助设备。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鼓励人们自己生产商品，提供服务，这更廉价，但是在未登记的家庭生产中肯定会耗费更多的时间。这种家庭自我供给的增长对于正式经济当中的某些服务和设施有互惠的作用。例如，洗衣房和剧院的数量会减少，自助式商铺之类的商店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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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影响着非正式工作的范围以及发生率，这些久而久之会在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类型之间发生变动。一部分中产阶级目前已经形成一种价值观念，他们会认可“有益于身心健康”或者“健康型”的家庭制作的面包、果酱或者啤酒，还有烹调自家园子里生长的水果、蔬菜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及诸如制陶、木器加工或者编织这些既动手又美化家庭的活动所带来的愉悦。有点悖论意味的是，这些本来曾经是穷人应对贫穷的方法。例如，制作果酱或者养鸡，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富人阶层所接纳。他们寻求一种更加“自然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在盗用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使用的却是高端的技术。正是这种力量似乎可以促进电子家庭的发展，它已经产生了强调工艺产品价值的效应。资产阶级对于大批量生产的抵触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反映出针对穷人的必要活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拆卸一个汽车发动机或者生产一个大型机器都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展现所谓的男子汉气概，而这也许不是雇佣劳动所能够再提供的了。所以，正式部门中的去技能化必然对应非正式工作中的再技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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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济衰退的影响可能会鼓励那些既有时间又有资源的人，在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减少时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生产出更多产品，提供更多服务。因此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相同的总趋势被一些评论者看做是穷人比例在不断增加的一个应对反应(20)，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反映出人们更加富裕，拥有更多空闲时间以及更加技术化的技能和资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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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之外地区之内的非正式的互惠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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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种非正式的不付钱的工作，这种工作不在家庭中产生，却和自我供给相关联。这包括为邻居和朋友所提供的互惠式服务，这种工作的波动显然与正式经济的变化有一些关系。因此，如果有小孩的妇女能够找到付钱的雇佣工作，非正式的支持网络的价值将有所增加。此外，如果失业者能够挣到超过四英镑时，他们将会按百分之百缴税。这强有力地鼓励人们通过帮忙而不是通过获取现金的方式建立起一种互惠式的支持。政府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一些社会福利以及设施的公共供给减少会导致更多家庭间的互惠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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